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祖父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那次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对外祖父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54年对他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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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夫妇1980年在永安南里寓所 |
庆祝会后，我们在家中备茶点以示祝贺，而他仍像往常一样，淡淡的，并不显得兴奋。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日记中也没有记载。往事既已如尘，喜也罢，悲也罢，《好了歌》里说
得明白：“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一切毕竟全都过去了。
尽管对1954年的事有了正确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我的外祖母先此去世，没能赶上那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刻。外祖母在1982年2月病故，此后外祖父的独居生活相当沉闷。他虽口称“要过一种新生活”，但奇迹并未出现。除看书、写字，偶尔让外曾孙租个小三轮车出去吃顿饭之外，极少社交活动，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苦痛压在心底，在言谈话语中，却从不流露。我们只有从他1982年2月21日所写五言诗中，对他那时的心境有所了解。那是他的内心的独白，也是他生活的写实：
独语犹对话，耳聋不待闻。
是处皆怅触，堕泪人未悉。
谁言此境恶，我道殊非劣。
既无食旅扰，更较病坊活。
出门将安之，何如守故室。
守之亦何为，惺惺又寂寞。
良朋友嘉言，“料之无戚戚”。
（末句为圣陶和诗也）
我们家人都力图使他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所做的一切，徒劳无效。他不愿做的事，绝勉强不得，所以也只有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一切由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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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0岁生日与曾孙在一起 |
他往年的生日过得很简单：十几位近亲到家中拜寿，中午一顿较平日丰盛的家宴，已成惯例。然而，九十大寿毕竟不同寻常，照例应是大办一下的。但对一向不喜排场、不愿为自己的事给别人添麻烦的老人来说，大办寿筵显然不会同意。因为，如果大办，邀请范围将扩大到海外、港澳，以及上海、杭州、德清等地，如此兴师动众，他绝不会赞成。可是，若沿惯例，将缺少寿庆的所氛不说，还会把众多亲友拒之门外，这也不好。于是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把邀请范围局限在40人左右的至亲好友之中，生日午宴就订在距寓所步行仅需10分钟的贵阳饭庄。尽管方案有了，他也同意了，但我们并没有安下心来，因为在夜深人静时，常可听见他莫明其妙地大喊：“我要死了，不过生日！”我们都担心到生日那天，他会突然犯蹩扭不肯露面。于是商定，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便由我出面作说服工作，因为在家庭众多成员中，我似乎是他最信得过的人。
是日，老人强打精神，整整一个上午，在客厅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无论辈分大小，在给他拜寿时，他都坚持要站起来还礼，这也是他从不倚老卖老的一贯作风。更为有趣的是，从寓所去饭庄，他乘坐的是租赁来的、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小型三轮车，由他的外曾孙韦宁蹬着，缓缓行去。路人恐不会想到，坐在那辆“嘎吱嘎吱”乱响的破旧小三轮车上，穿着一件旧中式大棉袄的老头儿，会是一位世界闻名、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文学家和红学家！自有这小三轮车可以租刚以来，他多次近程外出都靠它。有一年的八月半去玉渊潭公园赏月，也是用这辆破车，虽不够“派”，却也潇洒自如，另有一番情趣。由他的第四代人驾车，这之中的天伦之乐，更不是人人可享受到的呢！
下午，家中备茶点待客。生日蛋糕定做得很漂亮。在过去，这是他很喜欢的食物，但那天，只象征性地吃了一小块，也未在客厅久坐，略与客人们寒暄了几句，便回卧室去了。
九十寿辰的纪念活动，在家人和亲友们通力协作下，隆重而又圆满地度过了。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气儿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说，“过了九十岁就死了。”那时我们自然以为那只是呓语，谁料想此话成真！
九十寿辰后3个月，1990年4月16日，他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左侧瘫痪，距第一次发病整整15年。病发突然，来势很凶，也没有任何预兆。他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经诊断，大夫要他入院治疗，虽神志不清，仍连连摇头，像过去一样，坚决不肯住进医院，只拿了些药回来给他吃。当时的情况，我们都以为他会不久于人世，日夜轮流守护。人虽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仍足“旧习不改”，对必要的治疗，一点儿也不配合，不肯按时打针、吃药、急坏了一家人。说来也怪，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日后，居然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这时，我再次动员他去住院，却又遭到拒绝。
病中的老人真是可怜，他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弹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让人帮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为不使他因久卧病榻而引发褥疮，每天坚持把他抱起来几次，坐到书桌前去吃饭，饭后他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他真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却不然！
他牵挂着“写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我叫到床头，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钱的壁柜，用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碎语对我说：“拿出……拿二百元钱出来。”我不解其意，迅速把钱拿出来，送到他眼前。“送……送给写文……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给谁？”我附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他却反应不过来，只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于是我把能想到的，和他相熟的写文章的人一一数念给他听，当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就……就……给……潘……”我终于弄明白了，紧捏着手中的二百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二百元，这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状态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该有怎样的价值啊！
待潘耀明回信向他致谢时，他已不记得，只是呆望着对他讲话的我。就由他忘记了吧！我们却永远不会忘怀，不会忘记那二百元钱中所寄予的希望、关怀和深切的爱。
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头。这桩心事，在病后第三个月，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在连续服用“大活络丹”两个月之后，他的病情略见好转：那不健全的大脑，又有了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思维。他经常在清晨醒来，然后要陪夜的男佣抱他到书桌前坐下，边吸烟，边与男佣“闲谈”。有一次甚至拿笔为男佣写了几个人名，他们是：叶圣陶、顾颉刚、冰心。为什么要写，不得而知，或许是说与他们相识？还是想起了与他们交往几十年的友谊？
自6月中旬开始，他每见到我，便总是重复地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这话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写什么文章？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呢？
不久，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语句含糊，很难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了：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人吃苦头的《红楼梦》！此后，话越讲越清楚：“文章由四个人写”，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看这意思，是要来个“集体创作”了。但到底要写什么，还是弄不清，无论如何不会是要我们重新写作后四十四回吧？不管怎样大声地问他，也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他那时的大脑思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反应极其迟钝。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把我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40回！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多次提及。在访问香港时便有人问：“有人说后40回是高鹗续，有人说是曹著，俞老看法如何？”他回答：
我看是高鹗续作。后40回文字上是很流畅的，也看不出很大的漏洞，但关键是人物的观点和内在思想明显看得出来是和前80回不一样。但高鹗还是有功绩的，毕竟是把书续完了，而且续得不错。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多次提及此事，他说：“现在的评论，把曹雪芹和《红楼梦》捧得太高，好像没有任何缺点，其实不然，你细读前80回，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而且，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但你说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我问：“你是说他江郎才尽了？”他笑了笑说：“我只是有这么个念头，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说高鹗很了不起，你知道有多少种续书的版本吗？惟有高鹗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如果只有80回，《红楼梦》是否能有现在的影响都很难说。”“但是，像黛玉劝宝玉读书，求功名这样的描写，让人看起来还是很别扭的。”我说。他摇摇头：“看来你是受了我的影响。续书中败笔是有的，但不要求全责备。高鹗若不做这件事，别人做会更糟，是你来续？还是我来续？反正我续不出！再说，前80回就没有败笔吗？”
谈活结束了，他没有说更多。但可以看出他晚年对后40回的一些认识。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人魔的极端。
外祖父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一首绝唱。“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他还对我母亲这样说。
那将是一部除他之外，无人可完成的巨著！
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不公正的批判，如果没有动乱的10年，如果为他平反的纪念会能早些年举行，如果……
我相信他定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我不知道在天国的他，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地认真、执着。当我望着窗外绵绵秋雨的时候，时常虔诚地祈祷，那不是他洒向人间的“一把辛酸泪”。
（摘自《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