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个畸形怪状的身体是不激动的，而遇见一个思路不清的头脑就难以忍受，不能不愤慨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常，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说我们是跛脚的。
蒙田和帕斯卡尔之所以能这样妮娓清谈，是缘于都未曾见过一个浑沌的头脑能把亿万头脑弄浑沌，也未尝身受过跛脚的精神纠集起来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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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要“过去”要“现在”要“未来”。
尤其看重“未来”。
政治家只要“现在”，无视“过去”。对待“未来”像对待“过去”一样，是不在话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为所欲为地摆布文学家，文学家翻“过去”、展“未来”给政治家看；不看，即使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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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而索尔仁尼琴不为止。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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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欧陆文化精神的整体表现是忘言犹欲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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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弱会变成卑劣。懦弱，如果独处，就没有什么。如果与外界接触，乃至剧烈周旋，就卑劣起来，因为懦弱多半是无能，懦弱使不出别的手段，只有一种：卑劣。而，妙了，懦弱自称温柔敦厚，懦弱者彼此以温柔敦厚相呼相许相推举，结果，又归于那个性质，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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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壮年中年，想一想，少年青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壮年中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恐怕是来不及了。
到了老年残年，“否”了者不必想，“是”的者再想一想，壮年中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老年人残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就怎么也来不及了。
而对于两度“是”者，还得谨防死前的一刻丧失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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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俗，都俗在骨子里，没有什么表面俗而骨子不俗的。倘若骨子不俗而表面俗，那是雅，可能是大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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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的大罪孽，都由个人的轻率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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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几个品性恶劣的文人，曾经用文字十分巧妙地掩饰了一己之本来面目；现代文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了。现代文人十分开心地用文字把自心的种种恶劣如数抖出来，而且相互喝彩，而且相互“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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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就是能把童年的脾气发向世界，世界上处处可见他的脾气。不管是好脾气坏脾气。
如果脾气很怪异很有挑逗性，发得又特别厉害，就是大艺术家。
用音乐来发脾气当然最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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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什么都有，都是独创的，他所有的都是别人独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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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者最容易被认作富有才华，因为太多的人是弄虚而弄不成，作假又作不像，另有太多的人更是不知道什么是虚什么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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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不读书，不交友。
某些人，耽读坏书，专交恶友。
也有人读了许多高尚的书，来往的朋辈却是低三下四的角色？那是因为他没有认为他读的书是高尚的，他把高尚的书当作低三下四的书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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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说，托尔斯泰作为人，不好，不够好。
托尔斯泰作为人，还可以更好。但用不着太好，太好就不是托尔斯泰。他已经太托尔斯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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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载负了伟大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文字又载负着庸琐的谬见、卑劣的性格。本来，后一种被玷污的文字似乎会迅即绝灭的，但有读者，读得津津有味――一切，有待于此类读者的减少，减少的过程估计是缓慢的，大约一两千年光景。同时不排除另外的可能性：所有的读者，终于全是这样的了。届时，载负伟大的思想高尚的情操的文字全被冷落，湮没。这样的过程，估计是较快的，大约，一两百年光景，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早就已经开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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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上，一个天才攻打另一个天才，挨打的天才并无损伤。两个天才对打，打完了仍是两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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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了的时代，可称为“神的时代”“真理的时代”“有神论的时代”“有真理论的时代”。没有一个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能脱出“神”“真理”这个前提性结论性的大观念的笼罩，因为――如今想来真忍俊不住……因为，当初主有神者，即以神为真理，继之主真理者，即以真理为神。那几个最骁悍的无神论翘楚，都虔信真理之存在。而像哥德他们的一代泛神论俊彦呢，更妙，神也有，真理也有，还加上个十足体现神和真理的“自然”。十九世纪的舞台布景还是上述的那么好，所以名优辈出，兴高采烈――我们是，来迟了，神，真理，自然，像拿破仑的灰大衣，苏士比拍卖行标了价，买当然还是有人买的，但拿破仑呢。
主真理的时代，仍是有神论的时代。套用拿破仑的俏皮话：真理，是人人都同意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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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自然生态中最脆弱的一种平衡，破坏了，就最难恢复。
希望出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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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作寓言，匠心既成，戛然而止。今人用小说、长篇小说作寓言，实在拖沓乏味，一则寓言能包涵多少，几万字烘托，太劳累了。
卡夫卡的《城堡》等等，命意都极好。然而难怪他临终嘱咐至友将遗作全部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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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趣高尚才具卓越的人，由于照料周围的庸碌之辈，而施施然自己没落了。
谁表同情，谁也就施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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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得难受了，以及富得比穷还要难受了，就发生复杂的龃龉剧情，所以古国的人总是纠缠不清，永无宁日――非穷即富非富即穷，因为一比较，不是显得穷了便是显得富了。古国的人天然地好比，从早比到晚，从小比到老，临死，犹比，死后，还可以比――所以富的是浊富，穷的是溷穷，所以有那么许多出不完的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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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热衷于排列“十大思想家”“十大文学家”的时候，岂非在反证那十个思想家、十个文学家，少有裨益于世界，否则世界何致热衷于排列此种败人意兴的花名册。
这又岂非在反证，既然思想呀文学呀没有多大好作用，那么称之为“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也是不得当的，枉然的。
上述两则“反证”都欠正允。
大思想家何止十个，大文学家何止十个，无从分名次，没有最大可言。他们知世界，世界不知他们。何以见得，有以见得的：凡是热衷于折腾“十大思想家”“十大文学家”的人，都出于不明思想家的思想、文学家的文学之缘故――除此缘故，倘若非要找出别的缘故来，那就越发不体面了。
同时令人想起那则“二桃杀三士”的中国典故来，幸亏那些思想家文学家都已作古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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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好玩。齐家――不好玩。治国――好玩。平天下――不好玩。因为，因为修身可能。齐家不可能。治国可能。平天下不可能。比起来，治国最好玩，堪惜很少大玩家。
（摘自《即兴判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18.00元。本文选自该书的《已凉未寒》、《寒砧断续》、《晚来欲雪》、《聊以卒岁》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