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影象：最后的故事

《最后的故事》一书作者历经十年，对富有传奇经历的几十位老人做了抢救性的采访。这些老人中，既有清末最后的国舅、驸马，也有蒋介石的警卫，既有抗战期间地雷战、雁翎队的英雄，也有伪满洲国的警察与日本特务

参与杀害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人

2002年“十・一”期间，在河南省郾城县某乡某村的玉米地里，一位头发胡子全白的老人，在看我递给他的一本书，其中有关于重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参与杀害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章节。老人的嘴唇和双手，都在急剧地颤抖。

这位老人，就是杨钦典。

杨钦典，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的一个世代为农的贫苦家庭。1942年，他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当兵扛枪，肚里不慌”，他说参军只为一天三顿饭可以管饱吃。受训３个月后，他被蒋介石挑选为警卫团警卫，当时蒋介石专选河南人。后来，他升任交警总队特务队班长。

1945年，他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的白公馆任看守班班长。他接触到了被关押的宋绮云、许晓轩、黄显声等“政治犯”。宋绮云、许晓轩等都是做策反的高手。他们发现杨钦典本性不错，有药可救，就找机会“感化”他。他们讲形势，讲政策，鼓励杨钦典立功赎罪，弃暗投明。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寄押到白公馆后，他们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转化的速度加快了，他尽力为革命者通风报信、传送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国民党反动派末日到了。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毛人凤特意提到杨虎城，蒋介石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字：“杀。”8月27日上午，毛人凤开始着手杀人计划。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他与徐远举、周养浩密谋杀害杨虎城等人。

参与杀害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杨钦典老人的一双手

杨虎城的车队到达松林坡后，张鹄就打开车门，说：“请杨先生暂住两天，等候总裁的接见。”杨虎城信以为真，跟着他就走。张鹄带路，杨拯中捧着母亲的骨灰盒，紧随其后。当杨虎城父子进入“戴公祠”后，王少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仆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一看，熊祥的匕首已经捅进了他的腰间。杨进兴迅速奔跑过来，用手帕捂住了他的嘴，熊祥又是几刀。杨虎城，颓然倒下。

杨进兴挥挥满是鲜血的手对安文芳和杨钦典说：“后车上的小崽子，就交给你们了！”

宋绮云一行到达后，王少山立即将徐林侠杀害，杨进兴和熊祥将宋绮云杀害。杨钦典冲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小萝卜头拼命挣扎，小腿乱蹬。杨钦典连忙捂嘴，想闷死他。手忙脚乱半天，小萝卜头还在呻吟。杨进兴见状，大骂杨钦典废物。他挥舞匕首，凶狠地朝小萝卜头的脊背又刺了致命的一刀……

9月10日，毛人凤对众“杀人有功”者论“功”行赏，周养浩、熊祥、杨进兴各得银洋200元，张鹄得150元，杨钦典等各得50元。

10月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牢房门口，罗广斌对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罗广斌告诫杨钦典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众人告诉杨钦典：“要往前看，就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对他触动很大，让他经常无法入睡。

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当时白公馆共关押着50多名政治犯，分由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到了晚上10点多，仅仅剩下19人来不及屠杀。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逃命去了。杨钦典也惶恐不安，他自知双手沾染的鲜血很难洗清，尤其是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让他心惊胆战。越想越怕，他就收拾器物，慌忙加入到逃跑的队伍中。

逃到歌乐山，他被袍哥李育生劝回白公馆。罗广斌忙问他：“把我们关到这里要干啥？你就不会替大家想想法子？也替你自己留条后路！”大家还保证：“我们可以证明你对共产党做过贡献，争取给你安排工作，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还有人说：“你放心，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

要的就是这样的保证，杨钦典给大家开启了生的大门。

11月30日下午，重庆解放了。第二天，在罗广斌的指引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还向重庆军管会证明了杨钦典的立功表现，并且请求给予宽大处理。政府听信了他们，还准备给杨钦典安排工作。当时，杨钦典的老母亲坚决让他回家，政府考虑了实际情况，发给他路费，就让他上路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还逼迫他承认那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但杨钦典始终坚持“他们就是自己放出来的”。之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了有期徒刑20年。那时，那19人也全部落难，无人能为他作证。他被一关就是5年。

“文革”结束后，再次脱险的同志，为杨钦典奔走呼号。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原判，杨钦典再次回乡务农。他的大儿子杨存良因为“特务”父亲而受到牵连，干得好好的生产队会计给撤了职；婚姻大事，也直到伙伴们的孩子都上初中了才得以解决。受难最深的是杨钦典的妻子，在1977年她终于忧患而亡。当杨钦典回到别离10多年的家乡时，妻子的坟头已满是荒草。

杨钦典有3女2儿12个孙子孙女，晚年的他与重病的大儿子生活在一起。杨家每人平均1.7亩土地，最好的年景１亩地可产麦子500多斤，每亩要交公粮200斤，剩下的能吃饱。他说就是缺钱花。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毛人凤也到了台湾。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直到1956年去世；杨进兴逃跑后隐瞒身份，当了“贫协”主席，在藏匿多年后被抓获，后于1958年5月16日被处决。

坐山雕的把兄弟任宝富老人

1999年冬，暴风雪弥漫。天昏地黑，积雪没膝。

凭感觉，与好友李启文互相携扶，向距离8里地的任宝富老人家的方向摸去。狂风挟裹冰雪，扑击面颊，双眼流泪，泪水与雪水交融又凝了冰。3个小时后，我们推开了老人的家门。老人与启文相熟，我自然也得到了热气腾腾的红茶。据说，老人的性情十分暴躁，在他70多岁那年，他站在梯子上帮人家苫房子，地上的人群在闲聊。一个壮小伙子正眉飞色舞地模拟刚刚看过的影片中鬼子强奸中国女人的样子，人群的浪笑声，一波接一波。任宝富回头狼一样地瞪了两眼，那小伙子没觉察，还在继续。任宝富噌地从梯子上蹦了下来，一个箭步冲上去，一耳光把那小伙子扇倒在地。

在《林海雪原》中，匪首“坐山雕”阴险狡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宝富老人，就是“坐山雕”的原型谢文东当年的拜把兄弟，曾与谢共同抗战多年，杀死鬼子无数。

1913年，任宝富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3岁那年，他父母双亡，剩下他和11岁的姐姐相依为命。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死亡，呆呆地看着爸爸妈妈被人用草席包裹抬走。天黑后，他才问姐姐爸爸妈妈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姐姐只顾一个劲地哭。

自打6岁起，比肥猪高不了多少的任宝富，就来到桦南县给地主家放猪，人们都叫他“小跑腿”。那地主对他非常刻薄，不给他吃饱，还经常打骂他。在他幼小的心里，蓄积着仇恨，他在等待长大。13岁那年，他开始给地主刘麻子放马。刘麻子心如蛇蝎而且非常抠门儿。任宝富给他家干了4年活，他家满园子的瓜果，就没吃到一个。一天，任宝富忍不住摘了一个香瓜，没吃到嘴就被刘麻子发现了。刘麻子破口大骂，举手就要打。任宝富心想：“反正自己已经长大了，大不了杀了刘麻子去当胡子。”他把心一横，对刘麻子说：“你这东家也太黑心了，香瓜柿子都是我们长短工种的，你却一个也不给我们吃，今天我不但要吃，而且还要毁了瓜地和柿子地！”说着他就把香瓜和柿子踢得乱飞。刘麻子吼叫着扑了上来。任宝富知道，刘麻子又高又壮，硬拼自己肯定吃亏。他就满园子跑，直累得刘麻子上气不接下气。那时他才转身冲向刘麻子，用马鞭子把刘麻子打得哭爹喊娘。随后，上山当了胡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东北，马占山虽率部恶战，终兵败1932年。而张学良则引兵朝着离东北越来越远的方向溃逃。沦陷区的东北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亡国奴。日军收缴了农民的枪械和地照，不准农民吃大米白面，只允许吃高粱玉米。如有违背，就有可能丢命。每天都有中国人的脑袋西瓜一样地被砍下。有血性的中国人，纷纷高举义旗，进行武装反抗。任宝富投身于东北山林义勇军，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东北山林抗日义勇军，又叫“明山队”，因其首领祈宝堂报号“明山”而得名。祈宝堂原来在桦南县金矿做工，因无法忍受日本鬼子的残暴统治，就联合龙成禄等30余位好友，举行了震惊东北的暴动，成立了东北山林义勇军，任宝富是第一个参加东北山林义勇军的人。任宝富生性不怕死，“打掉脑袋是我的，打下江山是大家的”这句话是他的口头语。他手使双枪，冲锋陷阵，见到日本鬼子就想杀，很快就成了祈宝堂的左膀右臂。

早在祈宝堂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前，李华堂就已经拉起了抗日的“李华堂支队”。1934年3月，桦南县土龙山一带的农民密谋进行抗日大暴动。他们把祈宝堂、李华堂请去共商大计。为了使起义更有号召力，大家决定拉谢文东出来作头领。

谢文东本是辽宁宽甸的一名穷苦的满族人。移民黑龙江后，他发现日本人开采鸡西煤矿，需要大量的木材，就大批贩运，赚了个盆满钵溢。他购房置地，终于妻儿成群。他还担当保董，有兵还有枪。如明说，怕他不答应，大家决定用计。随后，准备好了一张请柬，要以祈宝堂、李华堂的名义邀请他出来喝酒。谁去送请柬呢？大家都知道，如果被谢文东识破，送请柬人的脑袋十有八九就没了。大家的目光最后集中到了任宝富的脸上，他连眉头都没皱，操双枪，往袖管里一藏，拿起请柬，上路了。

谢文东当时住在半截河子，他的身边有一个排的兵力，都是讲日本话的朝鲜人和琉球人，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狼狗一样。任宝富脸不变色地通过了他们的盘查，来到了谢文东的身边，平静地递上了请柬。谢文东查看半天，没发现破绽，跟着他就走了。一到祈宝堂、李华堂营地，黑洞洞的枪口就顶住了谢文东的脑袋。谢文东的队伍也迅速举枪对准了祈宝堂、李华堂等。谢文东看了看祈宝堂、李华堂，镇定地查问原因，之后他摆摆手，让自己的士兵放下了武器。

3月8日，暴动按计划进行。2000多名土龙山农民在谢文东和甲长崔振卿的带领下，攻占了太平镇伪警察署。暴动农民还设计谋，骗得伪警察头子盖文义纠集日军、土匪和伪警察围剿暴动农民，然后在太平镇白家沟屯进行伏击，击毙日军第10师团63联队饭冢朝吾大佐、铃木少尉等17名日军及盖文义等。3月12日，暴动农民组成了东北民众救国军。不久，谢文东、崔振卿率众在依兰县六里屯伏击日军平冈部队。击毙日军北川大尉等74人，击伤日军北条大尉、小泉大尉等50余人。4月下旬，救国军又联合反日山林队消灭日伪军6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民众救国军的力量逐渐强大。谢文东、崔振卿等人开始谋划袭击湖南营的日本武装移民团。

日军侵占东北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移民。救国军采取了分头攻打移民团的策略。“明山队”负责攻打八虎力的移民团。为了摸清敌情，谢文东、李华堂和祈宝堂决定派人前去探底。移民团十分狡猾而且凶残，他们经常把中国人装进麻袋扔到河里淹死。挑来选去，谢文东、李华堂、祈宝堂最终还是让他们最小的把兄弟任宝富前往。任宝富二话没说，戴上貉皮帽子，换上大襟棉袄、大裤腰棉裤，把双枪往袖管里一藏，背上糖箱子就上路了。移民团里有一些朝鲜人，非常爱吃苞米糖，任宝富的半箱子糖被移民团抢光了。第二天，他又来到了移民团的驻地。这引起了移民团金班长的警觉。他仔细地盘查了任宝富，任宝富用准备好的谎话应对自如。金班长似乎相信了他。之后，金班长不但帮助他卖糖，还经常打听救国军的情况，并多次请他去家中吃饭。推脱不过，一天，任宝富来到了金的家中。金给他准备了两个糖饼、4个菜，还有一壶烧酒。酒足饭饱之后，金说：“我有事相求，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要会会谢文东、李华堂和祈宝堂！”任宝富一愣，但马上镇定下来。

任宝富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救国军总部作了汇报。李华堂、祈宝堂认为金可能有起义之心，就让任宝富进一步争取。终于有一天任宝富冒死摊牌，金决定起义。任宝富带人控制了制高点，金把移民团的武器锁了起来。在金的动员下，移民团起义了。金因有勇有谋而留在救国军中当上了参谋。后来，救国军专门成立了一支由朝鲜人组成的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金任队长。

1934年10月，救国军遭日军袭击，伤亡惨重。队伍被压缩在桦木岗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中，日军在四面的山头上架炮轰击被围困的救国军。谢文东、李华堂等组织突围，任宝富受命殿后打阻击。他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率众迎击从山头上扑下来的日寇，一排排的敌人被击毙了，他身边的战友也越来越少。杀红了眼的他吼叫着把子弹扫向敌群……如狼似虎的鬼子终于被打退了。任宝富带着一些救国军突了围，但是与大部队却失去了联系。他们转移到山里坚持抗日。不久，被日寇彻底打散，任宝富隐入村民中，等候时机。金领导的朝鲜游击队也被冲散，后来他们辗转去了吉林长白山继续打游击。

谢文东与李华堂、祈宝堂等人突围后，招集旧部、招兵买马，队伍不断扩大。后来他率部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他的队伍兵多粮足，成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力量。1936年，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召开，赵尚志被推举为联军总司令，谢文东任副司令，后任联军第八军军长，李华堂任第九军军长。谢文东成了当时威名赫赫的抗日英雄。“小小的东三省，大大的谢文东”，据说这是日本鬼子当年对谢文东无奈的哀叹！

1939年，谢文东的队伍被打散，最后他被日军擒获。溥仪在长春接见了他。连日本的天皇也要看看这位东北“胡子”究竟长了几颗脑袋。不久，谢文东投降了。他不愿为官，日本人为他在勃利修建了五间瓦房，还送给他一个勃利“日满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称号，同时，他也当起了鸡西煤矿的把头。他千方百计才找到任宝富，热酒热泪地劝任宝富入伙。任宝富坚决要回乡种地。终于，任宝富与他拱手泪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谢文东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成为东北自卫军司令。东北解放，共产党军队进山清剿谢文东。几场恶战后，谢的主力被歼，只剩下他以及少数人马，逃入深山老林。1946年冬，谢文东被捕。11月，他被囚木笼囚车中，押赴黑龙江省勃利县刑场。几声枪响，他的生命结束了。

是年12月，时任国民党东北挺进第一集团军上将指挥官的李华堂，也被解放军活捉，后在押解途中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任宝富举家从桦南县北迁到箩北县。21岁结婚的他，有3女1儿。晚年他一直与儿孙过着冬吃酸菜炖粉条，夏吃黄瓜沾大酱的清淡日子。

（摘自《最后的故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