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何以能有如此权威？是美联储主席这个职务所赋予他的，而并不完全在于他本人的本事。这个宝座不论谁坐上去了，都能够呼风唤雨，成为股民、投资者的“上帝”。可是，如何解释他能够稳坐在这个宝座上至
格林斯潘对数字有着特殊的好感，甚至可以说与奇特的数字有着奇特的缘分，是一个经济和金融数据奇才。
也许是深受作为股票经纪人的父亲影响的缘故，格林斯潘从小对数字就有一种狂热的爱好。5岁的时候，母亲让他在脑子里对两个三位数字进行计算，他就能心算多位数运算，这在不大擅长于数学的一般美国人中算是稀罕了。一旦小艾伦表演出这个拿手好戏，总是令周围人啧啧称赞。有人称赞他“好像是一台人脑电子计算机”。他在乐队演出间隙，常常潜心钻研货币学。
步入华尔街金融界之后，他经常把自己埋在大量的统计报表、原始数据、华尔街来的数字，以及直接或间接送到他面前的各种信息中。他的公文箱里，常常是装满了诸如《航空周刊》之类的各种经济贸易期刊。
前英格兰一位银行行长说过：“我们都当笑话说他的一点，就是他一到描述美国经济状况时，就会说，我在爱荷华州从吸尘器工业得到的数字表明，经济正在上升（或下降或别的什么）之类的。他对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着最深入细枝末节的了解。”
在一个星期六，这位行长与格林斯潘一道访问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中，格林斯潘很随意地对美国经济的状况和发展前景作了一番详尽分析，让英国铁娘子听得津津有味。
过了几天，撒切尔夫人问他手下这位行长：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的运行，一切都了如指掌，你怎么就没有对我们英国知道得那么多？这位行长说，我不是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也给克林顿留下了一个“数据狂”的印象。1996年，有一次白宫举行晚宴招待美国新闻媒体老板们。克林顿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格林斯潘带着他相交多年的女友米切尔进入大厅，在存衣间交了1元小费后，马上就说，去年的价钱是75分。
在这个削减成本的经济时代，格林斯潘坚信他无法理解有些工业部门会出现效率及生产能力降低的情况。所以，他要求美联储的同事们在剔除这些部门以后再作一次生产能力的调查。当然，这些工作使这些人感到很乏味。但一位美联储的理事说：“虽然很多工作人员对研究数据这种方法的作用感到怀疑，甚至抱怨，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实际的生产能力高于数据所显示水平的可能性，使格林斯潘对上升中的股市充满了乐观态度。当他1998年对股票的上扬公开发表悲观的讲话时，他担心公司的利润可能无法支撑股市的上扬。然而。市场最终与他的预言相背而驰。他惟一的解释是：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现代的科技革命使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政府的很多信息收集方法仅仅适用于旧的经济结构，由计算机革命而带来的变化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经济预测者在信息时代中举步维艰。当中央银行为产出、通货膨胀以及生产能力寻找一个精确的测量方法时，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新的挑战，格林斯潘不断收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他以专业经济分析方法，每天搜集和分析大量的经济运行数据。遇到要研究什么经济难题，就一头扎进烦琐的统计图表，找出上千个统计数字，翻个“底朝天”。后来。他更加大量依赖统计数字来得出结论。
格林斯潘总是把灵活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对统计数据的偏爱结合在一起。先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年轻的分析家，而后是柏林顿工业公司和莱勒系统公司的顾问，在这期间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从头到尾阅读数千页的数据，从中可以得到对经济的全面结论。
后来，格林斯潘很重视通过细节得出结论的方法，当然，他也没有放弃寻找一个神奇的罗盘来指导经济政策的努力。他最喜欢用的经济指标有：存货水平、产业供应频率以及衡量工资和其对生产能力影响的关系指标。
曾在199l―1997年担任过联储地区银行行长的劳伦斯・林赛回忆，有一次美联储开会时讨论到一场洪水已经阻断了密西西比河上几乎所有桥梁，造成货运中断，只有一座桥幸免时，说格林斯潘不仅知道那座桥的位置，而且知道各种可以用来做运输的改道路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格林斯潘大大地扩展了他的信息来源，他亲手建造一个更大的信息库。据说，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工作十几年间，美联储调研人员跟踪调查的资料系列种类增加两倍，达到1．4万种以上。其中包括大约二十几种非公开的专项系列数据种类。例如，由格林斯潘设计的精巧的库存跟踪系统，美联储内部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只有格林斯潘自己能看懂它。1998年年初成为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詹尼特・L・耶伦，在和一些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理事讨论过这个系统后，说：“我不打算弄明白它了，它实在太复杂，超过了我理解能力的范围，不是我能摸着门的。”
格林斯潘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数据库。应他的要求，全国家用建筑联合总会对它下辖的成员进行了非公开的统计调查，这些数据使格林斯潘能够及时和详细地了解家用建筑的发展动态。每个月，通用汽车公司主席约翰・F・史密斯都会与芝加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迈克尔・H・莫斯库会谈，迈克尔会把信息反馈给格林斯潘。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穆斯塔法・莫哈特雷姆说，杰克总是把销售渠道告诉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对经济统计数据的那种着迷和偏爱，确实使他高人一筹，比一般人先一步认清经济趋势，他能比其他人更早发现经济运行的方向。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他预见了美国信用危机导致的“逆风”，这个危机使经济复苏的步伐减慢了。再比如1994年2月，他发起了反对通货膨胀的“先发制人进攻”。当时引起了争议，反对者说，这时候再反什么通货膨胀，就会引发又一场萧条，可他却别具慧眼，看到了他们茫然未见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由于他实施的举措得法，经济平安“软着陆”，从而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最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格林斯潘的“不动”，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崇拜他的人们，觉得他是个金融奇才。经济学家阿伦・辛奈赞叹不已地说：“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是美国历史上的常胜将军。”
格林斯潘自己也有过一番评论，他说：“美联储要有能力快速地反应，有效地反应，即对任何特定系统的威胁的那种反应能力。美联储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拥有美国和外国银行以及金融系统的详细的材料，这还包括对支持的清偿系统的熟悉了解。这种专门知识是许多年来我们通过对国内大型的以及国际的银行的监管而积累起来的。”
有过这么几次“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家不得不服气，包括当时不同意他的分析和举措的人也心悦诚服。这样，格林斯潘就在美联储和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里树立了威信，使他能够超过在过去看来不可能被允许超过的界限，即使他提出一个许多人都摇头的见解，同事们越来越愿意先忍住自己的怀疑，不急于大声反对，而宁可仔细在心里盘算一下，对格林斯潘的直觉会有更多的信心。
格林斯潘的同事们说，格林斯潘对经济琐碎数据的偏爱，常常使他能够早于其他人看到重要的经济力量，并随即预作安排。1994年2月，当他对通货膨胀预先发起进攻时，一时众说纷纭，但是他顶住了批评者的挑战，他们预言格林斯潘捕风捉影地化解通货膨胀压力的做法会再次引发经济衰退。结果，格林斯潘使过热的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美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之一。
由于格林斯潘经常远远地走在了前面，这使得他的同事在美联储的会议上不知所措。但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格林斯潘对稀奇古怪的数据过于迷信，以至于使许多同事对他抱有意见而远离他，他们认为，有些数据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美联储的一些官员也承认格林斯潘常常是正确的。布罗德斯说：“我相信他比我有远见。”这种情绪可以解释联邦储备开放市场委员会成员为什么常常会保留他们自己的意见而去相信格林斯潘的直觉。
1996年1月，作为少数派的格林斯潘希望通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疲软的经济，美联储的其他成员投了赞成票。
接下来7月和9月，以及来年的5月间，当许多联邦储备开放市场委员会成员嚷着要增加利率时，他们也按照格林斯潘的意图在有说服力的数据出现之前暂缓行动。
在3月25日那天，格林斯潘同意把利率微微调高0．25个百分点，不过他仅仅把它当做一项作为“保险”的政策，以免他对经济减缓步伐的预测有可能失误。几个星期后，格林斯潘认为3月的利率调高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数据表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格林斯潘以对数据的痴迷而闻名，但他显示出强烈的愿望去发掘在官方数据之外的信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就认为价格处在一种接近稳定的状态，因为他认为官方的数据比真实的通货膨胀率高了1.5个百分点。
格林斯潘特别喜欢引用偏僻古怪的数据，这种引用往往能“镇”住其他委员。但也有人指出，他引用的有些数字再仔细推敲一下，就暴露出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格林斯潘正是被有些数据给“蒙蔽了”，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经济复苏的势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之时，没有及时降低利率，结果未能防止一场经济大衰退。
但是，格林斯潘的同事们承认，经济斗争如同打仗，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格林斯潘也不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神明，但他却是一个高明的统帅，他的判断对的多，错的少。
格林斯潘与数字的奇缘，也映照着他的公众观点，他的更深一层的思想是，不仅要关注数字，而且还要关注数字背后的东西。他说：“我们的立法人整天接触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认为，注意数据的下面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摘自《格林斯潘》，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