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S.特德洛（RichardS.Tedlow）是耶鲁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1978年，他因获得一项研究经费来到哈佛商学院，并于第二年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师，主要讲授一年级的市场营销课。在其职业生涯中，他一直积极参与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历史项目。
当我刚开始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时，我们这些初出茅
第一，他（那时学院里的教师几乎都是男性）是否会问学生具体问题并期望得到简明的答案？或者他的问题是否很模糊，让学生们――用当时流行的隐喻来说――神游天地，得出离题万里的答案？
第二，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向学生们展示自我？你也许听了某些教授整个学期的课，但是对他们本人却一无所知。而有些教授则不一样，他们会充分利用自我，将自己的个性、奇怪的习惯以及幽默感带进课堂。
我那时还在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对于第二点有些头痛。我很想投入和参与，把自己尽量多的方面展示给我的学生，但是又很犹豫是否要在那么多完全陌生的学生面前毫无遮掩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寻求某种平衡，找到正确的立足点。
我当时既年轻，也没什么职业经历。然而误打误撞，一次午餐时我坐到了已故的安东尼・阿索斯（An-thonyAthos）教授身旁，他德高望重，拥有终身教授席位。安东尼的教学技巧十分精湛，在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伟大的教师”就介绍了他。我们两人谈论到教师这个职业所面临的挑战。我告诉他在做一个好教员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本色是很难的。
“不，”他说，“你不需要做本色自己，只需像你自己就够了。”
我从未忘记过这条忠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体会也更深。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的我与工作中的我之间做一个细微的划分，也就是区别我们是谁与我们做什么。
这个划分非常关键，这也是很多从商的人容易忽略和误解的。这与商界里经常谈论的“工作一生活之间的平衡”不是一回事。这个平衡指的是跳出办公室这个圈子，做一些私人活动，在工作之余有丰富的经历，不疏远亲朋好友的合理需要。
然而安东尼表达的却是另外的概念。他不是指时间的平衡，而是说角色的平衡。我们能在办公室与家庭之间成功地转换角色吗？并且你想这样做吗？
对于我，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角色的区分给你很大的好处，尤其在个人隐私方面。作为一位教授，你同时教10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你既不认识他们，也不想把自我完全展现在他们面前，或者把自传发给他们，所以当你早上走进教室的时候，最好有一个在公共场合的形象――与你自己很像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可信的，在创造这个形象时，你不是在假冒，但同时那又不是真实的你，那是一个职业化的你。
实际上，你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放一个屏风：一个可以相互渗透的分界线，两个角色既可以保持连通又相对独立。这让你人生的两个领域保持独立，同时又不是排他的或者二元的――让你在生活和工作中轻松转换角色。相反，在你需要或者情况允许时，这个屏风的渗透性又能让真实的自我渗透到工作之中。比如在学期初，作为老师面对那些你从未见过的学生，这个公众形象的自我就占主导。但是随着学期渐渐过去，你与学生的联系加深，真正的你逐渐展现，而教师的角色逐渐淡化。在需要的时候，这个屏风将个人隐私保护在合理的维度内，同时还有其他好处，不仅在教学中，在其他职业中也是如此。
建立一个“类似自我”的公众角色有助于抵抗那些在职业生涯中必然会遇到的冷枪暗箭，使其对真正的“我”伤害最小化。工作是艰难的而且往往超出你所能控制的范围。正如我父亲，一个在商界摸爬滚打45载的人所言：高处不胜寒。在那个竞技台上，有很多潜在的杀手，尤其是当你雄心勃勃时，注定会遭遇很多这样的打击。在你最艰难的时刻，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事情会变糟，公司可能破产倒闭，朗讯科技公司就曾辞退上万人。如果你将真正的你完全展示在人前，那就是将自己完全暴露于该环境中的袭击之下。但是若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区分开，你就能保护好自己那块领地，在那里你可以很安全地抵御工作施加的外部压力。
相反，工作之外的那个你可以给你支撑，给你持续工作的力量。在家里，你比在工作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你可以成为自己想做的那个“我”，对于大多数影响你的事情都有决定权。家庭能带给你一种工作中所没有的互惠关系：不管你怎样热爱工作，工作不能爱上你，然而家里的人却可以。因此你的私人生活可以成为工作之外的一个安乐窝，给你控制权，给你回报。它能平衡你职业上的起起落落――但前提是它得到保护并不受干扰。
区分生活与工作中的你给你在这两个方面更有效的帮助。你可以发展对于职业至关重要但对于个人却无关紧要的技能，反过来也一样。几年前，我对20世纪的企业家们进行了一项研究，比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我研究他们的职业生涯时，发现了一些共同特点，一些帮助他们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性格特征。比如他们每个人都喜欢用一个很醒目清楚的标语浓缩自己产品的价值。福特这样描述他的T型车：“它带着你到那里去又把你带回来”。柯达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说道：“你只需按一下按钮，其余的我们来做。”简洁明了对于这些企业家而言是无价之宝。
然而，这些特性在你的私人生活中却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与商业纯粹是两码事。一条对客户有极强吸引力的标语对于与一个人的交流不会有什么帮助。与家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是细微的、感性的、敏感的。这种关系中的交流深度完全不同于商业交流。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之一：你在一个领域内所需的技巧和态度不能简单移植到另一个领域。因此考虑到这两个人生
舞台的区别，针对它们量体裁衣，运用不同的演技是大有裨益的。
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你应该把自我身份两极分化，或者鼓吹你过一种虚伪的生活，也不是说在你踏入办公室门的时候应该控制自己的个性。我不赞同两极分化式的区分，我也不认为工作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将区分极端化，无异于在两个自我间竖起一堵砖墙，而不是一个屏风，你在铤而走险――将自己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想用两个例子说明我这个建议的可能性以及缺陷，这两个例子不是课堂上或者理论化的，而是来自商界的两位顶尖人物。在我研究企业家时，我不仅研究了他们的事业，还研究了他们的生活；仔细考察他们是否作了我前面所说的角色区分。伊斯曼和卡耐基在他们的工作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问划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伊斯曼建立了一个类似他的自我，而卡耐基却不是：他的工作自我与生活自我完全不同――就像是两个人一样！
伊斯曼在1900年所提出的一美元廉价柯达相机的概念，让摄影从神秘高雅的“阳春白雪”变为大众化的消遣。在他得出“我们从事的工作决定了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的休闲活动决定我们是什么”这一如此坚定的结论时，他显然对于身份这个问题有所思索。在生意场上，伊斯曼强势而苛刻，他切断其他竞争对手的供货商，有时候让雇员过度工作直到极限。生活中的他沉默寡言，非常孝敬他年迈的母亲。他对待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自我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没有冲突。他潜在的价值观――如他的慷慨大方，在二者中都有体现。当柯达公司赢利后，他主动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他的工人们；在私人生活中（不像许多早期成功的企业家们），他积极地倾囊资助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罗彻斯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因此，尽管在职业自我与私人自我之间有所区分，伊斯曼保持了二者的一致性与连通性。
然而，商场中的卡耐基完全不像生活中的他。实际上，二者很少有共通之处。卡耐基在生活和工作中所信奉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在个人著作中，卡耐基贬低金钱的价值，并指出劳工组织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地，甚至包括使用暴力，阻碍工会进入他的工厂，把工资压得分外低而将他自己的利润调得出奇的高。生活中的卡耐基是仁慈而慷慨的，是文学和哲学鉴赏家；在商场上，他瓦解工会，而且冷酷无情。他没有在两个自我之间形成一个可以渗透的分界线，而是把它们完全隔离开，于是二者变得不可调和。进入办公室，卡耐基体现出来的不是一个不同的公众形象，而是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当然，这两个人的故事并不是预先安排好的。伊斯曼不是一个让人赞扬的典型，卡耐基也不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典型。两个人都难于归类；卡耐基或许是个冷酷无情的商人，但是最终却成为了20世纪最伟大和最慷慨的慈善家；伊斯曼在休闲时间所做的事情也许决定了他的为人，但是他却少有时间去享受。（他说：“一直到我40岁时，我都不会微笑。”）但是这两个故事却提供了这样一个对比：一个很好地区分了工作与生活，另一个却区分得很差。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证明了在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间划分界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个人事业的早期，而且贯穿人的一生――不管你享有多少金钱、成功或权力。不管是在你刚刚开始工作的头几年，还是在接近退休的时候，把生活中的你与工作中的你区分开来，是一件很难平衡的事情，但却值得我们去努力。当一位妇女告诉乔治・伊斯曼，说她非常崇拜他在商业交易中的强硬时，他这样回答她：“在这个世界上，人必须强硬，但是人也必须使自己心灵的某一部分保持些许温柔。”
（摘自《记住你是谁：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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