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杰特在腐败的体系里大赚了一笔，民众从信贷联盟的账户透支存款，这两种人固然应该口诛笔伐，但近几年来你我多数人的行为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小时候经常玩《大富翁》。我和许多人一样，玩《大富翁》时喜欢抽“命运”牌，最好是抽到对我有利的“银行疏失，收两百元！”那张牌
我已有二十年没有玩过《大富翁》，然而现在要我玩的话，抽中这“两百元”我还是照领不误。假如，真的有银行一时不察让我有机会占便宜呢？这个抉择就比较难处理了。
但这种事情的确时有所闻。
在纽约双子星世贸大楼原址的东边，有一栋26层楼的办公大厦，是纽约市信贷联盟的办事处。该联盟的会员总计30万，皆为联邦、州级与市政府员工，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世贸大楼相继倒塌时，附近几栋大楼受到波及且灾情惨重，但信贷联盟位于科兰特街的钢筋玻璃大楼却逃过一劫。尽管如此，信贷联盟的计算机却统统死机，失去了与纽约现金交易系统（NYCE）的联网，而NYCE是美国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自动提款机网络。
NYCE的网络主管立即察觉断线的状况。联网一中断，信贷联盟的会员仍能利用提款机提领现金，NYCE却无法及时追查这笔交易，也无法避免会员透支。当时信贷联盟的情况虽然混乱，NYCE的主管仍设法联络上他们，告诉他们目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让NYCE敲几下计算机键盘，切断提款机与NYCE的联机，直到信贷联盟与NYCE的联机恢复为止。但修复信贷联盟与NYCE的联机可能会花上几个星期。第二，NYCE先让会员照常提款，以后再追究提款记录。就理论上而言，只要一张信贷联盟的提款卡在手，任何人想提多少就提多少。信贷联盟必须承担这个风险。该如何决定是好？
纽约市信贷联盟于八十几年前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信贷联盟之一，崇尚天助自助者、众志成城的信念。许多会员是消防队员与警察，在恐怖攻击事件之后，一般相信部分会员已葬身在信贷联盟的对面，信贷联盟狠不下心让会员与家属在急需用钱时领不到钱。信贷联盟的法务长西斯良诺事后表示，“我们当时认为让会员无钱可领的话，会员将受到严重打击，让原本陷入混乱的纽约更加无序。”信贷联盟相信会员能秉持责任感使用提款卡。
事发没多久，信贷联盟的会员就纷纷发现提款机联机失常，无论存款总额高低，会员想提多少就可提多少。风声走漏出去之后，会员争先恐后去提款。多达四千名会员的提领总额超出存款，有些会员透支的金额甚至高达一万美元。有一名会员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使用提款卡超过150次。
同年11月，信贷联盟与NYCE的计算机联机总算修复，信贷联盟的运作也恢复正常，开始逐一整理9月11日至今的现金提款。透支的会员留下罪证确凿的电子记录，信贷联盟决心追查到底，这项工作由法务长领军进行。法务长最初怀疑透支是无心之过，或者是为了应急而贸然透支。信贷联盟信任会员不至于动歪脑筋，然而有些存款余额平均不到一百美元的会员，居然在短短几星期内提领数千美元。“本联盟尽量为客户着想，”法务长说。“我们不是金钱至上的机构。”
信贷联盟整理出透支的账户并寄信催讨，之后虽然追回了一些款项，许多催讨信寄出后却石沉大海，因此再以措辞强硬的存证信函催讨。经过数个月的理性诉求，仍有1500万美元无法追回，信贷联盟最后只好报警处理。曼哈顿地区检察署与纽约市警察局连手侦办本案至翌年夏天，逮捕了数十名嫌犯。
2002年春天，警方又在附近的美林证券侦办得如火如荼。刚整修完毕的美林全球总部位于距离信贷联盟办事处几条街外的维西街。“九一一事件”之后，美林将九千余名员工分散至新泽西州与城中区的分部上班。待总部整修完毕后再将员工迁回。然而，重回总部上班后，员工的士气却萎靡不振，原因之一是公司遣散了大批员工，再度探底的股市也降低了公司盈余。但士气低迷的主要原因是，美林成了纽约州检察长史毕策刑事侦察的对象。
把苗头对准华尔街之前，史毕策是个知名度不高的州级官员。当时认识他的人会将他联想到20世纪初的人物，因为他出身富贵之家，由父亲提供竞选资金，让矢志为民众利益打拼的史毕策当选检察长一职。
史毕策经过多番转折才注意到美林。2001年初，皇后区一名小儿科医师坎吉拉尔因投资股票惨赔而聘请律师对美林提出民事诉讼。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导致大批股民损失惨重，坎吉拉尔也在其中，他在信息太空这只股票上损失了50万美元。坎吉拉尔本来直觉认为应该在每股60元时脱手，美林的交易员却劝他别卖，因为美林的公开研究报告将“信息太空”列为“买进”的股票。支持这些研究报告的人是美林的当红分析师布拉杰特。他以“网络股大师”的绰号在电视上建议股民“买进”。
今人很难想像布拉杰特当时呼风唤雨的情景。2000年刚过30岁生日的他从未奢望成为华尔街巨星。自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曾梦想当作家。梦醒之后，父亲为失业的他张罗到保德信投资信贷的一份差事。起初他在职场上的表现平平，但在1998年他预测亚马逊的股价将暴涨至每股四百美元。这个股价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月后却预言成真，不仅让他一举成名，也赢得“神谕”的美名。不久后，美林以三百万美元将他挖过去，栽培他成为曝光率最高的顾问，让那些想赶上网络淘金热的股民以他的建议为标杆。由于布拉杰特一头金发，个性亲和，外形上相，因此到处露脸预测股价，也针对新经济做出广泛预测。
布拉杰特并没有对CNBC的忠实观众或美林的客户透露，他在美林的角色远超过股票分析的工作。他与那时其他当红分析师一样，在美林的投资金融部门担任一项吃重的任务――希望将网络公司以及丰厚的承销费带进美林。当时美林的投资金融部门代理的公司之一是前进网，而前进网是信息太空准备在2000年并购的公司。与美林的“钱”景息息相关的是，信息太空的股价必须维持高价，这项并购计划才有可能顺利达成。
虽然信息太空的股价持续下跌，小儿科医师坎吉拉尔仍紧抱不放，最后跌到每股11美元时他终于卖出，损失惨重。坎吉拉尔脱手时，美林与布拉杰特仍继续推荐投资人买进“信息太空”。纳斯达克崩盘后，据估计股民损失约四兆美元。大牌分析师面对许多下跌中的科技股时，积极哄抬的态度不输先前股价攀升的时候。举例来说，到2001年5月为止，Priceline的股价从162美元跌至4美元，雅虎也从237美元跌至19.5美元，摩根史坦利的首席网络分析师玛莉・米克仍继续以一度令人垂涎的“优于预期”来评价这两股。
坎吉拉尔对美林提出诉讼后不久，州检察长史毕策也注意到了这件官司。史毕策进行刑事侦察后讶然发现，美林在这段期间中不仅习于欺骗民众也有自肥之嫌。史毕策的调查显示，布拉杰特私下以电邮揶揄他与美林公开哄抬的几只股票。他曾在电邮中将“信息太空”讥为“垃圾股一只”，却在同一时间建议民众买进。他也私下将其他股票称为“狗屎股”。史毕策另外还搜出一份布拉杰特撰写的备忘录，上面详述他为投资金融部门创造的财源应为自己赚得多少利益。这份备忘录明显抵触了美林自称分析师不会因哄抬股价而获益。史毕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林的“建议原本应独立而客观，却为了图利投资金融部门而提出立场偏颇、另有居心的建议。”在史毕策眼中，美林与布拉杰特的行为构成证券舞弊，属于恶性重罪。
由于史毕策掌握上述证据，迫使美林同意以一亿美元达成和解。检调单位随后也调查华尔街几家大公司，查出几种内线交易的行为。最后这几家公司于2003年以14亿美元的天价达成和解。
布拉杰特的下场如何？不算太糟。他自称想要“改变生活形态”，于2001年11月接受美林五百万美元左右的资遣费引退，然后与兰登出版社接洽出书计划，并定期与律师开会。2003年，布拉杰特与检察长达成和解，同意支付四百万美元的罚金，却不承认罪行。四百万对布拉杰特是蝇头小利，因为他在美林爆红的期间赚了将近两千万美元。
布拉杰特与透支账户的民众，两者间的背景乍看之下并无相似之处，雷同点却比比皆是。布拉杰特跻身新经济的大赢家之林，在90年代的荣景里收入激增至前所未见的程度，是获益阶层中的佼佼者。他的教育程度与出身有助于稳固他在赢家阶级中的地位。事业成功的双亲、私立中小学、耶鲁大学、华尔街的人脉，他样样不缺。
相形之下，透支账户的民众所代表的阶层人数远超过布拉杰特的精英阶级。这些民众在景气蒸蒸日上的几年，不是在财经方面毫无长进，就是只见微薄的成长。这些民众占据了前劳工部长莱奇所谓的“焦虑阶级”的底层，90年代对他们而言并不好过。虽然90年代过半之后接近底层的员工薪资位数增加，却无法弥补70年代末期至今的薪资萎缩幅度。而就算薪资有所成长，增加的部分也被大纽约区攀升的物价抵消殆尽。地区检察署的资料显示．多数透支账户的民众属于“月光族”，银行存款不足以应急。部分民众的余额甚至连续几个月都低于一百美元。
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来看，透支存款的民众与布拉杰特宛如生活在不同行星上。然而两者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大言不惭是堂堂正正的国民却仍知法犯法。许多信贷联盟的会员服务于纽约市的执法单位，绝不会考虑抢劫银行。但是，假如提款机平白无故开始吐钞票，你能掉头就走吗？以布拉杰特而言，进华尔街打天下之初，他并没有想到最后会成为州检察长的箭靶，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布拉杰特只是美林的替死鬼。详读史毕策发掘出的电邮后不难发现，布拉杰特经常屈服于公司的压力而哄抬股票，也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忐忑不安。一如许多金融服务公司，美林的投资金融部门常对分析师施压，只准分析师替重要客户的股票说好活。这种做法众所皆知。
布拉杰特玩的是深层的舞弊游戏，也懂得遵循这种游戏规则，因此进账数百万。做同样事情的分析师非常多，很多人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同一期间任职于保德信的分析师表示，“那时候体系生病了，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体系生病了，愈看愈不觉得哪里不对劲。”依照分析师的见解，华尔街的法人大户并不天真，研究分析师若与投资金融业挂钩，法人大户没有蠢到听信他们哄抬股票的说法。“人人都知道这场游戏应该怎么玩，”这位保德信的离职分析师说。分析师哄抬股票只是尽本分，认真的投资人只将他们的建议当作耳边风。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布拉杰特这种当红分析师的建议对象并非局内人。他上电视亮相，对象是一般民众，而美林分散全美各地的交易员在建议客户买进时也采纳他的推荐。“我们害别人赔钱，我觉得良心不安，”布拉杰特的一名同事以电邮向他诉苦。“阿猫阿狗的退休老本快被我们赔光了。”
布拉杰特是鼓吹高科技股的绝佳人选，华尔街爆丑闻的时候，他也成了众矢之的。布拉杰特被卷进作弊文化，并随波逐流。
布拉杰特在腐败的体系里大赚了一笔，民众从信贷联盟的账户透支存款，这两种人固然值得口诛笔伐，但近几年来你我多数人的行为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美国人的生活领域中，如运动界、商场、法律圈、教育界、科学界和医药界，似乎有愈来愈多人想投机取巧。兹举下面几个例子：
威彻斯特郡的心理医师黛娜・勒克突然发现，当地青少年前来接受心理评估的个案激增，而他们就诊的原因是希望被检查出学习障碍，再小的症状也无妨。她知道生意突然兴隆的原因：大学委员会规定，学力鉴定时获准延后交卷的身心障碍考生，在成绩转寄给各大学入学审查部时将不再注明“身心障碍”。家境富裕的家长带着子女来找勒克医师，只求一件事：希望透过正当途径诊断出身心障碍，为子女在学力鉴定考试中争取额外的答题时间。勒克医师在多数前来受诊的青少年身上检查不出毛病，但持续“物色”医师的家长迟早能找到愿意配合的专家，付出合适的价码并得到想要的诊断结果。反观家境较清寒的学生，如果不幸罹患学习障碍却没钱接受诊断，反而无法得到应得的利益。大家都知道，学生作弊风气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但家长、家教与其他成人不计一切代价协助学生取得优势的现象也日益增加，毕竟教育优劣事关前途。这种抄捷径的做法多半因金钱的润滑而更顺畅。
有一位记者在撰写博士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瑞拉的报道时，查了一下扎瑞拉的背景，发现扎瑞拉自称拥有纽约大学MBA学位，该学院却遍寻不着他就读的记录。经记者质问后，扎瑞拉坦承自己长久以来学历造假。在他认错之前，假学历事件层出不穷，包括名气响当的人物在内，如圣母大学的前任美式足球教练欧利瑞、维利塔斯软件的前财务长龙察尔、美国奥委会的前主席桑德拉・鲍德温。猎头公司与就业公司指出，求职者说谎的问题不分阶层，并于最近十年飙升，高达半数的履历表夹带谎言。
某天我与一群朋友共进晚餐，买单时总额141美元，大家同意平均分担，这时有一位从事自由撰稿业的朋友伸手将账单拿过去。“这账单由我留下，大家有没有意见？”她想以这项消费扣抵所得税，但她并非征询这样做是否有违道德，而是想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希望做同样的事。大家不反对她留下账单，当然也不认为用来扣抵所得税有何不妥。我并不感到惊讶。根据国税局的报告，近年来逃漏税的情况逐年恶化，导致美国财政部至少每年损失2500亿美元，实际逃漏税的总额甚至是这个数字的两倍。逃漏税最严重的应属有钱人，但巧妙地避税已逐渐成为全民运动。举例来说，多达两百万的美国民众拥有违法的海外账户，利用这些账户来逃漏税，而这个问题在90年代大幅恶化。在加勒比海小国开户的民众，看上的其实并非当地温和的气候。
网络上出现一种新科技，能让一般美国民众对版权商品进行大规模的侵权行动。这种科技如野火般散布开来，尤其在大学校园更加严重，导致唱片公司与艺人团体损失数以亿计的营收。Napster以及其他共享软件让剽窃的做法蔚然成风，而使用者几乎在道德上毫无疑虑。再怎么说，音乐界的贪婪与商业化长久为人诟病，违法下载音乐与偷接第四台的行为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美国民众广泛盗用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讯号，一年偷看了将近60亿美元的付费频道节目。接线让邻居一同观赏《黑道家族》而不付费给HBO，一般认为这是照顾芳邻的心意。美国政治社会学者普特南曾表示美国人喜欢独自打保龄球（译注：表示缺乏社区参与感）。然而，如今的社会风气显示，民众愈来愈喜欢一同偷东偷西。
上述的例子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从美国社会盛行的作弊模式列举一二。就作弊的本质而言，作弊的用意在于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违背道德的趋势因此也难以记录。尽管如此，在现有的证据强烈佐证之下，显示美国人不仅在许多方面愈来愈热衷于作弊，愧疚感变得愈来愈轻。抱着“反正大家都在做”的心态，或者想像大家都在做，一种作弊文化便油然兴起。
推动上述法案多年，却往往遭到强有力的特殊利益团体与反政府的狂热分子阻挠。同时，联邦单位如证监会、国税局以及法务部也苦无制止白领犯罪的资源。既然被起诉的几率近乎零，为何不虚报营收数字？反正犯个舞弊罪就能净赚七千万，大不了进去俗称“联邦度假村”的监狱蹲个一两年，何乐不为？为何不把收入打到非法的海外账户去？
（摘自《作弊的文化》，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1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