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骤然热起来。我在整理和谢导谈话的录音，同时翻阅一些“文革”期间的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我看到的是苦难、愤怒、控诉，满纸血和泪。
“文革”初期，在红卫兵“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三名三高”（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高薪金、高稿酬、高奖金）的口号下，拍过“特大毒草”的谢铁骊自然被打成了黑帮，关进牛棚。他的长兄谢冰岩、好友陈怀皑也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以为会在谢铁骊那里听到同样的控诉，但是没有。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一切不过是一场闹剧。
烟
拍完《千万不要忘记》之后，我接到一个任务：拍摄《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拍了将近一年呢。是周总理提出让拍的，两个摄制组分散开来拍，拍了许多珍贵的资料，邢燕子、侯隽、董家根都有，我跑到邢燕子那个地方去待了好几天呢。南边到海南岛拍那些女知青下海去捞海里的动植物。拍纪录片，要跑很多路，要等。素材很多，回来要挑选。那个时候拍纪录片用胶片，还没有电视摄像机。然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把我们这些黑帮揪回来，不能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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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铁骊 |
我戒烟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集中了，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那个时候，高层的文化人士都去了。像夏衍、李伯钊等，都在。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成荫就因为抽烟这个事，还被批斗一通了。都弯腰嘛，一弯腰，成荫的烟就掉在地上了。红卫兵问他：“抽什么烟？”是一种很便宜很次的一种烟，红卫兵捡起来一看，是前门烟。就为这个红卫兵又斗他，还甩他两皮带。我省事了，我反正也不抽烟。这些红卫兵有我们厂里的，也有外地的，哈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我们厂。
倒煤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住在西交民巷，有一天突然听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厂。宣布我们这些人都要进厂住。把我们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我一看，哎哟，连夏衍同志都在那儿，李伯钊、夏衍，都在，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在我们文艺上怎么来检查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但是在这儿学习不久，就告诉我们回厂。回厂好了，就成了一场闹剧，都给我们糊的高帽子，身上穿着纸衣服，挂着牌子，那么进厂的。我还算不错，牌子还比较轻。布景工人搭几个洞，要我们钻过去，钻那个低洞，因为我也瘦，也年轻，我一下就钻过去了，没挨什么打。好多人胖，就钻不过去，后边那个皮带就抽啊。我们就算是“黑帮”，集中住，不许在家里住。来了工宣队，来教育我们。我记得工宣队第一个给我个下马威，就是我带一个玻璃瓶子，喝水用的，他就说：“啊，开会你们还喝水，什么作风，工人阶级有那个气派吗？”我就赶快把杯子收起来，不喝就是了。
那个时候还是把北影厂当作一个重要的单位进行的。1966年我就带着行李住到厂里，厂里一个楼层都是地铺。大家住在一起，一个挨一个的。集中学习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批示，“五・一六”通知。普遍把我们叫做“黑帮”。几乎大部分的创作干部都被打成黑帮，像夏衍、袁牧之、水华、成荫、崔嵬、凌子风，都是的。每天除了学习就劳动。也没有什么可劳动的。那个时候烧暖气用煤，有一大堆，小山似的。就让我们把这堆煤从这边挖到那边。完了以后，再运回来。我们都说这实实在在叫“倒煤”（倒霉）。今天干吗？倒煤！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悲痛的感觉，觉得好笑。干活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地倒煤，一看工宣队来了，就闷头倒。
还有笑话。凌子风他是值班组长，我们黑帮管理组，他执勤，我们几组的人到食堂吃饭都要排队。他手里捧个药盒，这个药盒里面有碘酒，有纱布什么的，为什么呢？害怕红卫兵打伤了赶快医治。他捧着这个盒喊：“立正，向右……”赶快改口，向左看齐，一向右看可不得了，那时候对右太忌讳了。但是食堂在我们右前方，应该向右转。不能喊“向右转，齐步走”，只能连着喊三次“向左转”队伍才能面向食堂，然后向前走。就不沾一个右字。
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食堂去，路旁有一个很小的小女孩，最多两三岁，在路边撒尿，胖胖的，一看到我们就喊：“低头！低头！”她人小，话也说不明白，口齿还不清楚呢！可能总听别人喊所以她也喊。我们一听就想笑。
这一幕，谢铁骊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当时，人们还要相互揭发。好像如果揭发不了别人，自己就不过关似的。但谢铁骊从不揭发别人，也没什么可被揭发的。主要针对他三件事，一是大毒草《早春二月》；二是抽烟，虽然那时他已戒了；三是拍摄《无名岛》时意外出的两条人命。
一开始住的是通铺，后来慢慢好了，一个屋子住4个人。
红卫兵在我的老战友家，看到我的一张照片，帽子上是青天白日徽，他就问我：“你是不是参加国民党了？”我说：“我没有参加国民党，我15岁就参加革命。”他就拿出照片来，我一看就说：“你们小同志对这个就不了解了。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党的番号，就是国民政府下面的军队。那个时候我帽徽当然是国民党军队的。”这是“文革”初期，都要抄家，哪家不被抄？是我们厂的红卫兵来抄的。当然我们已经做了准备，把一些珍贵的东西藏到厕所里。王遐有一天回家问我：“抄家的来没来？”我说：“还没来。”她说：“怎么还没来，赶快抄吧！”
那次抄家，谢铁骊事先已经知道，他在家里等着来抄。王遐事先把一些书、名人字画都放到后面的厕所里。造反派坐着卡车来到后，谢铁骊主动把抽屉、柜子、箱都打开，又拿出一张存折说这里还有十几块钱。当时，卡车上有两个照明师傅不好意思下来。他们是《早春二月》的照明师，跟谢铁骊关系都不错。抄家过程中，有一个道具员问谢铁骊有没有《金瓶梅》，谢铁骊说没有。最后，造反派只找出一身西装，也没拿走。谢铁骊是很少有悲剧感和屈辱感的人，很多事情知道躲不过就坦然主动面对。听到这一段，我不知为什么就想起《红楼梦》中王熙凤奉王夫人之命夜抄大观园那一回，探春得到消息，带着丫环婆子在秋爽斋秉烛而待的情景。我又想起鲁迅的话：“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在这期间，星期六可以回家，礼拜一一早就得来报到，不能晚到的。礼拜天就可以在家里了。有一个礼拜一忽然集合，军宣队的领导、工宣队的领导来训话了：“放你们回家，是让你们好好地反省反省，你们居然有人出去吃涮羊肉，是谁？站出来！”赵子岳同志站出来，我们都喊他赵老师，他说：“是我！因为在家肚子缺油水，老伴让我去吃涮羊肉。”后来又有人揭发：“凌子风他在包肉饺子吃。”凌子风站出来说：“我没有吃肉饺子，我家包的是白菜饺子。也不是给我吃的，我吃的还是面条。”就为这事批评了半天，然后各回各组反省去了。
牛鬼蛇神歌
那个时候红卫兵经常会来，一来就把我们这些“黑帮”带出去，把我们这些稍微有点名气、有点成就的人排成一队。排头站第一个是崔嵬，他个高，块头大。我们就跟在后面。红卫兵就让我们一个个说出自己的罪行，我们都弯腰，没有90度也有70度。崔嵬交待的时候总是很长时间，说我怎么炮制这个大毒草啊，什么文艺黑线什么的，帽子一顶一顶戴。他讲的时候，大家都要一直弯着腰。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可是还有一些年纪大的，60多的。问到我：“谢铁骊，你说说你的罪行！”我就简单讲了：“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他们问：“还有呢？”我说：“就这一点就罪该万死了。”他们就没话说了，我两句话就过去了。后来红卫兵走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集体宿舍了，大家一致跟崔嵬说：“老崔，你一讲为什么讲那么长，我们的腰弯得简直都要折了。”崔嵬这个人的性格在什么环境下都会展示，他爱出风头，爱争取第一。他说：“我不说长不行，我这个不说长过不去的。”他还理直气壮，他还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感觉。
我们还要唱《牛鬼蛇神歌》，我们都不会唱，把谱子、词抄下来，贴在墙上，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先是让谢添教，崔嵬就上来说：“我来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心里想，这个人的人物性格真是典型，在什么时候都要表现，现在想起来都有种喜剧的感觉。红卫兵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个皮带，有时候抽几下，也不是特别痛。我们头都剃了，剃的阴阳头，一边留着，一边剃光。后来头发慢慢留着也就不管了。
作为北影的大牌导演、演员，执导大毒草《青春之歌》，崔嵬自然也难逃厄运。“文革”一开始被打成“反动权威”“黑毒瘤”，打进了牛棚。他自称是江青介绍入党，并写信给“敬爱的江青同志”核实，但信一寄出，石沉大海。于是又一项帽子“假党员”压下来。
现在想起来这些，倒没有感到心酸，反而感觉像一出闹剧似的。当时，我没有感觉前途悲观失望，因为我的整个历史清白。没有恢复抽烟就是一个证明。
“文革”一开始，我住西交民巷，隔壁住的是个小资本家，红卫兵一来抄家，他把头栽在水缸自杀了。跟我合作过的上官云珠跳楼了。一方面批斗她，另一方面，她有癌症。王遐当时也受到牵连。有戏剧性的是，家里周围，打死的，上吊的，自己栽到缸里的。屋前屋后都是哭声，车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死了，被拉走了。我被批判的时候，剃的阴阳头，身上有被皮带打的小伤痕，但是我不习惯跟别人诉苦。厂里当时有几个专家什么的都自杀了，上吊了。当时，王遐问我是不是到西郊去躲一躲。我说：去西郊干嘛？她说怕我想不开，我说：跳井上吊多难受啊。她这才放心了。那时，王遐在发行公司里当过10年的党支部书记。也被批斗，不过不是主要的，她是陪斗。
令谢铁骊想不通的是，自己历史清白，经过10年的革命战争考验，也被打入牛棚，都算是反革命。一向乐观、心地开朗的谢铁骊这时也略略沉重起来。由于情绪低落，眼睛一向很好的谢铁骊患了青光眼，眼压高，看东西模糊头痛。
这期间，我父亲病重，住在北大附属医院，我就跟工宣队请假，陪我的父亲。有一个多月，一直到他咽气。他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岁数大了，那时候80多岁。
从牛棚中走出来的谢铁骊在父亲的病榻前悉心照顾病中的父亲。自己前途未卜，父亲病重，长兄也被打成了叛徒，三个女儿此时都还小，最大的女儿谢小丽当时也才15岁。
我问谢铁骊，家人那时有没有受到牵连。他说，不多。这天正好王遐也在，她却有些愤愤不平了，讲到了大女儿小丽在学校里的遭遇：
“当时我们家的老大小丽在师大附中，成绩很好。一开始她们学校里斗得很厉害，校长被打死了，因为当时他是站在保护老干部这边。老师、校长都挨打，拿屎什么乱七八糟的往嘴里塞，小丽看着揪心。那时，大家就指着我大女儿说：谢小丽，你是谢铁骊30年代资产阶级狗仔子。小丽回来以后就跟家里说这事。后来越来越厉害了。分成两派斗，说她是黑帮的女儿。小丽是很爱面子的女孩，回到家里就哭了，后来家里就决定让女儿不去学校了。让阿姨跟着小丽到学校去拿行李。一进学校，就有同学围上来，骂，你这个资产阶级狗仔子，还带着人来给你拿行李。小丽哭着离开了学校，从那以后。就不到学校去了。不过她爱看书，回到家里，什么能找到的书都看了，那时才十五六岁上初三。那时小丽有一个好朋友，在学校的时候打过校长。就为这事，两个好朋友分开了。后来，她还给小丽写过一封检讨书，很长的一封信。她说我从良心上觉得对不住你们，不应该对你那样，对老师那样。小丽后来考上了军艺。我家老二也是在学校被轰出来了，不让念书了。后来‘文革’末期以后，接着读中学，还没毕业呢就又插队了。”
谢铁骊的大女儿谢小丽1951年出生，二女儿谢坚坚1952年出生，三女儿夭折，四女儿欣红，起名时取“一颗红心”的意思，叫心红，后来改名欣红。小女儿到日本待了十几年。
谢铁骊的老战友徐保琪在这一时期也来到北京，从那以后他们每年有10多次见面。从前的小鬼，现在已经是国防大学的教师了。徐保琪说他记得很清楚，1967年夏天，谢铁骊到长辛店去劳改的时候，他开着吉普车到长辛店去找他，结果说他回家了。那时他家在前门，到他家里一看，他在门口坐着，一碗猪头肉，一碟子咸菜，满满一碗大米饭，在吃。那时谢铁骊的工资每月只有20多块，别的都扣了。但他情绪也不低落，仍然是酒照喝、饭照吃、觉照睡。他喝酒从不多喝，也从未醉过，更不会借酒浇愁。
（摘自《两步跨生平――谢铁骊口述实录》，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