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里的演出
在中南海演出，毛主席或周总理的秘书事先都会跟我们交代，你们不要演平时公演的节目，你们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得到很好的休息、放松。因此，我们准备的都是传统的段子，真正幽默的作品。毛主席的秘书就曾对我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
在给领导人演出中，一些细微的小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平易近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怀。
周总理访问亚非拉回国，广播局专门组织了一个欢迎舞会。我演出了传统段子《找堂会》，是用“怯口”来说各种豆腐菜。演完后总理见到我，笑着说：“你做的豆腐样子真不少，我可以做几样你没有见过的豆腐。”
还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出席。当时我正与说唱团的河南坠子演员谈恋爱，她上台演唱了传统段子《偷杏》，讲一个姑娘想摘树上的杏子吃，但伸手够不到，于是脱下绣花鞋扔上树，正扣在树上一只鸟的头上，鸟儿心想：这是谁给我扣的帽子！幽默风趣。领导们听后很高兴，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她跳舞。当转到我跟前时，总理对我说：“马季，你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不知所措。
“她是谁？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通知我一声！”
随即周总理拉着她来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主席，刚才‘扣帽子’的是马季的女朋友。”
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六十年代初，我参加中央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东农村下乡长达数月，期间我们走乡串村，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并根据这些生活创作了几段相声。从山东回到北京不久，我和于世猷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啦？”我回答：“主席，我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
“有什么收获吗？”主席问道。
“写了几个节目。”
“啊，都演演，我听听。”
我们演出了在山东创作的《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三个段子，说了四五十分钟。说完我走到主席跟前和他握手，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还是下去好！”当时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我们进中南海演出，看到周总理正在大发雷霆。什么事呢？原来，头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足球比赛，是朝鲜队和八一队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中国队1比2输了。现场的五百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有关部门当时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这五百多人不解气，一块儿跑到朝鲜大使馆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事报告给总理，总理非常恼火。适值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总理指着我说：
“马季，你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场上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我们要批评这些球迷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是大国，输球不能输人！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我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
回去后我就动手创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节目写好，不能辜负总理的嘱托。足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爱踢球，也爱看球，所以，我熟悉球场规则，落笔时我的灵感如潮，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我和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此事却记忆犹新。到第二个星期，一看到我就问：
“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我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疑惑他是不是还记着这档事，听到总理问我，我十分感动，赶忙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你演我听听。”
总理听完后说：“要录音，反复的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但我认为相声要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记得还有一次，由于事先没有演出任务，我的搭档于世猷放假回了老家。一天晚上，周总理让秘书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电总局）打电话，让马季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总理请梅兰芳先生在大会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招待重要外宾。由于舞台太大，戏较长，梅先生年事已高，中场要多休息一段时间，让我加一个节目。到达后，我很快理解了总理这样安排的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由我来说段相声，填补观众等待的时间。
当时没有来得及找搭档，只好说单口。根据平时的记忆，我说了段《抡弦子》。我知道，这样的演出很锻炼演员；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到时就得抓瞎。不管是谁，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临时抱佛脚绝对不可取！我的演出博得了观众掌声。下台时与正上台的梅先生走一对面，梅先生抱着拳说：“小马，谢谢你了。”
陈毅副总理对相声也喜爱，而且十分内行。传统相声，在演出时均穿大褂，除此之外，还没有新的服装形式。一次，去中南海演出前，团领导对我们说：“你们年轻演员演出的新节目，穿传统的大褂好像不协调，是不是应该变一变？这次，上身穿对襟中式衫！没有？到民乐团去借，下身就西式裤吧。”
那天，我们演完后，陈毅副总理来到了后台，见到我就问：“你们穿的是什么服装？相声演员还是要穿大褂嘛，这样才幽默，你们又不是耍杂技的！”
陈毅副总理很幽默，还把周总理拉过来，指着我们说：“总理，我建议他们还是穿长衫！”
总理仔细地打量一下我们的服装，大声地说：“同意。穿长衫本身就幽默。长衫是我们民族的服装，从你们这里把它保存下来，很有意义嘛！”
说完，两位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我去北京饭店演出，当时的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他跳舞跳热了，要把毛衣换下来，当他脱掉外罩时，我看到他穿的毛衣的肘部已经破得能看到里面的衬衣了。当时我真感慨万千，这就是中国的财政部的部长啊。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些贪官们该作怎样的感想。
老郭爷与少郭爷
首先我要说的是郭启儒郭先生，我进团的时候，郭启儒先生是五十岁多一点，还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侯先生才四十二。他比侯先生大很多。论辈分侯先生叫他郭大爷。
按行里的规矩，进来一个年轻人，就得让最有经验的老先生带。按照这个规矩呢，我进来马上要出去演出时，侯先生就和郭启儒说：郭大爷受累，就把他会演的给他接过来；郭大爷加加班，给他背下来。
我和团里人到北戴河演出，没有别的节目，就在去的路上，郭启儒先生帮我指点。他都是传统段子。我的很多传统节目都是那个时候郭先生教的。在他指点下的一个传统节目《庄小嘴》，在去中南海演出时，很受毛主席的喜欢。
在我入团的初期，老郭先生就提出来，人不能老在一棵树上吊死。
前些日子有个纪念郭先生的活动，北京台专访了我一次。我说，我非常怀念郭启儒老先生，他是我接触相声这个行当五十年以来，最受尊重的老前辈之一，因为我在学艺与做人方面从郭启儒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郭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生活很有规律，我刚入团的时候他的工资是侯先生的三分之一。这是过去延续下来的分配标准。侯先生跟郭大爷去演出，挣多少钱都分三份，侯先生两份，他一份，这是当时的标准。1954年他进了广播说唱团之后，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国家给定的级别待遇，基本是三分之一（原书如此――编者注）。侯先生二百四十元。郭先生一百一十元。所以老人家生活上比较清贫，当然一百一在我眼里也是不少的，比我多一倍多。但是他有一大家子人呀。他的一家人中没有干这个的。后来他女儿到了北京曲协，那是后来的事。没有说相声的。
他住八里桥，上班在平安里的石碑胡同，后来的广播幼儿园。每天老人准时上班，从来没有晚过。后来年龄越来越大，就在真武庙那个粉楼给老人要了一间房。那房还可以，足有二十米，安个单人床，老人一个人跟哪儿过日子。每天有演出呢，消消停停的在那儿准备好。
吃饭也十分有规律，到了吃饭点了就提溜着饭盒，是两层加一个盖的那种。到食堂，一般情况下，俩油酥火烧，一个菜。家里准备的西凤酒，老人就喝这酒，二两酒，从不多喝。看着他一层一层的把饭盒打开，就着这菜喝酒的姿势，也像他给侯先生捧哏一样安稳。吃完了休息休息，下午准时上班。谁照顾他呢？蔡兴林（二人转的教员），跟老人的感情很好，所以就当了老人的干儿子。那时候演出很多，外出演出就甭提了，就是在北京，他没有一次是跟侯先生坐小车走，侯先生叫他时，他总是说，我待会儿再去甭管了，就跟大队伍一块走了。
当时说唱团有一种风气，老老小小都打扑克，早到那儿两拨人，以侯先生为代表的，郭全宝啊等等，都打扑克。郭老先生从来不打。这老人到那之后，搬把椅子，台幕边上一坐，闭目养神，一直到开演。不管你怎么乱，就总是这样。演出之前，侯先生画完妆了，就找郭大爷。他就说，得了，您把这点剩余物资搁我这儿。侯先生就给他化妆。
老人一点额外的要求没有。也从来没见过他闹过事，没有。就是这样一个生活规律的人，业务上却毫不含糊。郭老先生论起来，我应该叫爷爷，这么多年没有过一句要求。马三立先生还曾经开玩笑的说过，你是不是得管我叫点嘛（他和郭老先生是一辈的）？啊！是啊！他也是半开玩笑的。
郭先生从来跟你是平等的，尊重年轻人，而且非常好接触。并且对你的业务那是认真负责，但他不是好为人师。1959手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副食，喝酒时就着一块高粱贻软糖，但老人也是自得其乐。所以郭先生在这个行当里，受人尊重，人缘极佳，人称老郭爷。
郭全宝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说的段子有激情，挺受欢迎。郭全宝长期在这个队伍里，处于不高不低的地位，人们有些不太尊重他，他也习以为常了，他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他的表演风格夸张得厉害，以台上效果强烈为目标。
1962年，总团长柳荫让老艺人回忆演过的节目，就是后来的相声经典《四大本》。由于郭全宝丰富的经历，零七八碎的传统经典段子他都记得，所以他回忆的段子最多，我认为郭全宝为传统相声的整理贡献是很大的，好多经典段子都是郭全宝给提供的。
当时他经常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在团里头活动。他和我们年轻人一起玩牌，尽管他和任何人都合得来，但他也个性十足，他输了牌之后就经常抽自己嘴巴。所以我们就得哄着他。他看出来之后也不高兴，他会大声喊，你们干吗呢！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个性。
他岁数不是很大，却长了很多的白发，我跟他开玩笑说，您这兔毛帽子什么时候买的？这个包袱，他一直记到死。他是老艺人，有老艺人的习气。但是跟别的老艺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在上头不得宠，他就和下面的人平起平坐。他和任何人都能合作，人也太善良了，有点儿老顽童的性格。
困难时期，他的工资是84元那一级的。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擦得亮晶晶的。下了班，挨个饭馆打听。因当时饭馆也没有正经的饭菜，找一个像样的很难。他总是偷偷告诉我：树槐，闹市口，煮窝头，真有油啊！吃两顿了。然后，我就按他说的去改善一下伙食。
郭全宝下班就走，第二天总能有他找到的消息。树槐，你吃馅饼吗？茄子馅的。我告你啊！坐大一路，第三条胡同，唉，我说你也找不着，我给你带来吧！隔一天，他排大队，排完了，吃完了剩两个给我带来。
最让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抓他当活宝耍，他有些害怕。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活动？他说：“我一个说相声的能有什么。”
但是，造反派还是没有放过他，郭全宝害怕，造反派问他，他也没说清楚，结果就给他定了个历史反革命罪名。每次批斗他，给他弄一个小黑板，用铁丝挂脖子上，造反派大喊，把历史反革命押上来。然后他就胡说八道，历数自己的“反革命罪状”。
批斗回来后，我们瞧他这小黑板，他自己就说：我没这事。然后他把牌子一摘说，我成卖药糖的了！我说你没事别胡说。我跟郭全宝在那个时期同病相怜，孤的爱苦的，互相支持。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心里到是更有底了。我是红旗下长大的，我能怎么样呢。
我们爷俩就是互相支持，建立一种难忘的感情。造反派们关于他“历史反革命的罪状”实在找不到证据，也实在没有斗他的理由了。可后来，又找了一件事。
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一个火烧。当时我的心情不好，不想吃，就搁暖气上烤着。结果让造反派看见了。造反派们问他，你怎么不吃。他说：我吃饱了。就为这个狠狠地批斗了他一回，理由是浪费粮食，当时的造反派们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
1968年，快要解放我了。郭全宝知道消息以后，主动给我的屋子打扫卫生，他把面上一些大字报撕下了，为这事又斗了他一回。郭全宝你要干吗？他是什么人？斗完了之后，他见着我就冲我叽咕眼睛，这种传达感情方式最感人了，也是最让我难忘的。这样一个老艺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他从不恨共产党。
后来我解放了回到团里，我一回来，郭全宝一把把我搂过来，高兴地大笑着说：你可回来了！
由于他的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善良的性格，团里的人们都称他为：少郭爷。我和他的感情是很深的，虽然他是我的长辈。
“不可乐就可气”是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相声，不可乐就可气，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拿出高质量的“活儿”把观众逗乐，那么就干脆不要拿给观众，说相声绝对不存在既不乐也不气的情况，所以相声演员最不能混饭吃，一定要努力提高艺术水平。我想这些是值得现在的年轻演员们好好学习的。
（摘自《一生守候》，团结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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