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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 |
经济、文化、文学甚至“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等角度，分别对知青运动与民工潮进行了分析、解释、再现和追问，都有可能让我们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面临的共同命题、深层结构，却缺少深人的体察和辨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但直到今天，知青诗人所提出的疑难与困惑并没有真正解答，所包含的紧张与痛苦并没有真正消除，他们的诗歌所暗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没有被真正领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亚洲四小龙”大力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时候，中国却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后来被称为知青诗人第一人的郭路生（食指）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农村“广阔天地”中去。他那首著名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对当时的那段历史进行了定格：“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民和“下放学生”而言，他们的境遇本质上是一样的。置身于民族的苦难，农民好象是天生的失语者，而知青似乎天生拥有了言说的权力，他们的诗歌也因承载了社会的忧患而获得了公众的同情和承认。艰苦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的惆怅和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忧虑，使得当初叱咤风云的一代社会宠儿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知识青年们用他们擅长的文字来倾吐内心的情绪，也附带为农民揭示了“凄凉的大地”。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食指《相信未来》）
这些诗句纯净、隽秀，带有儿童般执拗的真挚，它出现在知识青年们普遍开始厌倦政治运动，在逆境中重新思索人生价值的特殊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惊醒和呼唤的作用。但是在这首每节都以看似乐观的“相信未来”结尾的诗里，所写的情境却都是暗淡的，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正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著名知青诗人叶延滨的组诗《干妈》，在对“文革”中收留了一个“走资派狗崽子”的“农业人口”感恩并忏悔的同时，也捎带着揭示了为绝大多数“非农人口”所不知情的乡村的破败、凄凉和赤贫：“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像这里任何一个老大娘，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叶延滨《干妈――陕北记事之一》1982年）。“我想远远地逃开／躲开老磨房可怕的呻吟／那支歌已是沉重的石磨／会把我干瘪的心／像麦粒般磨成粉末／散失在河风之中”。（叶延滨《老水磨房》）。知青诗人拒绝回到干瘪的过去，回到凄凉的大地。对大地的许诺和期待，其实是谎言和骗局。遗憾的是，知青诗人也还只是大地上的外来人，只是把“凄凉的大地”作为背景，没有把农民命运的叙述和个人命运的叙述连接在一起。在知青诗人的文本里，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对乡村和原野的歌吟。
即使是在下放的乡村，在最富有浪漫诗意的乡村夜晚，顾城也难以摆脱城市与工业的高度组织化在他心中留下的深深印痕：“浓厚的黑夜／把天地粘合在一起／星星混着烛火／银河连着水渠／我们小小的茅屋／成了月宫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顺便问问户口问题”（《村野之夜》）。在《无名的花序》中，顾城写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间，有一片多么浓重的乌云，一块多么贫瘠的土地。”对于城市知青而言，他们在那个“广阔的天地”经历的是荒废。青春被一整个时代抛弃在荒地上，所以那是个贫瘠的土地。
几千万流落大地的城市知青，他们在凄凉的大地上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们的未来应该在城市里。城市青年被流植到凄凉的大地，他们与农民一样也是干瘪不良的种子，只不过在一种政治蒙昧主义、一种虚幻的理想主义之下，催化发芽，胡乱生根。凄凉的大地在知青的诗里生长不了诗意。在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土地破落的景象和自我疲惫、失落和体验交集在一起：“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头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破旧的老水车”、“疲惫的歌”和“历史的隧洞”构成一种被抛弃的孤苦的记忆。在“祖国”中，诗人看见自己蹒跚在大地上的身影，是“破旧的老水车”一般，喘息的、无助的、被压抑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上千万城市知青终于爬出“历史的隧洞”，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但农民却没有那么幸运，乡村甚至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乡村甚至在语言的能指方面也遭到了置换，“农民”这个词从都市人的嘴里说出来，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凡是卑微的，低贱的，愚蠢的，可笑的，都很农民……。积压了几十年的“三农”问题到了令人揪心的地步，成为一切有良知人士思想中的关键词。但破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农民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如何促使他们实现命运的真正转型。在城市知青回城的尘埃刚刚落定，仅仅几年之后，成千上万的农民便踏上他们返城的足迹开始了对城市的“长征”，他们大多数人的未来本来也在城市里。“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在通往都市的长途汽车上／他们穿过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坚定”（杨晓民《无量寺村》）。于是，一个时代的丧钟也终于敲响了。
母亲把圈里唯一一头长膘的架子猪／卖了／给我做了奔赴南方的路费／那天清晨的雾好大／邻家的犬吠和鸡鸣／搅碎了黎明的静谧／母亲在灶房里忙碌着／那盏十五瓦的灯／忽明忽暗像母亲的心情……（蜀风《那天清晨的雾很大》）
……／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我们进城去／／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
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村口的梧桐树下／埋下我的口琴，盏子和镰刀／同时，也埋下／我二十年的热爱和仇恨／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那些黄褐色的泥土／那些青黛色的高墙大瓦／那些吹过村庄的粗砺的风／那些月光；那些杂芜的草，树木以及树木上硕大的鸟巢／我该如何打包／并装进我远行的行囊／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这半个下午的时间里／我还能干些什么／村庄里居住着我暗恋的女子／而她迟迟不来见我／我知道她此刻躲在闺房里／一个人，偷偷地哭泣／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夕光下，一只脚伸进田野／我要和这养人的泥水／做最后的一次亲近／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遵照父亲的嘱咐／到祖母的坟前／烧了三柱香，磕了三个头／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最后的几行是写给／父亲的。父亲／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假如我有钱／我一定回来看你／假如我没钱／我也一定，回来看你（辛酉《明天……》）
逃离土地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厌弃来自于丧失了对土地的拥有，丧失了与土地的亲情和血肉联系，农民由这种亲密之中被人为地分离出来。农民不再在充满亲切和温暖的土地上生活，不再在质朴和自然中盼望未来。而农业人口对土地的逃亡源于那个铁桶般的准军事化组织人民公社已经垮掉，而蜂拥而至的外资企业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又需要大量而且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给农业人口进城务工造成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他们后来被称为令“非农人口”同情、怜悯乃至不得不启动法律救助的极端弱势群体――“农民工”，他们的数量现在要用亿计。这个阶层是社会的大多数，但他们却不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用葛兰西的话说，他们是可供社会权力支配、征服、统治、被决定的“属下”，因此是“低一等”或“下层”的边缘阶级或弱势群体。在理论的意义上，他们被描述为一个“阶级”、“群体”或“阶层”，但就他们具体的真实处境而言，他们是一个个无辜无助的精神“流民”，庸碌、卑微、弱小、贫贱、容易被伤害和侮辱、被漠视和遗忘。在摩天大楼的后面就是破败的平民窟，在眩人眼目的广告后面就是垃圾般的人群，失落的人群，孤独无助的人群，乞求、呼喊、诅咒，却没有语言、没有声音的人群。正如林雪在《蹲着》一诗中所写，他们是“蹲着的部落”：
两亿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在乡村古老的槐树下，巨大的树荫像一个梦／／在公路或自家的宅屋外，在田埂，场院／窝棚的出口处。在采矿者聚集的坑地里／在庄稼坡地旁／／在悬挂锄头和镰刀的壁前，在天井的白光里／／在建筑工地巨大塔吊的钩子下面／在脚手架的基础边。在深夜因寒冷／而无法入睡的工棚里／／在向老板讨要工资而无结果后／在空旷的院落里，黑压压的兄弟们／企鹅一样蹲着／／还未到来的生之空隙中／／在自己的怀疑里。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后面／／雨季。大风。，地球公转。太阳离开／北回归线。在由一只手／摆布的命运之中／／在事物的逻辑顺序中／／在一切尚未开始之前。在一切已经／结束之后／／蹲着。一个蓄意的，紧张的平民姿势／被舞厅酒吧摒弃的姿势／／在磁性的大地中央站起来／蹲着的部落。带给我一半光线／和一半阴影的我的诗歌
从“蹲着的部落”中走出的“打工诗人”，用他们的笔写出了自己与一座座城市的遭遇，也很大程度上写出了一个群体与这个世界的遭遇。知青诗人食指写下《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几十年后，一个名叫郁金的湖南籍打工诗人写下了《这也是我的北京》《我还在北京》《漂在北京》等数十首诗歌，写下了打工者“进城”的兴奋与沮丧，彷徨与梦想，痛苦与挣扎，觉醒与抗争。“从汽车车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我看到我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从查暂住证的吆喝声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话的语境里／方言显得多么无力”（《狗一样生活》）；“走过王府井大街／今夜的冷，灌满我的愁绪／我亮开嗓子吼：‘这里的繁荣／也有我的一份！’”（《今夜，北京的冷》）简约、朴素的语言在不动声色之中将自己经历和感受到的东西推展到了深远的诗意之境，在诗歌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位置感。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更像草籽一样遍布了每一座城市和乡镇，他们的诗歌烙下了一个个“牧鹅少年”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在《牧鹅少年》中，浪子写道：“那一年少年在夏天的村庄／自得其乐看鹅群吃草／听流水唱歌不知名的虫儿／塞满他梦中的孤寂”。多少年来，“牧鹅少年”已“将虚妄转嫁给城市真实的城市／正在消失看守着一滴泪水”（浪子《虚妄的城市》）。城市不相信眼泪，诗人的眼泪就显得弥足珍贵。一个激烈的本质抒情的诗人在这里开始了他现实主义的批判，展开了他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这个世界真相的追问：“这是一个像夏天的都市深圳／这是夏天的都市／躯体摆在这里／老板们可随意宰割／商业的都市哦都市／堆满异乡人的血泪谁在寒冷的夜／把你我记起？――谁在痛哭谁／在风里逍遥：退出生产线上所有的梦”（浪子《深圳之夜》）。面对时代和群体构成的庞大场域，诗人无法回避某些主题。在老刀的《现场指挥部的讲话》一诗中．楼塌之后，讲话者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一个民工，被砸断双腿、又要锯掉双手，“简捷得只剩下胸膛装着微弱心跳”的民工，可他们抢救的不是生命，而是“数字”，保住这一个，就不算特大事故，就保住了岗位和奖金，这种灭绝人性的“抢救”，读来不能不令人愤怒。阿斐的《老家的亲戚》一诗，写比自己更年轻的亲戚们进城找城里的诗人亲戚谋取生活，“你们稚气的成熟只为了换取600元一月的报酬／一位60公斤重的妻子或丈夫／一个3．5公斤的婴儿／以及老家那片山林中2平方米的乐土”，几个从古以来只与诗意相对抗的数据，却惹人眼生针刺般的感觉，这既有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所产生的效果，也有非同一般的现实重量，传递着一个诗人的良知、体恤和抚慰。
民工潮在中国大地已涌动了二十年，目前的社会状态已与知青年代大不相同了，但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现在还仍然处于现代化方式的转换之中，既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社会，亦为一种历史行程被高度挤压的“非常态”社会。我们的情感仍是食指与北岛诗的延长，打工族与当年的城市知青都体验到了被城市隔绝的痛苦，城市对知青与（农民）打工族的阻隔，都是一场恶梦。同样是一场恶梦，知青从流放地回到城市里，就像主人回到自己的家里，恶梦便宣告结束。但在千千万万农民进城二十年之后，他们真正的宿命才刚刚开始，直到现在对他们的隔离并没有彻底结束，他们从凄凉的大地只是进入到了凄凉的城市。他们的命运的确改变了，但并没有朝他们渴望的方向改变。他们“还是飘飘荡荡／还是没有方向／城市像个村庄／让我四处流浪／风吹草低不见牛羊”（老了《飘》）。在乡村，当年的“知青”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当年的知青下放农村不需要办暂住证等五花八门的证件，也不需要交增容费等巧立的各种费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进城“农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仍被赋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当下这种不平等交易扩充到更广的社会阶层）。他们过去为城市第一轮工业化高积累做奉献，现在又以农民工的形式为城市的第二轮发展做奉献，但却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公共福利的资格及各种权力。打工诗人郑小琼在《关于打工这个词》中写道：“用三百斤稻子换来出乡的车费／四百斤麦子办理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未婚让流动人口证工作证边防证……／让它们压得你衰老而憔悴……／再一次说到打工这个词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诗意的大地／进行掠夺的治安队员查房了查房了／二更的尖叫和一些耻辱的疼痛／每天有意或无意我们骨子里会灌满不幸。”历史始终以一双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
自身的危机感造就了打工诗人，使他们以特殊的方式了解自身，不约而同地去表现人的危机和挣扎，抵制现实的压力。“没有一块地用来盛放我的尊严／除非我倒下／成为自身的容器”（谢湘南《无地自容》）。“在巨石从我身上／搬走之前／在捂住伤口入睡之前／在疤痕永远／不可能消失之前／在每个家庭／热衷于破裂之后及之前／在母子相逢之前／在灵魂像垃圾一样／被收容之前／在受尽折磨之前／在终于死去之前／在我始终／看不到人醒来之前／没有什么／可以止住我的疼痛”（游离《在巨石从我身上》）。最真实的声音最痛苦的灵魂在民间。当下，打工诗人心灵深处的爱与恨，绝望与希望，痛苦与反抗，以及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对荒谬现实的批判，与当年的知青诗人何其相似。知青诗人宋海泉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力，但在诗歌的王国里，它却悄然诞生。”打工诗人正是沿袭了这一点，他们诗写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境遇本身。“我常常，在傍晚走上屋顶／屋檐下是私生子、弃儿、雏鸡／是民工、发廊女、小货推销员／是我这些苦难的兄弟／与时代的撕杀”（游离《我在傍晚走上屋顶》）。打工诗人的诗歌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印记，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像平衡锤一样，在“与时代的撕杀”中努力使因各种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倾斜的东西平衡过来，还其公正。
（摘自《城市文化评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