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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时能够达到这几个指标?

2007-03-01 13:20:00 来源:书摘 张结海  我有话说

不是中国的老百姓愿意把自己装在“铁笼子”里,实在是因为没有这个“铁笼子”,睡不踏实。
这两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过人均指标依然排在世界水平的很后面,还有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可是,“盛世”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2002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尽管前面加了一个“初等”的帽子,但毕竟是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普通市民层面,许多人到欧洲旅游之后,看了欧洲人的矮房子、小商店、差旅馆、旧地铁、窄街道、老电脑、土手机,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听人提议,下一步爱国主义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将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真的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几个指标,主要目的不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引起大家的思考。

指标一:住一楼也不装防盗窗

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一整晚我都没有睡着。

我之所以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我住的那栋房子,大门中间是一块玻璃,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玻璃打碎,伸手进来把门打开。另外,一楼的窗户上也没有安装防盗窗,而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

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我看过许多美国电影,凶手总是轻松地把门上的玻璃砸开进来。印象最深的一次,在一家电影院,银幕上演着类似的情节,最紧张的时刻,我身后的一位女观众忍不住大声叫道:“美国人家怎么都是装的这种没用的门?!”

后来遇到的几件事情使我意识到,他们民众的这种安全感来源于健全的保护体系。真的就像电影里,最后总是警察及时赶到。

一次,我到法国的一个海岛玩,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过了不到三分钟就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后来我们来到了出事地点,证实了刚才确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事故发生到救护车到达只有短短三分钟,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小岛上。

我住过的那个英国小镇,街上绝大部分商店没有那种用金属做的卷帘门。深夜,有些商店里还开着灯,里面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我每次路过总忍不住想,难道没有小偷想光顾?

当然,这些商店并不是诸葛孔明的空城。有一天我在住处写东西,突然有人敲门,我下楼一看,来了一位警察。他解释说,旁边的一家商店的报警器响了,他来问我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我回答说,我不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连报警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警察让我签了字就走了。

可是,光有健全的硬件还远远不够,中国有许多高档小区、高档宾馆硬件一点也不差,却阻挡不了血案的发生。最有名的一起命案发生在一家高档宾馆,事后的监控录像显示,凶手作案前紧张地在走廊、电梯里徘徊了几十分钟。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刚到营地就遇到了大雪。根据经验这样的大雪天滑雪容易引起雪崩,所以他们全窝在屋子里不出去。第二天,仍是大雪。第三天雪终于停了,就在他们整装待发时,迎来了一架直升机。里面走来一个警察和几个医护人员。来客解释说,他们发现,已经整整两天屋子没有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

我们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快速的、覆盖全国的,尤其重要的是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没有特权思想的保护系统?

指标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走一条“中国白领的路”――前半生用健康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换健康。问题是,当你在后半生想用金钱换健康的时候是否能换得着。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局部地区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说得远了大家也不放在心上,我们就说近的。去年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它当然是先经过我们祖国首都北京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还真佩服国人沉得住气,硬是不当回事。估计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都在打一个如意算盘,先用环境换经济,再用经济换环境。同样的问题是,当你最终准备用经济换环境时,是否还换得着。

中国人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直接向环境要经济发展,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第二个途径可以追溯到那句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研究表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消耗得越多,污染得也就越严重。还有一种污染纯粹来自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低水平决策。我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家门口来了一支建筑队伍,把我们小区门口的道路拓宽,制造了一个多月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地走了。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又来了七八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又走了。可是,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又来了五六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再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终于再次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

他们为什么不能只对马路做一次开膛手术,同时把所有的管道铺好?

中国的环境如此糟糕,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们几乎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至今连个垃圾分类都做不到。这方面日本、欧洲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我记得,我的法国房东家专门准备了一个收集雨水的装置,将雨水积在一个大桶里用来浇花。后来我发现许多欧洲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装置。

中国人这样一根筋地发展经济,忽视了人类追求幸福的这一最终目标。国外的研究表明,幸福水平并不能和收入水平同步增长,我自己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味地向环境索取,最终肯定要自尝苦果的,最近全国出现多个癌症村就是最好的证明。

绝大多数中国人到了欧洲都有一个体会,仿佛回到了童年。因为欧洲的环境好,让中国人忍不住想起了过去,那时候我们的天也是那么蓝,水也是那么的绿。尤其去过像瑞士、德国那样的国家的朋友们,你们来说说,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在环境上追上他们?也许,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追上他们的希望吗?

指标三:时不时有人得诺贝尔奖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通常建国二十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我们建国都已经五十多年了,不但没有人获奖,连获奖的苗头都看不到。这一点,连巴基斯坦都不如。

得不到奖,中国的老百姓就想出三个高招来安慰自己。第一招,将几个获诺贝尔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美国人大加宣传,弄得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他们自己祖国。我本人实在看不出这些美国人获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招,编造出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谎言聊以自慰。尽管诺奖的获得有时候确有某些先兆,但评选过程绝对保密。我不知道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结论从何而来。第三招最可爱。中国没有获名奖的成人可以吹嘘,就开始吹嘘进名校的孩子。一本《哈佛女孩》据说创下了中国图书真正市场销售的记录。进名校固然可贺,但它毕竟只是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像马拉松比赛,如果一个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第一圈领先,她妈妈就开始写一本《第一圈女孩》的书吹嘘她是如何如何培养的,岂不是让整个世界贻笑大方?

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是英国的剑桥大学。我遇到过一位在剑桥读本科、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姑娘詹妮佛。我告诉她《哈佛女孩》的故事,然后建议她写一本《剑桥女孩》,我来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她回答说,你别开我的玩笑,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过剑桥。

中国人没有得奖,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国人没有这个能力,而我说是因为中国人还不想得。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问我:“你说体育可以为国争光,诺贝尔奖也可以为国争光?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得?”

的确,两者都可以为国争光。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你能想象一个诺奖得主来中国能引起贝克汉姆那样的轰动吗?别说一个,你就是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诺奖得主弄过来也恐怕比不上一个贝克汉姆。一个中国电影配角明星在医院病危,外边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中国哪位学者享受过如此“风光”?

现在预测中国人什么时候获诺贝尔奖,有点像一个男子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要预测他们的女儿上大学的概率有多高一样。首先,你怎么知道这个男的还能再碰上这位小姐。就算再见面了,这个女的是否愿意嫁给他?就算嫁给他了,他们两个是否都有生育能力?就算都有生育能力,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生女儿?

指标四:农村也有人愿意住

英国人说,所有英国人的梦都在乡下。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据说除了外出拍戏,其他时间就窝在英格兰的乡下。前不久我专门到法国农村进行采访,那可真是大开了眼界。

首先,光从外表你是绝对分不出哪个是农民、哪个是城里人。到了法国农村的第一感觉,我也希望永远呆在那里。当地的农民告诉我,由于英国物价远远高于法国,许多英国人都到法国农村来买房子。

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农民为什么这么苦?究其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逼迫农民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产品。第二,采用户口制度让农民无处可逃。

换一句话说,今天,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的。有人刻薄地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种族歧视国家里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

光是剥削了也就算了,许多城市居民不但对农民没有感激,反倒对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我们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倒也不奇怪,从古至今,主人剥削奴隶都觉得是应该的,除非这个主人是个假“主人”真“摩西”。奇怪的只是被剥削者也觉得应该。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立即回了趟农村老家。父亲问我:“外国到底比中国发达多少?”

“这不好讲,中国差异这么大。你说和哪里比?”“当然是和城市比。”父亲不假思索。很显然,在涉及国外时,父亲心目中的中国是不包括中国农村的。我想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告诉他中国城乡差异的真正原因。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算了,何必呢?不是有调查发现农民要比城里人感到更幸福吗,为什么不让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呢?

我这里倒是愿意给中科院的学者们贡献一个指标:如果你要比较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第一步,先将这两个国家最差的地方找到;第二步,再看这两个最差的地区谁更好一些,那就谁更发达。

指标五:超市里自己称菜

“嫁人要嫁刘国正!”

据说这是许多女乒乓球迷的心声。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嫁比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刘国正呢?因为刘国正善打逆境球,多次上演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2005年的上海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双方分别是德国的波尔和中国的刘国正。前六局战成3比3平。第七局,波尔以13∶12领先,只差一分就可以将刘国正淘汰。世界冠军是波尔的毕生追求!他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波尔大力扣杀,刘国正回球出界,全场沸腾了,波尔的教练兴奋得跳起来!

裁判正准备在记录本上记点什么。波尔迅速走向裁判,做了一个“球是擦边,并没有出界”的提示。于是,比赛继续。

刘国正又一次反败为胜。

赛后记者采访波尔,波尔平静地说:“公正和诚实让我别无选择。”

第一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乘地铁,我上了车之后才意识到还没有检票。“也没有见到检票口啊?”我感到很纳闷。第二次乘地铁时特别注意,发现它的检票器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的入口处。这种极易被忽视的检票设备我后来在奥地利、德国等地的地铁里也见过。

我转念一想,这大概是某些欧洲国家的一种变相的福利吧。可是我很快地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我发现他们那里的超市竟然是让顾客自己称菜,称完菜自己贴上价格,再自己封口。中国的超市敢这么做吗?

前不久,我到美国开会,其间我们去一家自助餐厅就餐。把外套和随身携带的包放在椅子上之后准备去取食物,我对大家说,“你们先去,我在这里看着。”“看着?看什么?”美国朋友很惊讶地问我。“看大家的东西呀,包里大概都有钱。”“不需要看,我们这里许多人家外出门都不锁。”

世界著名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钱包实验”,将一个装有主人姓名、电话号码的钱包“遗失”在某公共场所,看看有多少人会将钱包交回来。挪威、丹麦的回交率100%,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也表现不错。中国的回交率是30%。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奇观我们曾经也拥有过。然而,做人要诚实,这一基本准则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打击,现在几乎变成了愚蠢的同义词了。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说真话的环境,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悲哀。我们有些媒体充斥的是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就是没有真话。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想说就说”,到那时“超级中国”就真的指日可待了。

(摘自《“流氓外教”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愤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本文原题为《中国离发达国家到底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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