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说沈从文

　　几十年中，林斤澜和沈从文接触很频繁，为此几乎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林斤澜的家里，留有沈从文的一幅字，内容是刘桢的诗。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和曹丕至交。一天曹丕设宴招待众士，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

这首诗是这样的：

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这幅字不标年月，林斤澜说是六十年代。这个并不重要，我想到的是，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给林斤澜呢？

林斤澜说，建国后，沈从文的处境就非常艰难。当年鲁迅就不喜欢沈从文，但鲁迅毕竟是鲁迅，终年时改变了，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点名几个优秀作家时，提到沈从文。茅盾对沈从文的偏见，是文学观念向左。对沈从文伤害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对沈从文有个人恩怨，他1948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色”），专打沈从文。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是中国继鲁迅之后的“伟大旗手”！沈从文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当了讲解员。但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沈从文有一段话，就是写他当时的情形：孤独、伤感和无望：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有件事很有意思。五十年代中，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就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对这件事，他的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从这件事来看，当时的沈从文又非常非常自卑。

林斤澜说，建国之后几十年，台上的巴金一直和沈从文通信，一旦进京便访问他。台下的朱光潜一直看好他。除此之外，文艺界著名人士大多对他不好。旧日朋友隔绝联系，沈从文伤感地说：“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林斤澜说：“同是沦落人，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他聪明过人。’”

林斤澜和丁玲的丈夫陈明关系不错。我在林斤澜家里见到一本丁玲题签送给林斤澜的书。林斤澜认为丁玲还算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可提到丁玲对沈从文的态度，林斤澜大摇其头，他认为这是丁玲的污点。

建国后的文艺界，年复一年，常常去看望沈从文的，可能就是汪曾祺和林斤澜了。

林斤渊在《微笑的失落》一文，谈到结识沈从文的情景：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那是建国初年，大家都工作忙――开不完的会，大家都工作忙――改造不完的思想。倒是有春游秋游，但没有现在的旅游观念。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定格……这些东西都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去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这一次，主客三人没有一句提到文学，提到小说，提到写作。成心不成心，反正是回避了。

林斤澜说，其实沈从文是见过面的。文艺界搞统战，有时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从文。沈从文大概是寂寞，过来了，脚步都不出声地走来，微笑着。见到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几句。见到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南方口音，细微，以为别人没必要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林斤澜说，沈从文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摸出小本和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所以左手把小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样子非常认真。像他这样的大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一般是不记的。

林斤澜纳闷：“沈先生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用？”

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他走到文艺界里来，可能心里暖和。他的心中，还藏着写作一念，这是极好理解的事。他仍然关心文坛，1951年就说：“文坛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1959年写给他亲戚的一封信，说到：“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一文中，写了亲见的一件事。那是1961年，有了个“小阳春”的政治气候，这个气候的出现，可能是反右太惨了，才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的“文艺座谈会”，接连几天。林斤澜写道：“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差不多全在这里了吧。我那时年轻，环顾左右，也知道不都是精华。也知道确有精华，离这里远着呢。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沈从文写革命题材的小说，本就滑稽，在那个年代真能写出一本长篇杰作来，那真是怪事了。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他还说，他和汪曾祺一直给沈从文拜年，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中说：“我和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谨慎，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这话透出的信息，就是林斤澜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林斤澜和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冷落、过于寂寞，有时就拉先生过来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沈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有回是个小会，是下乡下厂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大家讨论讨论。主持人在结束时让一让，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不想沈从文真的发言了。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说：“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了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

“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林斤澜说，实际上沈从文是反话，但他的身份又不能明明白白说反话，但，听者是能听出他对当时文坛情形的怀疑的。

林斤澜说：“也就在这些时候，沈从文对我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和当时的文学观可不一样，这是他掏心的一句话，就是文化是写人的，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人性、人情、人生、人世、人道……”

有一回，林斤澜对沈从文说起，自己年轻时读先生的小说《灯》着了迷。以为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不料沈从文呵呵笑着，高高兴兴，高兴地快要叫起来：“那是备课示范。表示小说还有这么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先生当时的神情，好像回忆中学时代的调皮，快乐里闪着狡猾，乡下人的天真。林斤澜转身问张兆和这篇小说，她竟说：“里嗦。”

林斤澜家中有本书，叫《从文小说习作选》。绿皮硬面，《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1936年出版。扉页上毛笔“章草”题着：“兆和存此书廿五年五月十四”。这是建国初，林斤澜在北京东安市场有个卖旧书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后来林斤澜向沈从文张兆和问起怎么回事，两位回忆说，抗日战争发生，他们离京奔赴后方。临走把几大箱书寄存在某某某家里，八年后回来，书箱不知何时叫人撬开，把书偷出去卖了。

这本书有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就是成本书上有沈从文用毛笔铅笔所做的修改。这对林斤澜非常有意义。林斤澜第一崇拜的鲁迅说道“必须知道了‘不应该怎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怎么写的’的。”从哪里去学“不应该怎么写”呢？最好是揣摩作家的手稿，那“苦心删改的痕迹”。《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每篇都有修改。

林斤澜说：“我应当原书奉还，但又想多看看那修改部分。两位前辈一口叫我留着。”

林斤澜喜爱沈从文，使他差点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田家，号称“评论家”，原和沈从文有同乡之谊，曾是沈家座上客。此人拔刀，对林斤澜挥杀过来。一是为了扩大反右“战果”，好往上爬，二是林斤澜在创作上不听他的指挥，向沈从文靠近。1957年成立“林斤澜专案组”，杜印是组长，可是苦于“没有材料”，林斤澜侥幸逃脱。1958年3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田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1500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文章追踪“倾向”，追到了沈从文那里。

田家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晴，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哆嗦了一段时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这样冷落、这样倒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一旦和沈从文接近就是“小资产阶级”？一旦文风和沈从文接近就是“自然主义”、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沈从文能答得出这些问题吗？林斤澜说沈从文当然能答得出。他的脑袋一直清楚着。包括后来到美国怎么答记者，包括怎么看待胡耀邦给他副部长生活待遇。但他后半生的苦楚实在太大太大。林斤澜说：“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女记者问起先生‘文革’时的情形。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听了这句话，林斤澜倒吸一口气。

2003年底，在温州均瑶宾馆1101号，我把这些问题交给林斤澜，问他你怎么答。林斤澜大声说：

“工具论！工具论！”

我问：

“工具论是什么意思呢？”

林斤澜激动地站了起来，指头往很远的地方一指：

“这是从苏联那里来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要求每个人都是‘螺丝钉’，都是工具。是工具你就不能有主观意志。作家更是如此。你要听话，你要配合政治，你要配合各种方式的运动，你还要有时刻牺牲自己的准备……而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他的学生汪曾祺复出后，走笔生命健康，生活快乐，人性人道，师徒一脉相承……你看你看，人性人道，这怎么是‘螺丝钉’呢？这怎么是驯服的工具呢？怎么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这就矛盾了，而且是非常厉害的矛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矛盾！”

“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反动’。”我接嘴道。

“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林斤澜说。

林斤澜说，就是“四人帮”倒台后，也要配合。揭露极“左”，“伤痕文学”吃香了；要改革了，《乔厂长上任记》出来了；要注意改革的复杂性，《围墙》便是短篇小说奖的头篇。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政府要员，没有文艺官员。每人挑选一支白色的或紫色的鲜花献在先生的身旁。先生生前喜欢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在舒缓地回响，张兆和先生出奇地冷静。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张兆和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是的，这是一位有品格的、有个性的伟人！这令林斤澜想起吴组缃和陈翔鹤共同的一句话：“从文这个人骨子里很硬，他不想做的事，你叫他试试看！”

（摘自《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