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爱朋友，是他好热闹的性情使然，真正能让他心悦诚服，并且能在艺术上影响他的朋友并不多，其中之一是叶恭绰。
一九二八年教育部筹划举行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张大千应聘担任审查委员，与叶恭绰共事，因
朗静山识张大千甚早。民国初年朗静山在上海的住处，与曾农髯相邻，即知张大千为曾门高弟；以后与张善子成了好朋友，因兄及弟，始与张大千缔交。
一九三○年，许世英为桑梓效力，发起建设黄山，张大千昆仲及郎静山均膺聘为委员，因而发起组织“黄社”；以绘画摄影为一座名山作大规模的宣传，为前所未有的韵事。张大千曾三登黄山绝顶；师法石涛以名山作画稿之法，黄山的丘壑对张大千所作山水的影响，或者说益处极大，但如无郎静山同游，所获就不会太多。
如众所知，在摄影界早就具有国际地位的郎静山，最大的成就，亦是最能表现中国风格的特色是，通过暗房作业而出现的“集锦”，将摄影与国画融合为一。因此，郎静山摄影时所取的画面，必然符合国画的要求；而在技巧上，并不强调光与色的对比，注重画面的生动柔和，这样的“集锦”，才能达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要求。于此可知，郎静山的原始作品，也就是尚未在暗房中经过拼凑剪裁的照片，才是张大千最有用的画稿。
至于“集锦”，当然也有张大千的意见在内；同样地，郎静山如何拼凑剪裁，将单纯的素材，化成一幅“国画”，对张大千亦很有参考价值。
郎静山在“怀念大千先生”一文中，提到张善子带回华山、黄海的照片，“与我讨论”，自是讨论画山水的构图，而非讨论照片的集锦。张大千仿制石涛，常有化简为繁，或化繁为简的手法，移此幅之城楼，补另幅之云山，或者缩短两岸的距离，凸出人物的形象等等，亦可说是一种“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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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绘画作品 |
张大千笃于友情，他早年有个朋友，对于他的艺事之进步，颇有影响；此人名谢玉岑，跟郎静山一样，亦是先与张善子为友，由兄及弟，与张大千缔交后，情好更密。
谢玉岑有常州才子之名，工诗词；一九三五年因肺疾而殁。当他家居养时，张大千每隔一日，必往探病；他在《谢玉岑遗稿》序文中说：“方予识玉岑，俱当妙年，海上比居，瞻对言笑，惟苦日短。爱予画若性命，每过斋头，徘徊流连，吟咏终日；玉岑诗词，清逸绝尘，行云流水，不足尽态，悼亡后务为苦语，长调短阕，寒骨凄神，岂期未足四十，遽尔不永年乎！当其卧病兰陵，予居吴门，每间日一往；往必为之画，玉岑犹以为未足，数年来予南北东西，山行渐远，读古人作日多，使玉岑今日见予画，又不知以为如何？”
值得谢玉岑安慰于泉下的是，他跟张大千的交情，由他的胞弟谢稚柳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张大千下世，始终不渝。
谢稚柳比张大千小十一岁；当谢玉岑自知不起时，曾郑重地以爱弟相托；请张大千将谢稚柳列入门墙。张大千当时表示：“你我交情如同胞手足，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稚柳有兴趣学画，我一定尽我所知指点他，不必列名于大风堂；手足之情，不更胜于师弟之谊？”
张大千不负所诺，对谢稚柳是另眼看待的；谢稚柳爱好陈老莲的人物，张大千就拿珍藏的十二幅陈老莲的册页，交给谢稚柳去临摹，以后一直没有要回来。即此一端，可概其余。
张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敦煌时期。其时谢稚柳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于张同以美髯之故，结成忘年之交，所以张大千在力促谢稚柳赴敦煌的同时，写信给于右任情商，希望能予谢稚柳以假期，终得如愿以偿。
谢稚柳是一九四二年到敦煌的，盘桓一年有余，与张大千同时离去，一路同游榆林、西安后，入蜀分手，张去成都，谢回重庆。
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张大千与谢稚柳，天各一方，从未见面。在政治信仰上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在谢稚柳所处的那种环境中，难免在形迹上有意疏远张大千，可是他们的交情并没有变；直可说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离开大陆的张大千，曾多次对谢稚柳寄意，如他认为罕见珍品的“艺坛主盟”牛毫笔，就托人送了谢稚柳两支；此笔张大千送过毕加索，非寻常馈赠，意中是承认受者方有资格用这种笔，加上笔杆上所镌的字样，无异表示肯定了谢稚柳在大陆艺坛上主盟的地位，不过这两支笔，赠者在一九六四年托人送出，受者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收到，整整隔了十年，谢稚柳还为此赋上七律一首，结句是：“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遒训五义：迫也、尽也、聚也、固也、劲也。不管作何解，无非都是去日无多，而苦头却还没有吃够的意思。
一九七八年，张大千托人带了一幅山水送他；那是张大千手辟浑沌，泼墨作画已能得心应手以后，赠画之意，有衰年犹开新境，足以告慰故人的深情在内。谢稚柳后来在香港由画及人，推崇张大千说：“泼彩，是张大千发明的。古有泼画，今有泼彩；张大千的泼彩，有很深的传统渊源。中国当代画家，张大千数第一。”
谢稚柳到香港讲学是在两年前，张大千自摩耶山庄又托人带了一幅画给他；据谢稚柳自己说，这幅画是“落花游鱼图”；画中是不是有劝谢稚柳掉尾远游之意，不得而知。不过谢稚柳有几句话，倒是深见交情，他说：“我也希望张大千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他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不愧知人之言；而虽在香港，敢说得这样直率，谢稚柳亦自有其可敬之处。
张大千早年还有一个朋友，对他的艺事有间接而重要的影响。此人名叫于非庵，本来是北平的一个小学教员，以后习画，成了名家，专攻宋元设色花鸟，写得一手极好的“瘦金体”；张大千在北平时，常跟他合作，而且是日夕游宴的密友。
张大千跟他交密的原因之一是，此人是北平一个典型的“玩家”，养鸽子、养蛐蛐、养金鱼、养各种小动物，都能谈得头头是道；而且他还能写专栏文章，经常在北平《晨报》谈各种“杂艺”。张大千的兴趣广泛，正需要于非庵这样一个清客型的朋友；但也有人说，于非庵亦只是贩耳食之言，他说他养什么、养什么、泰半子虚乌有之事。
但不管怎么样，张大千总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满足兴趣的门径；然后进而求教各类专家。张大千自我学习的过程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写生，写生必先观察，而观察要深入到细微之处，就非自己莳花养鸟不可。所以说，于非庵的这些知识，对张大千的艺事，有间接而重要的影响。
（摘自《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三联书店2006年9月版，定价：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