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生：一场全国平民的大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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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海选”现场 |
一出超级女声，4亿多总决赛观众，数以千万计的短信投票，15万报名参与者，广告报价每15秒11.25万，冠军的广告代言费7位数，演唱会出场费20万，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首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60000……
美国《时代》周刊说，李宇春等“超女”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所带来的震撼已经超过了自身。”
虽然没有“超女”明星的幸运和大红大紫，15万参加比赛的“超女”也在2005年体验了一把追梦的快乐，正如“超女”节目的主题歌词所云：“想唱就唱”，“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地自我欣赏”。
“超级女声”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众娱乐节目。任何想参加比赛的女生，只需填写一张报名单，无需交纳任何报名费用，便可参加海选。
面对评委的批评，有选手反驳：“我唱得不好与我参加比赛有什么关系？”
杭州赛区一个女孩把一首歌开头第一句“爱……”唱成了“海……”，评委打断说：“你改词了”。女孩反问：“我就是要唱成‘海’！我才20岁，我不懂什么是爱，我要唱成‘海’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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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报名现场 |
“我知道呀。”“超女”回答。
“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走音么？”黑楠接着问。
“我爸我妈都说我走音走得很厉害。”“超女”非常大方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来参赛？”
“走音和参加‘超级女声’有什么关系吗？”
以上对话是黑楠转述给超女另一个评委夏青的，他想从后者那里征询良方，以对付下一个快乐的走音者。
20世纪80年代生具备重在参与、勇于表现、追求快乐的气质，她们身上的自我与主见，让那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评委们诧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果。
给人印象怪怪的夏青，把参赛的小女生分为几类：自己想当明星的、家长希望女儿当明星的、家长逼着来打消明星梦的、跟同学一起来过把明星瘾的。
个性、自主，是这一代超级女生们的标签。凉粉――张靓颖的歌迷；玉米――李宇春的歌迷；盒饭――何洁的歌迷：荔枝――黄雅莉的歌迷……
62岁的拜宝玲是“盒饭”，这位河南农业大学的退休英文讲师是“6进5”录制现场35人大众评审团的一员，也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她是郑州赛区的50强，“海选”时唱《我爱你，中国》和《我爱你，塞北的雪》，62岁的她往返要坐26个小时的硬卧。之前她喜欢的歌星是戴玉强和宋祖英，现在她是铁杆“盒饭”。她甚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就是超级女声。”……
早在5月初，成都赛区的众多选手在熊猫城报名，报名的人绕了三个圈，也就是说，有2到3公里长的队伍。为了能让这4万多人参加海选，成都经济电视台成了“自由市场”。电视台前排队的人群，常常引起交通堵塞。为了众多超女的安全，电视台专门请来了一位交警。
“见过幼儿园小朋友放学排队过马路吗？他（交警）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先让车停下来，领一批超女过马路，然后再送另外一批超女回到路对面，每天10个小时。
在海选现场外面，5元的化妆、快照和凉面、盒饭，供不应求排着长队。比赛的主持人和评委常没时间吃饭喝水。
作为海选评委，乐评人科尔沁夫每天平均要听600到900人唱歌。而且这些选手选唱的曲目雷同率极高。每天他都会听到100遍左右的《欧若拉》，200遍左右的《遗失的美好》。以致于听到最后，《遗失的美好》这首歌也被他遗失了――现在，他已经完全不会唱这首歌了，本来他是会的。
在《趣评超级女声――一个评委的惨痛记忆》里，他如是写道：“本来很熟现在熟透了的三首：《Lydia》：只能用一个围形容――悲剧；《童话》：我愿变成童话中，你爱的那坨东西。这首歌现在真的很红，可大多数超女唱得真难听；《一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后，我都不想再听这首歌了。”
随着“玉米”、“盒饭”、“凉粉”等“粉丝团”的日益壮大，身为成都电视台经济频道项目中心副主任的胡晓吃惊地发现，从统计的收视率来看，超级女声的收视率竟然超过了近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54岁的出租车司机老陈一到周五就停了车在家看超女，为此每天大约损失了200到500元的收入。他说，从80年代初的《霍元甲》、《射雕英雄传》，到早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还没有这样迷过电视。
黄薪的表演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播出，这位选手身着红色漆皮衣裤，用自创的夸张舞蹈动作旁若无人地表演，宛如在开个人演唱会。唱到高音，她第一次没唱上去，还没来得及开口请求重试，“再来！”评委常宽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镜头上看不到另外两个评委――他们已笑翻在地。第三次才唱完高音的黄薪在镜头前没有表现出一点担忧，反而若无其事地要评委面前的饮料润喉。这些镜头被原封不动地搬上了电视，黄薪因此成为近4万名海选选手中出镜时间最长的，那些声嘶力竭的片段也被剪成了宣传短片。“红衣教主”已经成为网友称呼她的固定封号。
“超级女声”在晋级比赛中采取淘汰赛制的方式，一次次的“待定”、“PK”、“投票”，选手之所以被淘汰，是因为观众发来支持她的短信数量少于其他选手。即便没有投票的观众，他们或与朋友热烈评判，或独自在心里衡量着每一个选手的素质。而且他们一边“选美（人美或声美）”，一边也在“选丑（同前）”。很难否认，“选丑”带来的快感大于“选美”。
“超级女声”凸显了普通人和明星之间的差距，如果不是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她的缺点会因为普通人的身份而被忽略或者原谅。但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缺点被电视无限放大，而舞台的淘汰规则，又会随时把你从万人之上打回普通人。
2005年，中国年龄最小6岁，最大89岁的“超迷”们用各种方式吸引评委注意时，不经意间形成了一场全国平民的大狂欢。
草根对精英的悄然颠覆
“想唱就唱，想说就说”，前者指的是海选歌手的无门槛，后者指的是观众评判的决定权。
老百姓自娱自乐，跟明星不搭界，大众自己就成了明星。这是超级女声的精髓。
犹如网络上发生的――任何人都能发表文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中心，写作和发表不再为专业写手垄断；在超级女声里，任何人都能唱歌，都能成为明星，而明星与观众之间再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在这点上，此间传出的电影明星徐静蕾成为超女纪敏佳的粉丝，可谓意味深长。
超女节目极具现场感和原生态，相比那些经过精心剪裁、突出明星们一贯光辉形象的传统节目，正好适应了现代人不但要审美、也要审丑――说到底就是渴望真实的潮流。“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从终极意义上说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尊重。
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向来是歌星的天堂，而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正是对央视搞了多年的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的一种消解，也是对老百姓卡拉0K演唱的一种外化。
以轻松对抗沉重，以娱乐对抗说教，在中国的文化现象里，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草根层对精英层的颠覆、反抗和不买账。“超女”的火爆流行，恰恰是中国语境下平民文化的胜利。
2005年“超级女声”五强选手：李宇春、何洁、周笔畅、纪敏佳、张靓颖（由左至右）
中国平民的另类高考
“按照我的年龄和阅历，我不应该轻易被感动。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些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不由自主地在煎熬着自己的心灵，当从小在妈妈面前都难得撒娇的李宇春搂着何洁失声痛苦的那一刻，我还是禁不住泪如雨下。”成都新闻界小有名气的江苏人朱亚如是坦陈。他说：“我相信李宇春她哭的是自己，而我也是。”
在很多人眼里，超级女声已经不再是从海选开始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娱乐了，它是中国平民的另类高考，一件用最短时间最迅捷的方式突然改变人的命运的严肃事情。
在这场另类高考面前，朱亚讲到了自己的高考故事：“上个月我回了一趟苏北的老家，出租车停在村口那棵老歪枣树下的时候，我见到了看起来已经可以做我长辈的中学同学二虎。那年我们一起参加了高考后，一起去沛县做了泥水匠。至今我还能准确地将一坯土砖稳稳地扔上二层楼，在忙碌中牛马一般健康地奔来跑去。我能准确地回忆起那样一个下午――当我把1200块以上的砖头砌成了一面墙后，我听到了同村人带的话，‘回去吧，你考上大学了。’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现在的一包烟钱，可以是二虎半个月的生活，他接过我递过去的‘中华’，点着的时候手都在哆嗦。”
“绝对不夸张，我PK了80000人，才成功地完成了我的高考，这要从我们村小、镇中、县中的班级数算开，不用太复杂地去计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从数不清的人中冲出来，住进了现在的大House！，泡进了现在的办公室。所以我不能不感动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不能不在李字春痛哭的那个时刻为被海选PK掉的那十几万女生而心酸。”
他一字一句十分严肃地说，这真的不是娱乐！
在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大致做了个统计：“我高中班上的39个人里面，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过着还算富足的日子，然后是一个村会计，两个在徐州城里做点小买卖，17个人在常熟的码头上当搬运工，8个人到松江厂里打工，10个人在地里干农活。”
每一个人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在走出每一步的时候身后都有别人的眼泪，这就是超级女声之所以不再是少男少女的节目而是大众节日的原因。而且，超级女声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娱乐化的精神，让人看到令人眩目的瞬间成功，以及鲜花、眼泪背后牵动人心的深刻命运悲喜剧。
朱亚说，宋祖英、李丹阳唱得肯定比周笔畅们好，而且好得多，专业得多，但她们跟我们有多大关系？从靓颖春春笔笔们的身上，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转机。
更多的人从超级女声的过程中，找到了当年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找到了命运突变后的反差，找到了人生无常的感悟。不然你无法解释，超女这样一个有着浓重模仿性的电视节目居然能够被主流社会认同，无法解释这种周末的全民感动。
超女正在用一种最平民化的思维，改变我们的传统！
民意是21世纪中国第一生产力
“在中国毛泽东的故乡，正在掀起一轮超级女声的热潮……”这是外电对超级女声的描述，视角虽然有点有趣，超女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从漠不关心到热烈讨论，学界人士也频频开淡“超女”现象。
“超女”启动以来，一路被鲜花和板砖簇拥。
“超女”的每一个过程都在揭示一个事实，就是凡事不能违背民意，不能置舆论于不顾。既然这个节目是建立在群众参与基础上的，那么群众就是最好的裁判。
评论功夫了得的何三畏先生自称“是这样成为超女观众的”：他偶然看到纪敏佳的街坊邻舍在成都人民公园搞歌迷会。那是真正的底层民众，纪敏佳的出身很基层。其中一个老头儿，对着电视镜头大声说：“我们是她的歌迷！”他的样子可是一点也不娱乐，显然是被边缘化的劳动者。他由此深受感动。人们需要找乐子，什么能给他们纯粹的乐子，他们就需要什么。
何三畏看到了超级女声的群众基础。一个节目能制造一个平民女子一步登天的神话，一个节日能把一位平民女子追逐梦想的过程展示出来，能没有群众基础吗？一个操作模式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威力无穷，取得成功，这是怨不得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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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的口号：想唱就唱！ |
该管教育的管教育，该管导向的管导向，该干什么干什么。如社会学雅家喻国明所言，中国社会还缺少世俗化的过程。过去我们是一个所谓很高雅的社会。“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纯粹追求最高理想，每个人都要做圣人，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种类型，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状态的人，这不是和谐社会应该追求的所谓和而不同的社会。如果硬要不同的社会状态趋同，这实际上是对人性、人的本能、人的价值的最大侮蔑，这是最不人性的，最不道德的，这是比那种庸俗化更值得谴责的事情！
毕竟中国能够实际地完全用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的机会是比较少的。而中国人现在又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像民主呀，平等呀。有了这种基本理念，总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体现到生活里面。而超级女声的游戏规则设置里面，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有自信。
过去我们老百姓是非常被动的、非常听吆喝的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主张和自己行为的独立判断空间。而这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触动了人们深层次的价值渴望――我也是个人，我需要有我自己价值表现的空间，我也要参与社会的表达。
毫无疑问，没有这样的市民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摘自《卷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