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观察家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与时俱进，正在稳步地“国际化”。然而，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日本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真正意义上与外国交往的道路是封闭的，具备才能和国际视野的年轻人离开了日本。这样的倾向从前就有，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则快马加鞭，不仅日本人前往海外寻求成功
的机会，而且长期居住日本的外国人也开始离开日本。
人才外流从医生开始
《产经新闻》在一篇关于海外任职的日本医生的特别报道中，是这样结束的：“基础医学方面的日美人员交流，近似于某一模式中的单向道，日本只是从美国吸收知识”。从1987年起一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专职研究员的木村芝生子说：“不管是女性还是外国人，只要显示实绩，想从事的研究就可持续，这一魅力很吸引人”，所以，木村就一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
医学界所发生的这种问题也见诸尖端技术。比如，中村修二开发了日本最辉煌的发明之一――蓝光LED。在他就职的公司日亚化学工业，几乎既没有晋升也没有奖赏（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取得500件专利的人员，每1件仅加1万日元奖金），而且，即使他想跳槽，也没有一家公司提供机会。于是，2000年2月，中村修二当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中村说：“没奖金，没职位，这就是日本的公司。于是，我移居美国。”
日本贸易振兴会设立了“Tigersgate2000”基金，旨在培育日本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但是，从日本贸易振兴会申请资助的第一条件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迁居美国，在那里学习。
不仅个人，企业也在逃离日本。最著名的是本田，从20世纪80年代起，该公司就悄悄地将事业据点迁移到海外了。现在，本田的大部分生产和销售在美国进行。
同样，数百家、数千家企业是逐渐而稳步地将事业据点迁移海外的。如果考虑这些背景，就不难明白索尼为何不惜2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收购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由于日本电影产业在过去30年间一路衰退，因此，收购日本电影公司毫无益处。索尼的前进之路只有在美国扩大事业。
在体育界，1995年春，野茂英雄辞去近铁棒球队后，如同决堤，伊良部、佐佐木主浩、铃木一郎等大明星一个接一个离开日本棒球界。棒球的现状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芭蕾很相似。虽然培养了明星，但他们最盼望的还是流亡海外。
在日外国人开始迁离
国内人才流往海外这一说法从前就有，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人们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旅居日本的外国人开始离开日本。著名的美术收藏家戴维・基德（在京都居住了40年）、活跃于戏剧界的达恩・富尔斯特（在日本居住了10年）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移居檀香山，而且，许多外国人步其后尘。
从成田机场起飞，一去不复返的不仅仅是文化人。20世纪90年代初，一流成功的金融界精英迁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东京留下的是二流金融家。外国记者俱乐部会员数锐减，眼下正陷入财政危机。神户和横滨的国际学校被迫逐一关闭，呆在日本的欧美人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期逗留者减少，在日本短期工作赚点小钱，然后马上离开的人数正在增加。
虽说这样，但在日外国人的绝对数比10年前增加了2倍。不过，只要看一看其实际情况，真相就浮现出来。占在日外国人最大的群体是64万韩国人，他们多数是第三代、第四代，在日本成长，不说韩国话，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他们是所谓的“外国人”，实在是种误解，为了正确把握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的数字，有必要不将在日韩国人考虑在内。
日本现在也进行严格的移民管制（日本接收来自越南等国家的难民数量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承认配偶有永久居住权要花几十年，等等）。但是，因为对于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很大，所以，日本政府同意接纳南美日本移民的后裔。在日外国人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南美日裔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的增加。很遗憾，他们大部分生活在社会底层，从事日本年轻人所嫌弃的工作。他们同化到日本社会里去，大概要等到孙辈。这样，增加了的在日外国人几乎都从事着简单劳动，对社会的影响极小，这就是现状。
在日本闭关锁国的时代，荷兰人被迫滞留在称为“出岛”的人工岛上，未得到特别许可不能跨过通往日本本土的桥梁。该许可通常一日有效，晚上必须回岛，一回岛上看守便会将大门紧闭。将外国人隔离在日本社会的一个角落里，排除在主流之外，如今日本的这种限制，其根子就在这个出岛上。
交换留学生进展困难
一进入21世纪，对于关心亚洲的人士而言（不仅是西欧人，也包括亚洲人），实现雄心壮志的场所大大地扩大了。其结果是，争夺富有能力的创业家、作家、新闻记者、时装设计师、艺术家的竞争开始了，这些人会给现代文化带来激情四射的能量。对外国人而言，如果生活在日本再也没有吸引力，超级人才就越来越不会来日本。
日本在国际上受欢迎程度下降，也体现在交换留学生项目进展困难中。1983年，中曾根内阁发布了一个计划：到20世纪末为止要将来日本的留学生人数扩大至10万人。尽管国家奖学金年年增加，但1999年，日本接受的交换留学生人数停留在5.6万人。
这是因为日本在许多产业上保持着中不溜的水平，任何领域都未领先。追求尖端技术的人很少来日本，对日本大学而言尤为如此。
日本国家的力量都倾注到了初中和高中，而大学被忽略了。结果，几乎没有在国际水准上能够竞争的大学课程。2000年5月，《亚洲周刊》登载了有关大学研究生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项目，而亚洲前50强里日本大学仅进入5所，10强里1所也没有，落后于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但是，说到底这还是在亚洲的排名，一到世界排名里日本的大学就连名字都上不了。
“和魂洋才”的局限
与真正的国际化相反，在日本的许多国际活动，给日本人的印象是：许多外国人怀着对日本的憧憬来到这里。企业和自治体花费巨额资金举办比赛，让媒体特别报道这种会议上的演讲和发言，杂志上登载外国专家们的专访报道，在电视台综艺演出节目中外国主持人必不可少。在电视节目中，北野武主持的《日本人哪里怪》特别受欢迎。节目向观众介绍日语流畅的外国人，有人不知道世上竟会有如此擅长说日语的外国人，就这个意义而言，北野武的这档节目颇为不错。另一方面，节目的喜剧笔致也颇有效果，反过来让人感受到日本社会里外国人的处境基本上像是外星人。在讨论会上主持人也毫不拘束，外国人脖子上分别挂着写有“韩国”、“法国”等国名标语牌相互叫嚷着。《纽约时报》的通讯员霍华德・弗伦奇这样指出：“对于观看该节目的观众而言，这个节目也有向世界打开窗户的效果。节目里的讨论就好像是发生在吵闹而混杂的动物园里，不过，这种讨论反过来也会成为一种材料，让观众从外国人的吵吵嚷嚷中感悟到日本的传统美德。尽管外国人的自由精神令人赏心悦目，但节目混乱的背后也悄然地给人这种印象：日本是整齐划一、懂得规则的和平社会。”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高举着“和魂洋才”这个口号一路走来。在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若看政府和企业的上层，其中既有人某个时期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度过，也有人因交换项目而在哈佛大学就读过，但是，在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中，几乎没有人年轻时就掌握了外国式思维。
20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时代，美国大学有十几所在日本开设了分校。但是，由于文部省没有授予这些学校毕业资格认定，这些大学就无法招收学生。因此，在90年代末，近20所大学中除了一所以外全部撤退了。这样，在日本国内进行外国式教育这一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
形成对照的是新加坡，它在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开放，而新加坡以成为亚洲教育中心为目标，积极招揽世界顶级大学。芝加哥大学工商学院预定开设新加坡校园（亚洲首次），欧洲工商管理大学也推出新加坡分校的计划。还有，卡耐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正在协商进入新加坡的大学研究生院教育。
另一方面，日本文部省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解雇了在日本国立、公立大学长年执教的外国教员，采取不让外国教员工作三年以上的方针。
对外国教育的厌恶感妨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如果企业和官僚们都被灌输完全相同的思维路子，那么有权者中就没人倾听新颖构思了，谈不同见解的人也不会占居首位。
日本人常说自己的国家是“狭小的”，也即认为由于国土狭小，无法承受太多的人口。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如今的日本染上了“生存圈”的构思。然而，现在大家想要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人生和商机。
换一种观点看，将有能力的人才和有力量的公司推到国外去，这种压力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强处，因为它把压力变成了向外扩大的原动力。在东南亚，日本的势力很大，在马来西亚日资工厂的生产据说占到GDP的10%。拿本《泰国日资企业指南》一看就折服了，就其厚度看，也有诸如地方城市电话号码簿那般厚，登载了几千家企业。对企业而言，把重点放在国际事业上，从长期来看或许是有利的，但是，短期看，这会导致国内进一步萧条低迷，国内事业减少关系到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
年轻人“没有理想”；超级发明家“没有职位，没有奖金”；体育与其说是乐趣倒不如说是忍耐，街上和乡村没有美景和浪漫。日本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国度。从日本原来的灵魂来看，这成何体统！就像从此前不久的外国游客的评论中我们也能明白的那样，即使从芭蕉的俳句来看，日本的自然风景就是浪漫本身，即使在严格统治下的江户时代，日本人也有空闲去充分享受人生。那时的商人和学者使世俗娱乐精致化，许多职业和兴趣达到了艺术水准。
不过，19世纪令人身心愉快的日本并未完全消失。40年前，索尼和先锋公司的创业者怀着宏大理想构筑起了世界级的新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对外国人是开放的，那个比较开放的时代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说不愉快，就是说日本已变得不是原来的日本了。
（摘自《犬与鬼》，中信出版社2006年3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