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东佬和西佬

那些年，德国有许多流行的词汇，例如，“统一”、“未来”、“重建”等等。还有两个词：“东佬”、“西佬”。

在“东佬和西佬”这个题目下，有太多的故事可讲。

中国留学生眼中的西德人

在一次留学生聚会时，我听到一些事情。

一个留学生说：我听西德人说，战后重建的那几年，男女老少修公路、搬机器，一个工地上几百几千人干活，谁也不吭声，就是埋头干活，有的人一边流泪一边劳动。修完公路又建工厂，然后又去垦荒种地，一人一天就发一公斤土豆。那会儿，奶、糖、酒，还有什么汽车、旅游，想都甭想。现在虽然他们的日子很好了，可是那种精神还处处可见。比如我曾在一家装修公司打工，专门给住宅的厕所地板砖磨砖缝，这活要在中国是用水泥磨，在西德得用玻璃胶。我看见西德人趴在地上，聚精会神地把胶一点一点灌进去，那真叫一丝不苟。我原来还想糊弄糊弄完事，甭想，稍不合格就得返工。我不得不服，心想，难怪西德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难怪他们的产品打遍天下无敌手。

另一个留学生说：我觉得整个西德就像是一部计算精确运转完好的大机器。比如说公共汽车，每一条线路每一个车站都贴有时间表，说车几点到就几点到，一点不差，偶尔来早了一点，也必须得等，到准点再开车。

我的留学生朋友许妮说：还有过马路，西德人特别遵守交通规则，不是绿灯坚决不过，哪怕是在一条僻静的小街，哪怕当时没有一辆车通过，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等着变了灯再走，这就是素质。这样的自律精神自觉意识，让全世界的人汗颜。

我也忍不住插话了：在柏林坐地铁，所有的站台都没人查票，成千上万人乘地铁，全凭自觉买票。据说柏林的地铁公司有一个12人的检查小组，每天派到各个线路查票，查到有逃票蹭车的，就罚40马克，可是从没听说有西德人被罚。西德人很看重自己的名声信誉，如果有人被当众查出逃票，他就会无地自容，以至无颜继续留在这个城市，所以他们绝不会为了占一点小便宜而付出人格的代价。

留学生毛毛说：西德人的环保意识特别强，西德所有的垃圾站都有好几个筒，垃圾分类放，这个专放废纸，那个专放玻璃瓶，仅放玻璃瓶的垃圾筒就有好几种，绿色的筒专放绿色瓶，褐色的筒专放褐色瓶，白色的筒专放白色瓶。西德人很自觉地按照标识分放各种垃圾，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扔垃圾，他分门别类地把不同的东西扔进不同的垃圾筒，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把铁皮罐头上的纸都撕下来，铁皮扔进一个垃圾筒，碎纸扔进另一个筒。连孩子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这个民族能不强大吗？

渴望统一的德国民众正在捣毁柏林墙

小崔和毛毛都是学经济的，他俩一个已留德多年，一个出国前就是大学的经济系讲师，聊得兴起，他们高谈阔论，大讲特讲西德战后经济的发展道路，我们几个刚来的留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说，西德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有几个原因：

其一，西德有句话叫做“40马克创造经济奇迹”，这句话讲述了一个重要事件――币制改革。战争刚结束时，西德使用的仍是第三帝国时代的旧货币，但是钱不值钱，黑市猖獗，物价飞涨，供应奇缺。1948年6月20日，西德实行币制改革，新的西德马克取代了旧的货币。24小时之内，每个西德公民都得到了40马克，他们就从这40马克起家。一开始，物价非常昂贵，一个炉子要70马克，一辆自行车80马克，一双丝袜4马克。不过，价格很快回落，黑市垮台了，商店的橱窗摆满了货物，蛋糕上有奶油了，又有啤酒喝，有香肠吃了，真正的市场形成了。

其二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包括自由的原则、竞争的原则、社会福利均衡的原则、国家制宪和调节的原则等。西德人认为，这是介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它既可避免自由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又可杜绝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其三，美国的援助（这里暂且不论美国帮助西德发展的动机是什么）。大伙听说过“马歇尔计划”吗？这是战后美国实行的帮助欧洲复兴的方案。从1948年4月以后的4年中，西德得到美国调拨的款项总计30多亿美元以发展经济。1948年后苏联对西柏林实行封锁，把西柏林变成一个孤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通过空运每天向西柏林投下各种物资，使西柏林得以生存。

西德人是走运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对他们真是慷慨，他们的新马克拥有同英镑和美元颇具竟争力的比价。朝鲜战争刺激了美国对制造业进口的需求，也进一步为西德打开了出口的机会，并坚定了美国人的决心：为了西方的安全，德国应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西方没有向德国索取赔款，也没怎么大规模地拆除工厂和工业设备，即使有也很快就停止了。

紧跟在美国的慷慨举动之后，法国在1950年提出了一个历史性创意：“欧洲煤钢联营”，为西德的工业复兴提供了国际框架，传统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老区鲁尔区很快繁荣起来，知名的重工业公司“克虏伯”和“曼内斯曼”，重新跻身世界前列。1950年代后期，欧洲共同市场“横空出世”，西德的出口业迅猛发展，仅仅从1958年共同市场的建立到1962年的四年间，西德向欧共体其他五个成员国（法、意、荷、比、卢）的销售额就增加了两倍。

鲁尔区的繁荣只是“经济奇迹”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随着高技术的迅速南移展开了。西门子公司将总部和生产中心迁往南部的巴伐利亚和慕尼黑，与此同时，德国的两大汽车生产厂家也已经扎根南方：宝马公司在慕尼黑，梅赛德斯・奔驰在斯图加特。70年代，斯图加特成了“经济奇迹”第二阶段的中心，这里是西德的“硅谷”，成千上万高科技公司聚集在此地。

西德从战败国变成了经济大国，“德国制造”的标志已经成为质量可靠的代名词，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欧共体为这些“德国制造”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内部市场。同时，西德同美国、东欧和拉美的贸易也迅速发展。

80年代末，“经济奇迹”的第三阶段又为西德带来了大笔财富，出口增长了18%，机床工业增长至满负荷生产，垄断了欧洲自控设备的市场。到了1989年，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高出英国40%，工业总产值几乎与英法两国的总和持平。

西德像一只火中的凤凰，从战后的废墟中腾空飞起……

　　我认识的东佬施特恩

他来了，从柏林墙那一侧，大步流星地走来，身上只背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儿，粗壮结实的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义无反顾地走着，连头都不回一下。没什么可留恋的，出门的时候只对老父亲说了一句：我挣够了钱，回来接你。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往他的兜里塞了一包他最爱抽的烟丝。

他从东部走到西部，一路上，有活就干，有工就打，有钱就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当他来到我留学的拜城时，已是圣诞节前夕。他是天主教徒，因此每到一地，都来寻找教会的帮助。

拜城的教会热心地为他安排了住处，真巧，与中国留学生毛毛住同一个公寓（毛毛也是通过教会的帮助住到了这里）。我和毛毛很熟，这天晚上去找他一起做德语作业，一开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里多了一个新房客：从东德来的施特恩。

施特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东佬，晚上，我们把他请过来，一起吃饭聊天喝啤酒，中国人对东部发生的事很感兴趣，你一嘴我一嘴问个不停，施特恩不大讲话，只闷头喝酒吃菜，倒是爱侃的毛毛大发议论，从柏林墙到美苏冷战说个没完没了。

施特恩在这座小城住了下来，他在市中心的麦当劳找到了工作，每小时9个马克，他干活很卖劲，烤汉堡，收拾店堂，什么都干。每天晚上，他都算一下帐：今天干了8个小时，又挣了72马克，然后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施特恩是东德最普通的人民大众中的一个，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中三个孩子他排行老大，中学毕业以后，由于城市缺劳力来农村招工，他进了城里一家小小的机修厂当电工。

施特恩没有过高的要求，他挺知足，生活上不缺什么，饿不着也冻不着，钱也够花。政府总在宣传，我们的国家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对此，他深信不疑。他看到了，自己的国家有私人小汽车，尽管要买车得等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所有的小汽车都是一个模样一种颜色，可别的东欧国家还没有呢不是。

施特恩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他知道，西边，有他的另一半同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不断地讲，那边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那边是帝国主义阵营，是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占领区。施特恩模模糊糊地知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世界革命的祖师爷，他施特恩的老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资本，自从来到人世间，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施特恩为自己生活在东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阴霾里而感到庆幸万分。

然而有一天，他发现一切都错了。

一个朋友带来一本西边的画报给他看，他惊呆了，画报上的西边，那么富裕那么美妙，高楼林立，商店琳琅，风光旖旎，特别是现代化的工业区，像花园一样干净美丽，宽敞明亮的大车间，工人穿着雪白的工作服，机器靠电脑操作，管理井井有条，开关，电缆、电器，各种设备以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功能。施特恩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不定只是宣传，自己的政府不也总说自己好吗。于是，他去找那个朋友，朋友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西边不知道比东边好多少倍。从此施特恩十分留心西边的情况，想方设法找一些西边的书籍、画报看，这还不够，他渴望有一天能亲自过去看个究竟。

当1989年的革命来临时，施特恩欢欣鼓舞，他从心底拥护统一，他觉得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柏林墙刚一开放，他就提着行李离开了家，他要到西边去挣钱，挣多多的钱，西边的兄弟姐妹有什么他就要有什么。

施特恩在拜城住了一段时间，先在麦当劳干活，后来进了一家工厂，工资涨到每小时13马克。再后来，他又走了，继续向西，他说那边还有更好的工作，更诱人的收入，他说他要进大众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去挣更多的钱。

他走了，还是背着那个小小的行李包，大步流星向西走去。

柏林墙倒了吗？

柏林墙倒了。

东佬、西佬这对亲兄弟，在分手几十年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在历史演变的大舞台上，他们有哭有笑有吵有闹，衍生出许多恩恩怨怨，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日复一日，我眼睁睁地看着柏林墙两侧的德国人从泪光闪闪相拥而泣，变为侧目而视互相指责，由兄弟变为路人，由亲人变为冤家……

两德统一后，西部每年要拿出成百上千亿马克帮助东部重建经济，西部公民开始心理不平衡了：钱打哪儿来？不是他科尔变出来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西佬们开始议论纷纷，继而吵吵嚷嚷，然后是怒气冲天。统一也要付出代价呀，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东佬也不满，原以为统一后一个晚上就能赶上西部的生活水平，哪想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房租上涨，还不如以前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呢，科尔的许诺原来是一张废纸。东佬们开始不满，发牢骚，怨声载道。

东佬和西佬开战了。

西佬指责东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东佬批评西佬：傲慢无理，盛气凌人。

东佬的卫星牌小汽车，在它刚冲破障碍开进自由的西方时，西佬称赞它连汽油味都如同“芬芳的花香”，可以后这小汽车就成了西佬嘲讽的对象：难看，乏味，呆头呆脑，灰不溜秋，哪能和咱的“大众”、“宝马”、“奔驰”相比？

西佬去东部旅游，看见那边的工厂冒着黑烟，皱起了眉头；看见墙壁、屋顶、城市雕塑都被熏得黑乎乎的，皱起了眉头；看见居民公寓楼清一色的火柴盒建筑，皱起了眉头；看见有的地方居然还是一片战后废墟至今未重建，皱起了眉头；看见有的小村落，残破荒凉没有人迹，皱起了眉头……

东部让西佬皱眉的地方太多了。怎么搞的，几十年前你我在同一起跑线上，现在你被我甩得这样远？

西佬指责他们的东部同胞：我们每年拿出上千个亿的马克填给你们，这钱来得容易吗？我们的税收增加了，补贴取消了，收入明显减少，你们吃现成的就那么心安理得？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批评东佬只想坐等别人送来好日子。文章说战后西佬重建家园时，既没有汽车洋房，也没有旅游度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工厂打工，那是个望远镜组装厂，她找到这份工很不容易，不知跑了多少趟才被试用。有一天，她告诉我，那个厂子来了个东德大学生，高个子青年，“你猜怎么着？居然没人理他。小伙子埋头苦干，一声不吭，倒像是欠了谁的债；休息的时候，别人坐在一边说说笑笑，他缩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我都看不下去，心想他们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

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这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在排队交款的时候，我身后的一位老太太一个劲向前推我，我想，她可能有急事，就转过身做了一个手势，请她到我前面先交款。可这位老太太并不往前走，反而指着排在我前面的一位穿黑衣服的妇女，悄声告诉我：她没排队，她是从DDR（东德的简称）来的。这话让穿黑衣的妇女听到了，回过头半是生气半是委屈地说：我怎么没排队，我一直站在这里。她们两人仇视地互相瞥了一眼，各自扭过头去。

新学年开始了，早就传说着要有100多来自东部的大学生入学，不知为什么只来了十几人。我所在的社会学系有一个东德女生，刚开课的时候教授特地介绍了她，其它德国学生很冷漠，倒是我们几个外国留学生热情地问候她。这姑娘很少说话也很少笑，脸上总带着一种忧郁的表情，她说话有口音，不太好懂，一张嘴总有人笑话她，所以她越发的不大讲话。当第二个学期开始时，见不到她了，据说转到其他城市去了。

不光东德的大学生来了，东德的教授也来了。一天，经济系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通知：来自东部某大学的某教授做学术报告。因为是第一位东德教授来此讲课，听课的学生很多，许多非经济系的学生也来凑热闹，大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我和毛毛坐在一起，毛毛告诉我，西德的大学生思想是很敏锐的，常爱提些尖锐的问题，看来东德教授的报告将面对不友好的挑战。果然，从报告一开始会场上就不安静，一片嗡嗡声，不断有人提问：

“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过时了吗？”

“您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

“为什么东德经济一团糟？”

甚至还有学生起哄问道：“为什么在东德买不到香蕉？”“你们的小汽车怎么那么难看？”

这些难堪的问题往往引起一片哄笑，还有的学生叠了纸飞机满场扔。东德教授还算沉得住气，充耳不闻学生们的起哄，自顾自的把讲稿念完，掏出手绢擦擦汗走下讲台。

东佬对西佬的反击也很尖锐，报纸上不断登出名人的讲话，批评西佬以占领者的姿态盛气凌人傲慢无礼，批评科尔的许诺不过是一张废纸，批评西德政府不公平，同是德国人为什么东部的工资就比西部低三分之一还多，比如东西柏林的汽车司机，同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上，东部来的司机就比西部的司机工资少得多，还有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各种补贴都大大低于西部。

东佬还指责西方的商品挤垮了东部的企业，大批大批西德的产品涌入东部的市场，起初，老百姓欢呼雀跃，都来买西德货，后来发现不那么妙了，自己的产品没人理，自己的工厂只有关门，自己的工人只有失业。

德国政府有一个庞大的改造东德企业的计划，但起步时很不顺利，东德遭遇了从未有过的高失业率，与失业一起上涨的还有物价、房租……

那一年，科尔又到东部各个城市访问，欢迎他的不再是掌声和鲜花，而是鸡蛋和西红柿，扔了他一脸一身。

那一年，负责将东部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西部托管局主席罗莱德遭暗杀……

两德统一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人们始料未及的现象，引起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关注，包括我们中国留学生，经常在探讨这些问题，见仁见智，争论不休。

有的说，统一的步子太快了，明智一些，应该先帮助东德发展经济，等东西方差距逐渐缩小了再统一不迟。

有的说，政治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是总统总理，我是统一德国的功臣，多出风头，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要由百姓承担。

有的说，东德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肉，西德吞下它，吐不出来，也消化不了，当心得“胃溃疡”。

有的说，几十年隔绝地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方方面面都相差这么远，岂是说一声“统一”就能统起来的。拆一堵水泥墙容易，拆一道竖在人心中的墙就不容易了。

几年以后，我读了一本书《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作者艾伦・沃森，是英国权威的德国问题专家。他在书中对东德企业进行改造写道：

有三个特殊的障碍阻挡了前进的步伐，第一个是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部门仍在多数公司的日常事务中发挥作用。大约80％的东德经理都被解职，而不论是从西德还是在东德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称职的人选都很困难。谋求发展的西德经理不愿意跑到前途未卜的东德而毁掉自己的事业，在那儿，爱国主义似乎得不到什么物质上的回报。

第二个障碍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公司运营情况的客观数据，几十年来，开公司的共产党老板一直在对经营情况说谎。他们制造数据的技巧可比工厂生产产品的技术高明得多。

第三个棘手的问题是建立公正的所有制。在这个大多数土地和设备都归党、官方工会及国家机构所有的社会中，对谁拥有什么达成一致是极端困难的。

除了这几个特殊的障碍之外，还有更多一般性的，在调整态度上的困难。一位西柏林经营顾问，被请来帮助东柏林的一个机械工具厂，他说：“我告诉他们，应该面对一个问题，好好议一议，然后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所做的却只是讨论来讨论去，永远做不出决定。他们在损失时间和金钱，而他们对二者拥有都不多。”

这种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激怒了许多西佬，他们指责东佬缺乏主观能动性。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统治造成了一种被动的心态，不愿意承担风险，这使西佬大为气馁。

除此之外，可以理解的是，东佬觉得西佬理应帮他们一把，提高提高生活水平。一开始给每人发放的西德马克大多被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旅游。这么多年来被困在自己国家中的人们发现到那些温暖而具异国风情的地方旅游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对所有东德物品的深恶痛绝――从鸡蛋到蔬菜，从家具到服装，确保了这批投入东德的资金迅速而又直接地流回西德。这对于西德的消费品公司是个好消息，从生产冰淇淋的到彩电的都捞了一笔，但对东德的农业和工业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面对这幅暗淡的灾难的图画，西德的工业界和政治精英却表现了坚定的乐观和客观。托管局的继任主席说：“我坚信我们会成功，否则我不会在这儿做这项工作。我猜想政治和社会的统一可能会需要5至10年的时间，而头脑的统一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摘自《一个女知青在德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