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有不少纪实作者通过很多文章和著作，对圆明园大洗劫做了大量的记述和深入的评论。他们当中有：海军上尉巴吕、埃里松伯爵、保罗・瓦兰上校（又名杜潘）、贝齐亚上尉、乔治・凯鲁莱、查理・米特雷西和年轻的阿
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巴吕的证词：“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魔法破除了。”不过，巴吕没说是谁先动的手……
军医卡斯塔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讲述人，我们的态度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20岁的莫里斯・伊里松（后来的埃里松伯爵），后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26年之后，写了一本《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作者叙述了在那几个疯狂的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是对在英国和法国因洗劫圆明园而引发的相互推诿的丑闻所作出的回应。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因为那种东西易被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当时掠夺者发疯般一涌而入的情形，埃里松也有描述，尽管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值得一提。他说：10月7日下午三四点钟，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的出出进进，他们倒是向站岗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然而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出来。不用说，如此情景必然会激起那些目睹这样来来回回往外带东西的士兵们的贪欲。他们中有英军和法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兵；还有些是中国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等待机会进去。”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羹，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是马丁还是迪朗？于是大家笑着，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当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兴致勃勃地在圆明园里大抢特捞的时候，莫里斯・埃里松他在干什么呢？他随他们进去，但他没有跟着去抢去捞！他进圆明园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我双手插在衣袋里，决意对任何东西都不摸不碰”。然而为什么会有这般超凡脱俗的表现？他说这并非出于德行，他不想把自己拔高，也不想被人看作天真无邪的人。他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本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从天子那儿拿走自己的那份金银财宝。我甚至认为自己会比其他多数人都略微多发点儿财，因为我比我的许多战友有优势，我很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我还有收集小玩艺儿的习惯，这对我挑选最珍贵的、又最不占地方的东西本来就是大有帮助的。”
埃里松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目睹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为，他称之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想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欢呼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绵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用斧子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是钻石，就把那表盘敲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锦缎床垫和皮货压熄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皇家宫殿被抢劫破坏的悲惨场面令埃里松感到难受。他从宫殿走到庭院，观赏这座园林，才觉得舒服些。不过他又看见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塔、文源阁跑去。唉！”
夜幕降临时，埃里松才回到营房。他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还有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他还特别强调了英法两个军营的不同之处：“英军军营里人也同样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人家那边则把东西都码放在各个营帐里……”
埃里松还把士兵分成两类：精明的（少数）和大小孩（大多数）。第一类人主要是偷偷地拿走首饰、现金、古钱币、糖果盒、鼻烟盒、成套的金质餐具、珍珠项链。其他那些人则被英国人慷慨地扔给他们的、欧洲产的诸如挂钟和自动机械物件之类东西所吸引。
正因如此，在圆明园前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是“难以忍受的、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埃里松继续写道：“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自己的东西：雀儿、八音盒、猴子、挂钟、钟表或是小兔子什么的。那是个音响大杂烩，通宵都在响，什么声儿都有，叮叮当当，没个停的时候，还有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发条上得太紧，东西断送在了外行人的手里。一帮懂点儿音乐的人敲着鼓，组成许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钹伴奏，加上以鸟儿的‘啾啾’声为主的八音盒和鸟风琴，交汇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幽咽，单簧官嗡鸣，弦琴‘嘎支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埃里松还写道，蒙找邦将军在法军军营中，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俗气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说，到了北京，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克拉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
那么这个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是谁呢？看起来，作者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年以后，埃里松带着孙女到凡尔赛区大特里阿农庭园散步，他非常无意地把一堆小枯树枝点燃，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看护人。埃里松注意到那人带着一枚“远往中国勋章”，他就是那个没运气的炮手迪博斯克拉尔。这个老实人还记得与蒙将军在一起的情景，他说后悔当时把自己的钱财扔掉了，他的一个炮兵战友从中国弄回来值30万法朗的宝石和珍珠，那人现在在歇尔省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的确，炮兵有方便条件，可以把他们的战利品藏在炮弹箱里，放在马匹拉的军需车里。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
保罗・瓦兰是蒙托邦任命的法方在战利品委员会的代表，他最有资格讲述他及小部队陪同蒙托邦将军初访圆明园以及圆明园一拨又一拨被洗劫的情况。
让我们听听保罗・瓦兰的叙述：
“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个平行四边形似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座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其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级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大瓷坛，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精美绝伦；还有一卷卷的轴画，是中国人以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放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
“这座宫殿是统治千百万人的皇帝，在身着金丝线绣制、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朝服的达官显贵的前呼后拥下，接见向他当面叩头拜见的外国使节的地方。”描写完这第一座御座宝殿，保罗・瓦兰又对第二座大殿进行描述，那里面也有一个御座，是皇帝进行一些不太正式的接见活动的地方。规模虽不如前，但更加典雅。
保罗・瓦兰越发眼光缭乱了。他在与这个宝殿毗邻的那些配殿里又发现了稀奇绝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装饰着宝石的金银器，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丝图案的刀剑，镶着绿松石和珍珠的金银托架，还有纯金偶像，用天然珍珠串制成的花果，树木盆景，用各种最珍稀的材料混合绞制而成的小殿阁。真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保罗・瓦兰和埃里松伯爵一样，也对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抢掠的方式方法做了对比，他把这次大抢掠称为“大搬家”：
“于是开始把圆明园的东西往外搬，但只是部分地搬，与英军一定会采用的搬法非常不同。他们的习惯是无论在哪儿，只要他们能做到，就全部搬走；而我们的士兵与其说是谋求私利的抢掠者，不如说是挥霍者；他们在自己庄严的旗帜下，永远不忘廉耻心，他们拿到的财宝还不到他们可占有的十分之一。这样说的根据是：当时他们可轻而易举地敛取一笔财富，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想到要发笔大财。”
工程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是1903年他死后发表的，其中说到圆明园里还有许多地方都没能搜索到，特别是一些庙宇，那里面珍藏着很多用宝石镶嵌的偶像。他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将近半夜，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牵着几匹骡子进了皇宫，把在未搜索到的地方偷的物品往骡背上放，有人算了算说那人甚至搬了两趟。但最引人注目的绝对是那桩魔术般的事件：10月8日晚上，那些要分给部队的财宝中的三分之一，在宫殿和指定的分发地点之间这200米远的路上，愣是被人搬走。不幸的是，事实是无可怀疑的，有人接连往车上放了两批金条，这是被人看到的。有人还提到，一些军衔相当高的人为此失窃事件开了方便之门。”
事件发生40年后，樊国梁主教写下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里面有不少趣闻轶事：
“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那个活门，那只是片刻间的事儿。小密宝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2.5万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小钱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
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见证者也都证实，掠夺者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所有财宝带走。
阿尔芒・吕西的证词的价值在于其坦率，对他积极参与对圆明园的掠夺毫不隐讳。
当他一看见圆明园就开始赞叹：
“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两天中，我在值3000万法郎的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瓷器、青铜器、雕像中，总之是在珍宝财富中徜徉！我想，远自蛮族对罗马的洗劫以来，没有人见到过这样好的东西。”
阿尔芒・吕西陪同蒙托邦将军进入御座宝殿，“绝妙的雕刻品”、几百年前的景泰蓝大花瓶以及“精美的青铜器”，比比皆是。他肯定地说，他看到巴特尔准将及其手下的军官毫无羞耻地、自顾自地、“毫不客气地搬东西”。一项他先称之为“艺术性娱乐”的活动，很快就变成“具有传染性”的活动。比如，他眼看着一本封面烫金镶着宝石的书，还有一些漂亮的景泰蓝小烛台，一转眼就不见了。他还谈到安在宝殿旁边的小祈祷台正中央的一个纯金小宝塔，它上边的宝石和珍珠都被抠走――说是防备丢失！
接着，他又进入另一个更加富丽堂皇的御座大殿，四周是小陈列室，其中一间满是首饰。参谋部一名他避免提及姓名的上尉（是夏尔・蒙托邦吗？）和他自己，两人各拿一只“很难看”的表，这还不算，他又无所顾忌地拿了“几盒中国墨，也就是御用墨”。阿尔芒・吕西和另一个英军翻译官共同瓜分了一本用朱笔批写的文书，那是皇帝的亲笔批示。后来他将此物丢失了！他继续“收集小工艺品”，终于弄到两把扇子，其中一把是象牙的。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总之，每个人都弄到自己的一小份东西。可惜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谁都没能拿得更多一些。”
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仍在里面“收集小玩意儿”。
阿尔芒・吕西还谈到御座顶上的华盖：“我不知道那是用什么贵重木材雕凿而成的，那雕刻真是了不起，全是中国稀奇古怪的东西，极尽想象力；还有特别怪诞离奇的洛可可风格图案，与出人意料的精巧、品位颇为高雅的装饰结合在一起。”他本来很想把那件“独特的东西”带走，因为没有手推车，只好放弃！第二天他弄了辆车子，然而那华盖已经七零八落。
但事情还没完。他的战利品又多了一件浅灰貂皮衣，这是另一个士兵拿不了送给他的，还有一些金银首饰、珊瑚项链以及一个从御座上抠下来的绿宝石……他为没能带更多的东西回来而感到遗憾。
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旧货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不足为奇，阿尔芒・吕西如是说。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然后用手牵着这些‘运输工具’身后的附属物（中国人后脑勺上的长辫子！）。这些士兵还得意忘形地嘲笑那些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的战友”。伴随着上述画面的还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沙文搬家公司及其合伙人。”不敢恭维的幽默！
巴赞库尔也有这样的叙述，很多中国人“为穷困所迫或受金钱诱惑，完全像牲畜一样扛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包跟我们走”。
随军新教神甫朱雅出于天主教道义情感，哀叹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为了一块剩面包或一块饼干，就让士兵把自己的发辫系在他们的衣扣上”。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中国人“背负着士兵的一部分装备”‘跟在他们身边艰难行走的样子。
他由此而看到，由于清朝统治者沉湎于各种欲望而腐败，使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地位卑下，受尽奴役……
最后，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是怎么说的吧，他比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心情更加沉重：
“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战争中这悲惨的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尽管掠夺来的东西增加了负担，但部队仍显得轻松愉快。而必须指出的是前一天没有分发任何食物和饮料，这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士兵们都在忙活其他事情！再说，也没有人发牢骚……
（摘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定价：3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