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龄
许多人相信老年人没有年轻人幸福，这种观念也许受到了大众媒体（尤其是广告）中的“年轻人俱乐部”这一时尚的有力证明；许多所期望的生活质量都属于青年时光。在某些方面，老年人确实有一些客观的不好景况；他们的健康往往不好，收入往往也较低，而且大多数人都已鳏寡孤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许多研究显示，这些老年人从主观上比那些年轻人更为幸福，但是这两者之间的主观幸福差异不是很大。下面四个理由也许能解释年龄与幸福之间的这种能观察得到的积极关系：
*老年人的期望与抱负相对较低。例如，老年人认为不再工作及鳏寡孤独是意料之中的事。因而年轻妇女所经历的丧夫之痛比老年人所经历的丧夫之痛厉害得多。
*老年人之目标与实现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许多人年轻时的生活似乎很成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所定立的目标会变得更合理，更切合实际。
*老年人会适时调整自己的情形。例如，老年雇员会努力使他们的工作情形适合自己的需要――如通过寻找新的工作或改变自己的工作条件来进行调整。
*另外，这些老年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减少消极的生活事件以及如何调节与控制那些消极影响。
然而，年龄与幸福之间的这种积极关系受到了人们的挑战，而人们也报告了一些与此相反的发现。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这样的，个人在自己老年生活的经验以及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各种机遇的适应情况都是不同的，因而很难做出非常笼统的一般性结论。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年龄与幸福之间的U型关系。相关的研究对那些干预因素进行仔细控制，尤其是对健康这一因素的控制。该研究推论说，老年人的幸福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较好的健康。在控制健康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例如在英国），研究者发现四十岁时的幸福度最低（男人为43岁，女人为40岁）。人们在小于四十岁和大于四十岁时都是比较幸福的。这种自我显示的福祉度的升高与降低也许要归因于人们各自的情形与条件。到中年时，人们也许可以放弃一些抱负与理想从而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下列一些原因使研究者很难把握年龄对福祉的影响：
*“幸福”的含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
*对于福祉问卷调查答案的理解会因语言或被调查群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年龄效应可能会与年龄组效应之间发生冲突。所观察到的幸福程度的变化也许与所经历的时间段有关，而不是与年龄本身有关。因而从整体上来讲，今天的老人可能不如将来的老人健康。一份对于美国与欧洲的年轻人所做的研究显示，这些人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幸福。
*即使其中的因果关系也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清楚。幸福的人们比不幸福的人们活得更长，这又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年龄与幸福之间的积极关系。
因此，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当人们宣称年纪变老会导致不幸福，或老年人比青年人幸福时，他们必须要谨慎。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经济研究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幸福。
性 别
一些研究显示，妇女的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的要高于男人所报告的幸福水平，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这种福祉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在愤怒心情、好斗行为、悲伤、恐惧与焦虑、反社会性格紊乱、行为紊乱以及药品与毒品的滥用与依赖等方面。然而这些妇女似乎具有更高的报告幸福水平的说法与其他许多关于精神紊乱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这些精神紊乱研究揭示，妇女患有心绪与焦虑紊乱的几率要高于男人（躁狂症除外，请参考Kessler等人的著作1994年）。另外这些研究还显示，从整体上讲，妇女经历某种极端积极和极端消极情绪的几率要超过男人。妇女们有一种趋势报告自己非常幸福，也有一种趋势报告自己非常不幸福。妇女与男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感受强度的不同，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妇女“更幸福”的现象。这种差异也许应该归因于性别角色，而这种性别角色又与人们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之间有一种紧密关系。在社会中，女人被允许甚至被教育成为比男人更为容易动感情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当涉及亲密关系的时候。
另外，妇女们更高的主观福祉水平也许可以通过其本身固有能体验幸福的遗传能力所解释，还可以通过她们较低的抱负水平进行解释。也许因为妇女们对生活的期望较少，或她们被教育应该在生活中期望较少，所以她们比男人幸福。
与心理学家的研究相呼应的是，经济学家关于幸福的研究也发现，妇女们所报告的幸福水平比男人们要高一些。然而，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妇女从1970年到1990年后期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一种报告主观福祉水平的降低，而男人们则没有这种情况。这种研究结果令人们不解，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人们见证了妇女被歧视的减少以及妇女在工作生活中的更多参与。然而这种日增的平等也许提高了妇女们的抱负与志向水平，这样当她们面对同样的生活情形时，会比以前更为不满意。既然抱负水平很难在经验上与报告的幸福水平分开进行评估，那么当人们分析妇女是否天生比男人幸福或不幸福时，他们就必须控制其他一些干预因素。例如，众所周知，即使从事同样的工作，妇女的报酬也会比男人低。这个特定因素会使妇女觉得她们没有男人幸福。
种 族
所有关于美国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调查都发现，黑人不如白人幸福。然而这个结论对其他一些国家也成立，如在南非，最幸福的人们依次是白人、印第安人，有色人种，最后是黑人。因为许多黑人的收入较低，接受教育较少以及所从事的技术工作较少。如果人们能控制这些因素，那么种族间幸福水平差异就会变得很小。黑人具有较低的主观福祉水平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黑人的自尊较低，而较低的自尊是由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
经济学家同样也发现，美国的黑人不如白人幸福。然而，在1970～1990年这段时间里，没有哪个种族能像黑人那样经历不断提高的报告的福祉水平。这样，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幸福水平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减少歧视已经出现了其预期的结果，这一点不同于在美国妇女身上所观察到的幸福水平趋势。
健 康
当人们被问及他们如何评估自己生活中各个层面时，良好的健康的排位最高。健康与幸福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但这一点仅对自我报告的健康定位成立。例如，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神经质的人们回忆更多的是那些坏健康的症状，他们的幸福水平比那些非神经质的人们的幸福水平要低。
医生们所做出的客观的健康评估对幸福的影响比这要小得多，人们在处理这种患病情形时似乎非常有效，他们常常拿自己的健康状况与那些比他们还差的健康状况进行对比，因而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然而这种适应并不是完全的。诚然，那些截瘫患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对自己的情形有相当好的适应，且并不像“所想像的那样不幸福”，但是他们所报告的幸福水平比那些无事故的控制团体的水平要低得多。人们的健康条件的恶劣程度越低，他们就越容易适应。
亲密关系与婚姻
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群居动物”以强调入际间关系的重要性。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拥有朋友、伙伴、亲戚以及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或为工作同事或为教会成员）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有所贡献。这种“归属感”的重要性被一个实验性的发现所证实：即使不重要的团体定义（例如喜欢某个抽象派画家的一群人）也会导致某种团体定位，从而也会影响金钱的分配。
无疑，最重要的人际间关系是婚姻与家庭。正如许多针对不同国家和时间的研究与调查显示，婚姻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些已婚者所报告的主观福祉水平比那些未婚者、离婚者、分居者和鳏寡者所报告的幸福水平都要高。那些已婚女人比那些未婚女人更幸福，那些已婚男人比那些未婚男人更幸福。已婚女人和已婚男人所报告的幸福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说，婚姻并不会偏向于某个性别。
这些研究与调查结果受到了另一研究观察的验证：婚姻能在死亡率、发病率以及精神健康等方面表现出许多优点。另外，夫妇之间对彼此的福祉也会产生积极的相互影响。即使当其他诸如收入、年龄和教育等影响变量受到控制的话，婚姻与幸福之间的这种积极关系也会维持不变。
那么到底是婚姻带来幸福还是幸福有助于婚姻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提到选择效应。似乎我们可以合理地讲，那些不满足和内向的人很难找到一个伙伴。人们发现与那些外向、诚信和富有热情的人为伍更有意思．那些幸福和自信的人们更容易结婚并且维持婚姻。然而，人们仔细的研究已经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种选择效应不是很强，婚姻与幸福之间的这种积极关系主要是由婚姻本身的一些积极有力的后果所导致。
婚姻有助于福祉的主要理由有两个：
*婚姻能够提供额外的自尊来源，例如婚姻可以提供一种躲避生活中其他层面（特别是工作）的压力的避难所。这样，一个人的定位可以有多个立足基础，因而是非常有利的。
*已婚者更有机会受到那种长久亲密关系的支持，他们遭受孤独之苦的机会很少。
在未婚者中，那些与伙伴一起生活的人比那些独自居住的人更为幸福，但是这种效应要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事实证明，那些在个人主义流行的社会中共同生活的人们所报告的满意度高于那些独处的人们，有时甚至高于那些已婚者。对于生活在集体主义流行的社会的人们，情形是相反的。
最近几年来，已婚者和从未结婚者之间的幸福水平差异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幸福差异”之所以减少，既因为未婚者所经历的幸福水平越来越高，也因为已婚者所经历的幸福水平越来越低。这种发现结果对那些晚婚者、多次离婚者、结婚次数少者以及那些越来越多的不结婚伙伴者（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伙伴者）来说都是成立的。
关于幸福的经济研究也发现，在其他控制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婚姻与幸福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关系。有些令人不解的是，二婚、三婚和四婚被证明不如第一婚幸福。关于那些婚姻伙伴，也许因为婚姻作为一种制度，人们对其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婚姻被其认为是一种“行为性异常”。
智力与教育
据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说过，只有傻子才是幸福的。他的说法似乎与以自我怀疑甚至精神混乱等为特征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形象是相互印证的，其中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实验法研究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智力与主观福祉之间存有消极关系的说法。从表面上看来，这两者根本是无关的。聪明人是否幸福要取决于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功程度，同时还取决于他们的较高抱负是否得到了相应的实现。
因此，教育水平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密，教育水平与收入紧密相关。也许教育能使人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从这一点上讲，教育对幸福的贡献就是间接的。但是反过来，教育也会提高抱负水平，例如，研究发现，当人们受到失业的打击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那些受过较少教育的人更容易产生忧虑。
宗 教
信仰上帝和幸福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关系，但是这种效应也不是非常大。即使诸如婚姻状况、收入、特别是年龄等人口影响因素受到控制时，这种结论依旧是成立的。因而，当马克思宣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能够产生更高的福祉感受时，他也许是正确的。
宗教能够提高幸福的水平可能涉及以下几点原因：
*教堂参与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对那些已经失去其他形式支持的人来说，诸如老年人和鳏寡者，宗教活动以及他们感受到的那种共融与交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式的安慰。
*宗教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解释性框架，这种框架能够为生活输入意义与目标。这种与上帝的亲密感受以及对来世的信仰都能给人提供一种存在确定性，也是幸福的一个重要源泉。
*信仰宗教的人们能更好地面对那些不利情形。当某个不幸事件被认为是上帝的意旨时，那么这个不幸事件就能更容易被克服。
*从整体上来说，教会成员具有较好的健康，主要是因为他们行为妥当：他们喝酒少、抽烟少、滥交的性行为少。因此，他们会活得更长。
也许这里面也有反向的因果关系；越是幸福的人越虔诚。在那些宗教扮演重要社会角色以及进教堂被视为积极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情况越发明显。另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积极的关系是否能适用于所有宗教，或者这些宗教信仰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着差异。
（摘自《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