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的红花》，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上映。
《天山的红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审的剧本。荒煤看过后为其中表现出的浓郁生活气息感到兴
他们还参观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会见了政委张仲翰，这位豪爽的老军人告诉荒煤一个“秘密”：退休后他要把开垦石河子的事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到时一定请荒煤帮忙拍成电影。荒煤连连点头，甚至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论起剧本的情节来。那时，荒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红花》就是老友崔嵬最后一部闪耀着独特艺术风格的影片，而与荒煤一见如故的张仲翰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那场灾难彻底地毁灭了他的创作梦想。
是夏衍的一封电报把他从西域畅想中惊醒，电报上赫然几个字“立即回京”，使他预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赶往北京，离开前难忘的一幕不断地浮动在眼前。
那是5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代表团。荒煤临时接到通知赶往人民大会堂，已经迟到了，毛泽东和客人已经开始谈话，他只好被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不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
毛泽东又讲：“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他曾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过毛泽东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主席记忆力这么好，可事后回想起来，却越发弄不清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搞了十多年电影呢，还是不满意自己搞电影？
毛泽东这时不顾外宾在场，问起文艺界整风情况来了，荒煤告诉他，大家正在学习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
毛泽东立即不高兴地说道：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说着他自己就真的举起了双手）我那个《讲话》，可就是不执行！”
后来，毛泽东与外宾谈了一下别的问题就结束了会见。当他站在门口向外宾挥手告别时，荒煤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是否要求和主席谈谈电影的实际情况，可一想起他那举起双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气。他只是回头仰望了一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由于身边老有一位矮小的护士陪衬，就显得更加魁梧――怅然地离开了。他甚至天真地想：为什么，主席不能像
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样多找些文艺界的同志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事后，每想起这件事，毛泽东那双高举起的双手就在他眼前晃动，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头顶。
北京等待着他的果然是一场大的风暴。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就接连两次对文艺界作出了批示，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况，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
毛泽东对周扬也流露了不满。一次，在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时，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枷《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8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来是打了报告要修改的，为什么又不让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这时，他已经顾不上想了。
电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轰击的桥头堡垒，夏衍、荒煤同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齐燕铭因为是党组书记也跑不掉。此刻，周扬还在努力紧跟毛泽东的思路，积极地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北国江南》是一部表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影片，“七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责，说影片中女主角银花双目失明爱流眼泪是宣扬人性论、人情味，歌颂瞎了眼的共产党员，是政治上的有意讽刺和歪曲，还恶狠狠地要将片名改为“瞎了眼睛的共产党员”。康生莫须有的借题发挥，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影片的剧作者阳翰笙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在他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着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问罪行动。
《早春二月》是编导谢铁骊受到“新侨会议”的鼓励，在艺术上努力实现突破的一次尝试。影片开拍时已是“大写十三年”口号开始流行的时期，无论是影片的创作者还是批准拍摄的荒煤都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部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影片描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艰难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谛的过程。谢铁骊独具一格的艺术追求加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的精湛表演艺术以及和导演风格一致的摄影、美工，使影片的艺术水平达到十七年电影艺术创作的高峰。
影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关注。他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影片中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而影片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20年代的社会情景，仿佛使他们又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
正是因为怀着对时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们和创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亲自阅读柔石的小说，同意改编；分镜头剧本中多处经夏衍亲自修改；荒煤又从始至终参与意见，甚至连主人公肖涧秋头上的帽子都颇费斟酌。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批判文章，全国立即开始了对《早春二月》的讨伐，有文章记载，“当时在放映该片的电影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影片博得如此声誉，以至于外国观众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电影票，而且发觉这的确是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讨伐的声浪越来越疯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二百多篇。批判的语气不容许有任何商榷的余地，罪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传统；一条是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
事情还只是开始。8月，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这是张春桥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陈路线，他的这个论调，把批判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际上，他们正在有计划地一步步地勾画着轮廓，把矛头指向最后的目标――所谓“30年代黑线专政”。
文化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加班加点地运动着，周扬在极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尽可能地控制批判范围。他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主要是检查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最初，荒煤还进入了部检查领导小组和批判电影理论小组。他一方面在部党组内作检查，一方面还尽力支撑着工作。周扬的大人苏灵扬是中宣部负责影协整风的联系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1960年影协成立起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由夏衍担任）谈话时提出，影协整风主要是30年代问题，如夏衍出版的论文集有吹捧30年代的文章，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观摩30年代电影问题……司时，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论文集和赵丹的回忆录、阳翰笙的剧本选集等。
8月下旬，文化部党组接连不断地开会，几乎每天上下午不停。荒煤在会上作的检查，重点放在30年代方面，仍然肯定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电影事业取得的成绩，肯定1961年新侨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电影三十二条起了积极作用。虽然没有人敢叫说，但显然是为了再次发生类似江青把中宣部未定稿的文件送交毛泽东的那种情况，苏灵扬通知影协，只印发公开发表
的文字材料，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一律不印发。一次，影协印了翠明庄“出气会”的材料，荒煤立即设法让人追回。
根据周扬的意见，荒煤在影协提出按照以下四种情况检查工作：1．有一条与党对立的路线；2．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3．在资产阶级进攻下，一个时期动摇了；4．一贯执行党的路线。文化部党组在分析影协究竟属于第二还是第三种情况时争论不休。谈到工作上的错误，每一个人都在真诚地检查自己，极力地挖掘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每一次会议，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沉重和难受。荒煤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那种难堪的情景：
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1976）
中宣部急切催促着文化部与文联各协会要在9月结束整风，下去四清，协会可以关门。刊物可以停办。这些做法后来都被指责为阴谋蒙混过关，以免触及到中宣部“阎王殿”的总根子。8月，电影界在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几次大会，批判电影问题。苏灵扬通知荒煤，说周扬的意见这种大会容易流于形势，走过场，要停下来，就立即停止了。在电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荒煤还是肯定了十几年来的成绩，不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他的检查被认为
是强调客观，没有从政治上找原因，总的印象不好必须重来。连他在30年代的创作也被找了出来，认为是无病呻吟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仅仅是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承认了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实”。
9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红色宣传员》剧组主创人员时，谈了对电影、戏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文化部热心宣传封建主义的东西，实际还不是反社会主义、反党，本质其实是一样的。荒煤一向非常敬重总理，这些话对他的震动绝非一般。
9月15日，彭真把党组成员找到家中进行了一次谈话，荒煤在《不能忘却的纪念》中接着记述了那天的情景：
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开会谈整风问题，汇报整风检查情况，燕铭刚开头讲了几句，说了一声：“我有罪。……”接着就失声哭了起来。彭真同志温和地批评并且安慰了他，说他这样一个老干部不应如此，不能说什么有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还说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有缺点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彭真同志还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说大家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文化的，都是要向天安门那个方向走的。不过有的人说这条路近，有人认为那条路近，也走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走到天安门这个方向来了……
彭真的讲话使荒煤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有一天，他和齐燕铭谈心，还批评燕铭那个有罪的说法，甚至激动地讲，“我们就是有多大的错误，也不能说成心犯罪嘛，你那么一哭，好像这罪确实很严重！”燕铭脸红了，连声嘟哝着：“是书生……书生气！”
不用说，彭真和他们的谈话后来被说成是一次阴谋的大黑会。
来自上面的压力仍在不断地加重，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时，康生发问：“荒煤检查（指公开式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说，因为准备要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开始，所以还没有让荒煤检查。康生不放心，紧盯着：荒煤一定要检查！这时候毛泽东在一旁插话道：
“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时，荒煤已经熬过了7年的牢狱之灾，是周场在一次谈天时告诉他的，虽然当时并没有传达，但荒煤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感到了走投无路的重压。9月28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谈话，口气也起了变化，批评文化部检查不够，夏衍是不是顽强抵抗？种种迹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经到了最后头头。
9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协的检查中终于承认了电影犯了路线错误。但还是认为是认识问题，“身首异处”的问题。按照周扬提出的四种情况，他勉强把自己归为第二类。
整风并没有像中宣部预想的在9月结束。10月下旬，周场派的工作组由肖望东、刘白羽等人组成，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通知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一天，刘白羽约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荒煤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这是周扬的最后一招，试图舍夏保陈，但荒煤拒绝了合作。
12月，江青再次挥舞大棒，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阿诗玛》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全国开展批判，电影已经成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扬宣布由刘白羽接管电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虑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终于有了时间在家里写东西，但要写的只有一件――检查。他每天呆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常常从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习惯了丈夫整日不着家的张昕，看着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不安。终于有一天，荒煤拿着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纸给张昕看，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跳人眼帘时，张昕惊讶了。虽然同在一个系统她从来很少过问丈夫的工作，但有一点她是有数的，荒煤从来是认认真真地为党工作。望着已经疲惫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问：怎么会是这样？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质恐怕就是这样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还是违心的。
1965年1月22日，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后，荒煤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作出了正式检查。
他的长达3万多字的检查中主要分几个部分，一是从历史的发展论述电影是怎样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自己为推行修主义路线所制造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慨念化；强调听谓电影的群众性，要满足各阶层人民的需要。他详细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对此进行批判时，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没有丝毫理论说服力。三是在贯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时和地方党委发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进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风，终于以齐燕铭、夏衍、荒煤被免职调离文化部而结束。在“夏陈路线”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带上了“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之类的帽子。整风，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达到高潮的时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册。
（摘自《燃烧的是灵魂》，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