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人都在欢呼自己的胜利。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德国的投降发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让人开心不已的信号”。白金汉广场上、香榭丽舍大街上、哥本哈根大街上、莫斯科红场上，纽约时代广场上，以及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街上
喜不自胜的沙尔・戴高乐在那个繁星之夜差一点被欢庆的人群挤死，他反复强调法国分享盟国凯旋的心情：“战争已经结束，胜利已经到来，这是联合起来的各国的胜利，这也是法国的胜利！”温斯顿・丘吉尔轻松地、令人倾倒地说：“在这里，在英仑三岛，在整个帝国，所有人的心跳都充满感激之情！”当叫‘，他也像杜鲁门总统一样强调，战争的日子和苦难还没有完全过去：“日本，狠毒无比的、贪得无厌的日本还没有被战胜！”太平洋战争还在继续。只有欧洲确立了和平，人们渴望的和平状态，只能等到彻底停战以后才会出现。约翰・基根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和平还没有给经受战争的人们带来安宁，胜利的大军成群结队，蜂拥而至。战争使德国国防军的1000万士兵成为俘虏，800万德国人流亡，300万巴尔干人流亡，200万苏军士兵成为战俘，数百万人从事奴隶劳动和服苦役，到处颠沛流离――欧洲在战后要结束这场‘颠沛流离的群体的’悲剧还需要10年时间。在英国和美国，5月8日，人们纷纷走上大街欢庆‘欧洲胜利日’，而在它们的士兵赢得胜利的欧洲，战败者和他们的牺牲品正在战争留下的废墟中绝望地寻找食物和住处。”
人们就这样坚持活下来了。可是现在，噩梦是过去了，人们面临的是新的问题。枪声没有了，可并不等于痛苦和死亡没有了。
几百万德国士兵，他们在投降以后进了战俘监狱，凡是没有被送到邻国强制劳动的人，现在可以陆续回家了，但是，落到苏军手中的人就麻烦了。这样的不幸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正如阿尔萨斯人阿尔弗雷德・绍布所说的，谁有运气，谁就留在西方。他讲述道：“我没有回苏联去坐牢，我回到了斯德丁。1945年8月一1946年1月17日，我住在斯德丁，在码头上给人家装卸货物。苏联盘剥德国，把所有工厂洗劫一空，拆毁了铁路，把机车装车运走，输出粮食和食糖：这就是我们在斯德丁监狱从事的劳动。”
苏军把抓获的大部分战俘送到了本国国内或西伯利亚。到了那里，他们在苏联首都的莫斯科河两旁建造了硕大无比的住宅区，人们至今还管这里叫“德国家园”，他们有的被送到顿涅茨煤田，或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服苦役。最后活下来的人事后记述了这段苦难的经历，有些好心的苏联人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支持，把他们当人看待，场面十分感人，当时有许多人没有活下来。1945年，有310万德国士兵成为战俘，进了苏联的战俘监狱，在10年的时间里，死了220万（在德国的570万苏军战俘只有240万活下来）。
战犯在法国人那里遭遇的命运也不是很妙，长长的队伍从法国占领区向莱茵河方向出发，前往洛林矿区，前往农村从事强制性劳动，去城市做清洁工，去矿山服苦役。在法国，有21000名德国战俘没有活下来，许多人死于劳累过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欧洲所有已解放的国家的平民百姓也在忍饥挨饿，也像大批德国战俘一样忍受寒冬。
在美国和英国占领区，战俘们同样没有好的待遇。赫尔穆特・施米特当年26岁，上尉，是英军的俘虏，被羁押在比利时的英军营地。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饿得快要虚脱。”他表示理解地补充说：“不给吃的东西，不是人家良心不好――人家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战俘。”这是事实。仅仅在4月份的前三个星期，美军的先头部队就俘虏了100万人，投降以后还有几百万人被俘。数千名战俘被驱赶到莱茵河、纳厄河和美因河畔的草地上。有一份报道描述了当时当地的情况：
“美军警卫部队住的也只是简易房和木板房，收容所里住得非常拥挤，默尔斯附近的比德里希收容所就收容了25万原德国国防军士兵，这些战俘只有五个饮水站，所以等待取一点水的人经常排成上千人的长龙。”食品供应也极为紧张，巴特克罗伊茨纳赫收容所的一位战犯在获释后说：“我们忍无可忍，摘树叶，吃树叶，半个月后那些小树全都变成光秃秃的了。”
在几百万战俘中，还有一个后来记录说：“4月24日我被美军抓获，被送到了辛齐希收容所。每1000人编为一个营，每100人编为一个队，每10人编为一个组。我们就这样10个人住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我们在自由的天空下不得不耐心等待了三个月。即使是伤员也只比别人多一捆稻草。莱茵地区多雨，有时要下一整天，而我们只能露天待着。死亡的人很多。第一顿饭很有意思，我发誓：10个人分得了一截面包，每个人分得了一小片，外加一汤勺奶粉和一汤勺白糖。在三个月中，天天如此。我的体重只有95磅。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而广播里还在说：‘德国士兵们，你们慢慢吃，你们好久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了。你们今天得到的伙食，是世界上膳食最好的军队提供的，要是你们不慢慢吃，你们一定会被咽死’。人们只有一副可怜相。我们的样子就像我们后来在电影里看到的集中营的囚犯。6月21日，我们乘坐马车回到了家乡。”
在许多收容所都爆发了瘟疫，患疟疾的人有气无力地躺在污水横流的泥地上。西方盟军收容所死了大约10万人，苏军的收容所死了大约110万人。在南斯拉夫投降的194000名国防军士兵中，有8000人死亡。
为了使那些获得解放的小国家也能动用战犯从事强迫劳动，美军向法国输送了664000名，向比利时输送了64000名，向荷兰输送了7000名战俘。剩下的战俘陆续被释放，他们分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煤气载重汽车或者步行回家。
大约有1200万德国士兵在战争结束时没有成为战俘，他们是幸运的，大约有500万人在夏天就回到了家。
总而言之，人们对德国人的仇恨到了极点，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分子，所以每一个德国人都该放逐。”
下面我们举一个下西里西亚的例子，这是格律恩贝格主教格奥尔格・戈特瓦尔德牧师报道的苏军进驻以后的残暴行为：“1945年2月14日，苏军进入格律恩贝格，35000居民中，只有4000人留在城里。按照苏军士兵的说法，在这个城市和郊区，他们放假三天，可以任意抢劫，
实际上不是三天，而是几个星期。到处浓烟滚滚，整个街面全部被烧毁。到6月中，全城有电，没有水，仅靠几口水井远远不够。自来水厂和发电厂已经被炸毁，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
在这个城市，不分白天和黑夜，经常能听到被蹂躏、被强奸的居民的痛苦叫声。妇女和姑娘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我亲眼看见并埋葬了一些尸体。
这样的暴行有多么可怕，下面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在全城留下来的4000人中，头两个星期就有500多人自杀，其中有整个家庭，有男人，有妇女，有儿童，有医生、高级法官、工厂主和富裕的公民。自杀者的尸首在两个星期内不得安葬。他们不得不停留在家里，或被抬到人行道上，以儆效尤。资本家（工厂主）、、被怀疑当过兵的男人――只要有一双靴子或一套制服――以及想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男人，只要一经抓获，就立即被枪杀或打死。
逃亡家庭的家具，主要是衣物，都被装上卡车，运回苏联。不值钱的东西被扔到窗外或运到垃圾堆和沙石坑，统统销毁。德国妇女被分成小组，在苏军女兵或享受一定待遇的随军女仆的监视下，整周整周地做这项‘清理工作’。”
在那几个星期里，强奸妇女像抢劫掳掠一样，是每天的日程。当然，人们也不时能听到关于苏军富有同情心的报道。人们感到最可怕的是红军士兵的反复无常。下面一个布雷斯劳人讲述的事实是最典型的：“人们一定见过一个苏军士兵与德国孩子分享他最后一块面包，或者一个苏军卡车司机在公路上主动搭载一位老太太和她的散了架的手推车，并把她送回家的情景，但是，人们也一定见过，苏军士兵在公墓里暗中守候，准备袭击、抢劫、强奸从这里路过的悲伤的单身妇女或姑娘的情景。”
在帝国保护区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苏联红军于5月5日进驻布拉格，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疯狂地抢劫、奸淫和杀戮。而捷克人对待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人的态度，就像波兰人对待他们认为“重新收复的地区”――奥得河一尼斯河地区的德国居民一样，长期积累的愤怒和报复欲望现在有了发泄的机会，袭击和虐待事件频发。
一位德国妇女描述了她在德国投降后一天的遭遇：“5月9日，没有孩子的妇女――年纪最大的75岁――必须到院中集合。我们被分成劳动小组，然后高举双手，被赶到通往摩尔多瓦桥的大路上，只要有人把手放下来，她就会得到押送士兵的枪托的伺候。大街上的流氓的行为更是可恶。这里的老年妇女特别可恨，她们手里拿着铁棍、木棍和鞭子。我们中的几个人就遭到了她们的集体殴打，被打得昏倒在地，爬不起来。”
三个星期以后，25000名到达布吕恩的德国人的遭遇更为惨烈。5月30日，新组建的捷克国民自卫军士兵在晚上9点以前开到大街上，挨家挨户敲打德国公民的家门，要他们9点钟拿着自己的包裹，站在自家门前。“女人们可以多留10分钟，以便她们叫醒孩子，给他们穿衣服，收拾家当，站到大街上。”在大街上，她们必须把自己的所有首饰、钟表、贵重物品、珍珠和现金当面交给国民自卫军士兵，只准留下结婚戒指。然后，他们在机枪的欢送下被赶出国境。然而，奥地利的边境守卫部队封锁了他们的道路，拒绝接纳他们。因此他们只能在捷克的一边露天过夜。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他们度过了一个星期。数百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灾难性的卫生条件。
北波希米亚的拉贝河畔乌斯季的德国居民也遭到了捷克人的非难。他们在一次显然是由布拉格策划和指挥的大规模迫害行动中，被轰出家门，被赶到了大街上，被乱棍打死或枪杀。许多人从拉贝河桥上掉到了河里，机枪扫射，结束了这些在水中挣扎的人们。根据捷克官方的统计，在这次大屠杀中，死了几十人到几百人。相反，据德国人的估计―一联邦政府一个科学委员会后来证实――那次至少被杀死1000―3000人。
波兰人也这样进行故意刁难。他们扣留德国人的食品购货卡，不让德国人从事有偿劳动。当时管制委员会的官员贝尔福是英国人，他根据官方的报道，了解了10月6日发生在布雷斯劳的事件：“一大早，五个波兰民兵命令一个教师和他的夫人在两分钟内离开自己的家，他的钱全部被抢走。他与其他的130人到达集合地点以后，他仅存的一个手提箱还遭到了搜查，到最后，箱子里的东西所剩无几……他们被用马车拉到火车站，送上毫无卫生设备的运输牲口的车皮，晚上6时到早上6时一直被封闭在车厢内……这一次的行程是11天，这些乘客在11个夜间中有9个夜间遭到了抢劫。”
战争的结果被转嫁给了老百姓。在被炸毁的城市里，寻死路的老百姓有50万，流亡的和被驱逐的有140万，在逃亡途中死亡的有280万，德国士兵阵亡的有376万，失踪的有50万，受伤的有400万，其中许多人举着拐杖在废墟上蹒跚――沃尔夫刚・波尔歇特的士官贝克曼，一个戴着放毒面具、膝盖僵直、“站在门外”的男人，是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的写照。“两个男人坐在城墙下的码头上，三条腿悬挂在水面上。”――诗人的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诗句凸现了当时的残酷现实。
我们可以从许多具体的证据中再现那个崩溃了的社会的感情世界。比如，在邓尼茨的执行内阁的档案中保存下来一份特别勤务局的报告。这份报告形成于1945年3月底，突出表现了第三帝国崩溃前不久的情绪。报告简明扼要地指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赤裸裸的生存问题。”在这方面，国防军和老百姓、政党和非政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普通人和学者、城市和农村、纳粹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有四件事情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第一，回归小团体。“所有的人都渴望宗族和家庭的团聚，只要一听到外界传来关于德国的不幸的消息，同属一个小团体的人们至少能共同分担痛苦。”
第二，食品供应紧张。“居民们倾其所有，也喂不饱肚子。土豆和面包不够吃。大城市的妇女竭尽全力为孩子们寻找食物。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现在偏偏又来了饥荒的幽灵。”
第三，前景渺茫。“所有的计划开始失灵。那种样子，仿佛所有不遗余力的临时安排都无济于事……大部分民众都已习惯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什么享受，就享受什么。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理由，就聚会喝酒，而这个酒本来是留着，等待庆祝胜利、黑暗过去，等着丈夫或儿子回家时喝的。许多人都有自杀的念头，询问哪里有毒药，哪里能弄到手枪，或其他能赶快结束生命的工具，这种想法非常普遍。”
第四，抛弃国家社会主义。“由于对自己的轻信感到深深的失望，所以，在志同道合者中间产生了悲伤的感情、被打败的沮丧、痛苦和不可遏止的愤怒……我们感到大势已去，我们行将灭亡，所以现在除了对敌人的想法以外，又产生了对自己领导的危险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我们被卷入这场灾难，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战争结束后，这种明显感觉得到的感情波动越来越强烈，甚至成倍地增强。人们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靠拢得越来越紧密，因此强化了一个经验事实：村子里某家着火，每个人都赶紧往自己家里跑。食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每天的面包而展开的争夺越来越残酷无情。但是，明显越来越黯淡，而“百无聊赖、萎靡不振或不思进取，一句话，无所事事的人”越来越多。
（摘自《1945――大转折的一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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