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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

2007-01-01 15:40:00 来源:书摘 王得后  我有话说

我终手活到退休了。什么叫“退休呢?退出人生舞台?退出社会?现在是普天之下都在嚷嚷“老人社会”,惊呼那负担的沉重,可怕,简直到了不堪重荷的地步了。这使我猛醒到.一个劳动者辛辛苦苦动一生之所值,原来只够他劳作的岁月的活命之资;成年以前,“在家靠父母”,老了之后,“出门靠朋友”了。两头都是靠别人养

活的寄生虫。

我不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老话。所以在不惑的年龄大惑,在知天命的年龄回顾茫然。我也不信来生,轮回,只是有时想到火化,有一点紧张:不知道痛不痛?总之,我不相信命运。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闪念,蓦然回首,却发现从未成年前记事起到这休矣,原来是五个偶然在改变着我的命运。

第一是父亲的胆怯。

现在是有了黄埔同学会了。“假设”父亲不死,当然也是这会的一个会员,我儿时在故乡老屋的昏间阁楼上,翻出过一本大概叫同学录一类的东西吧,上面有许多小照,一律戎装,其中有他。也见过现在电影里有时露一下的他们每个同学都有一把的那种短剑,仿佛记得那是用来“杀身成仁”的玩意,像旧时大官身上的什么珠子是带着剧毒一样。我的确记得,偶尔高兴他哼哼过“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曲,说是“校歌”。如果记忆不算数,那么,目前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史料》的书,我好奇地检阅,还真看到了他的姓名,果真如此。

我从记事就不喜欢他。因为什么?跟着感觉走。一解放懂事就僧恶他。这回,不言而喻,因为他的反动。

他的反动,不仅在北伐中没有认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而且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竟忘了“兵败如山倒”的格言,竟不知国民党气数已尽,竟重新穿上军装,组织一群乌合之众,从有名的拿山口退人井冈山区。的确是乌合之众,一天清早起来,几声炮响,加几声“叭??”,他们就一哄而散了,于是只有一两个外人,几个亲戚而当兵的跟着他。夜行昼伏,在崇山峻岭中东躲西藏。我是独子,十五岁,传家宝,被带在身边。

我也紧张,不记得有恐惧。一天,父亲决定带我一个人逃出去:出江西,过湖南,下广州,走香港。于是化装,于是苦等天黑。

天黑以后转移住地,不记得走了多久,不记得打尖,不记得投宿,只记得没有人盘查,没有人阻拦,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说是要出永新县界了,父亲犹豫起来,就在要和护送他的卫士,一个土生土长跟随他多年的卫兵分手,他独自领着我赶路的时刻,他决定返回。他知道藏在山里是没是出路的,也不可能长久,他曾念叨躲过冬至就好,他常计划怎样化装走什么路出逃,这都是我记得很清晰的,特别是那个“冬至”,为什么走到界边又返回了呢?一定是胆怯,不敢冒险吧?

这是我“长在红旗下”的关键。“假设”父亲在途中被发现,被逮捕,我会怎样呢,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假设”漏网,像他的上司,同僚,部属,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四十年后既往不咎,竟然衣锦还乡,我又会怎样呢?我是谁?

中国的圣人,是差一点就相信“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至于个人的命运,至少对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性,圣人更其铁定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一言定终身”的礼教。而这“一言”,有时候甚至于可以是“戏言”。

解放军终于在1949年那个寒冷漆黑的冬至前一刻的夜里,将在深山大沟东躲西藏的父亲一行六七个人搜捕归案,不几天解到县城,分两拨关押,父亲、母亲、我,算是一家,关在一幢民居的小洋楼里,房门外就有荷枪的战士看守,没有起居规定,也不禁止交谈;来访是没有的,一日三餐照送,方便由战士押着如厕。但我才十五岁,又病疮,行动不便,比较自由,也就是看守得不那么寸步不离。

这样过了几天,一次我方便回来,在房门口,那位看守的年轻战士,我至今记得他的样子,比我略高,少年脸庞,瘦小的身上穿着鼓鼓的棉衣,背着步枪,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年纪小,还可以去读书,不要怕,不要跟他们走。

又过了几天,将母亲和我转交给了地方。坐了几天班房,放出来了。

在县城住了_二些日子,为的等父亲的消息。当将他解往省城的时候,母亲带我回到老家,原先分散的两个妹妹也回来了。

这时我念念不忘那位解放军的话:我可以去读书。我向母亲提出来。也许我从初中一年级就只身离家在三四百里外的地方读过书吧,自然,也因为喜欢我的老舅――我母亲的亲舅舅,

还有我的舅舅在省城,旧历年也不愿在家里过,我就只身回到了南昌。原先学校发给我的“应变”证明书丢失了,南昌一中不让复学。我只好报考。考上了南昌二中,因为没有学历证明不让报到。那时还没有取缔私立学校,那是只要钱不要学历证明的。我于是进了私立赣省中学,那时又没有毕业即失业以及择业的问题,一个学生也就是按部就班准备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干部。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成了干部。“假设”解放军战士没有对我说那句话,“假设”我不信或将信将疑,疑惧参半,迟疑不决,一过年就是春耕,就是减租减息的斗争,我在家庭里是惟一的男子,长子,想走也走不掉的。我将是另一个我,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子承父业”,“父债子还”的传统,不要说我这一代,就是再有两三代也不能淡化,消解吧?

凡是五十年代走过来的学生,开大会拉过歌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喜悦,革命的无上权威,人应作忘我贡献的激情,大概总不会忘怀的。1953年高中毕业。考试即将结束,报名已经开始。说不懂事自然不对,说真懂事似乎也不对,大家沉浸在紧张兴奋的情绪里,计划着未来,那时候大学生源不足,动员大家参加高考,而且只要考试,十有八九都会录取,只是取第几志愿的问题。而且据说北方中学毕业生少,不许报考南方的大学,南方中学毕业生多,鼓励报考北方的大学。我们正是可以全国满天飞的一群。何况又是百废待兴,百业将举,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高潮。考理工,干实业,是潮流,也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心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新民谚,虽被批判为落后、错误,但在大家的心里,依然生机勃勃。

谁也没有想到师范。

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校长,一位不久前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中年男子汉召集应届毕业生训话了。

训话很简单,说全校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是无知;连一个学生干部也没有报考师范的,是没有觉悟,落后。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师范是培养干部的摇篮、“母鸡”。没有师范就没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没有干部,没有干部就没有一切,还有什么建设,要大家重新考虑报名,号召学生干部带头报考师范。

石破天惊,当头棒喝,说什么都对。没有考虑的余地。我是班长,又是学生会副主席,专管学习的,我不带头谁带头!只是苦思苦想学师范学什么专业呢?在中学教数理化,觉得没劲。

虽然喜欢外语,教中学外语又有什么呢?于是想到,要学好外语,先是学好祖国语言。这才心安理得。

9月开学。当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到之后,胸前戴上“新伙伴”的彩带,实在是喜气洋洋,自豪得很,骄傲得很。不错,师范很重要。不错,师范是重点。光我们一个班,这一届就招了二百五十多呵!大会小会都说前所未有,而且和平门外的校舍太小了,加上辅仁大学的校舍也不够;在新街口豁口外盖新校啦!

我似乎迄今并未后悔过,我学了这中国语言文学系。

1957年毕业,穿过狂风暴雨,带着浑身硝烟,祖国统一分配,把我分配到青海。我至今不懂,青海分明在祖国大地的中部,腹地。全国的中心点,不是在甘肃的兰州么?青海,充其量不过偏西一点罢了,去青海,为什么叫“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呢?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祖国,过去是以孝治国,后来似乎像是以口号治国。一个时期一个口号。一个口号一场运动,一个运动一阵轰轰烈烈。轰轰烈烈过后,如暴风雨洗尘,大地干干净

净,而口号永远漂亮。

我到青海的时候,正大办学校。每个厅一所中专。我在交通厅的公路学校,大跃进没完遇到大饥荒。各个厅的学校大合并,先是十几个合并为两个,不久又合二而一,成为一个。在“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青海而来,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青海而去”的口号下,把学生都欢送回了老家,江苏或者浙江。教员改行的改行,守业的守业,走的走,留的留。留下来的吃野菜,喝糊糊,无所事事,打牌跳舞。精神会餐,南北佳肴,有时开个神仙会,过的倒是神仙日子。

倏忽之间,到了1962年秋天,天津市派来工作组调干部,赋闲的教员们人心振奋,满怀希望,不但将有工作,而且将离开青海。而且将回到内地。

学文的人倒霉了,天津市不要,只要学理工的,人事科长穿梭于学校与宾馆之间,有时还抱着一摞一摞档案;传开一个一个消息:谁已经定了,谁还要研究,学校里的空气也流动起来。

9月25日下午,突然有电话找我,我却偏偏不在,记不得干什么去了。晚上传开了一个奇闻,说是当天下午调干的公事已经办完了,人事科长在宾馆和天津工作组的组长抽烟,喝茶、谈天,准备告辞了,他忽然看见茶几上放着当天的《青海日报》,上面登着我纪念鲁迅先生诞辰的文章,指着对组长说,这作者就是我向您推荐过的语文教员。组长心一动,表示可以见见面,电话就是为此打来的。后来是科长又急急忙忙回校取档案,到晚上,终于敲定破例捎带上要我这个学文的。

其实,惭愧得很,那文章幼稚了,题目可能都不通,叫什么《(呐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出集子照理应该找出来收下的,终于没有。是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少作”,但有什么可悔的呢?没有它,我还没有今天这个样子哩。1962年报考北京大学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省教育厅就没有通过,我大学毕业以后心怀的梦想,刚刚被打碎了的。人的一生,也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待到1976年,竞同王瑶先生朝夕相处,着实享受着“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欢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乱哄哄地大联合了,我所在的第一轻工业局机械工业学校像青海省公路学校一亲,又完结了。这回不是学校和学校合并,而是学校和工厂的一个车间合并,不是合并成一个学校,而是合并成一个工厂,叫第一轻工业局第二机械修配厂。教员,那时有一个蔑称叫“臭老九”,完全合乎革命的逻辑,统统到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实质就是改造。我分配在热处理车间,从安装炉子,控制箱,打地脚螺丝开始,学习一门新的劳动技能,自己养活自己,不再靠工人、贫下中农养活了,重新做人。

三年下来,俨然一个老师傅了,可见“人过三十不学艺”到底是俗人的俗见。一天,为了一个什么技术问题或协作问题,头头想起了旧财经学校,想起我和他们的语文组在革命前有过交流交际,派我去联系。大难不死,故人重逢,拘谨中透着亲热。正事没有办成,临别,对方给我一本李何林先生新近的报告《鲁迅的生平及杂文》。

当我读完李何林先生的《鲁迅的生平及杂文》,我为他担心了。一些“批倒批臭”的观点,他依然故我,他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忍心他重蹈覆辙,我给他写了一封提出具体意见的长信。

我的目的不在讨论问题,更没有以此认识李先生的意思。我没有写出通信地址,不想李先生回信。

然而李先生的回信来了,说:“来信奉悉,承您花去不少时间提了宝贵的意见,甚感!将来修改这份讲稿时,当参酌修改。”又说:“鲁迅杂文,有些篇确实难懂(有些篇的某几句难懂),我对解决那三种困难的想法,是对一般读者说的,希望他们不要有畏难情绪,是可以逐渐解决的。叫一般读者怎样办呢?只能就他们能做到的提一提。您提的这条意见很好。”还说:“信封上的地址(丁字沽、一轻二机修)太简单了,我怕此信寄不到。望告详细地

址,以便《鲁迅杂文选注解》下月出版时寄上请提意见。”信写于1972年12月26日。

一个月后,过春节的日子,李先生回信提出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不敢想的问题:“第二次来信收到多日,迟复为歉!从你的文学修养看,是可以从事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在机修厂是搞技术劳动,还是搞政宣或其他文字工作?为什么分配到机修厂?能写个履历给我吗?愿不愿意教文学理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专长;津市大中学校都缺大量教师,因为我不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和过去情况,根据来信,想起这些问题。”(着重点原有)

这真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从此,李先生为我四处介绍工作。他不相信我说的,像我

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没有人要的。,他甚至亲自带我去见他的学生,单位的头头。

这样过了三年,他终于决心以七十二岁高龄奉召就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新创建的鲁迅研究室主任。并把我带到身边,为我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

1976年3月8日,我收到李先生的来信,全文如下:

德厚同志:

读鲁迅诗札记已收到。挂号邮件须派人到西四邮局取,以后可不挂号。

已决定调你来。你父亲虽有那个问题,但你一向能划清界限,还是很好的。可能最近即发调令,先作来的准备,不必外传,也不必问,静候通知。接调令后,可以准备几天即来。买得火车票后,即将车次、车厢、到京时间,打一电报来,以便派车往接。如届时无人去接,可雇出租汽车拉人和行李,拉到西皇城根北街二号东楼(即最后一座四层楼)三层。11路电车从火车站过平安里,就是这条街的北口。行李和书总有五六件吧?坐人的小汽车不拉,须另雇板车。

3月7日

你是现在调成的第一个,可能不会再变动?

今天抄写这封信,我才发现,李先生没有署名,很奇怪,为什么呢?

3月17日傍晚,我去一位同事――朋友家辞行。他们根本不信,我拿出调令来,才说:怎么打了一个“闷雷”?一起开怀大笑,又说:送行的饺子生日的面,正好吃饺子,坐吧!师傅和我喝了一晚啤酒。

第二天中午过后,我肩扛手提铺盖卷旅行包,走进了鲁迅研究室。饭后正在休息的室秘书王昆同志等三个人又吃惊又欢笑的情景,依然鲜活地闪现在眼前,的确就像昨天的事一样。

(摘自《垂死挣扎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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