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之地。这里，曾经聚集着一大批对中国文坛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作为人文社的一名编辑，王培元用他自己的视角，与多位前辈的魂灵相遇，感受新中国文学的风雨历程……
牛汉：“汗血诗人”
1953年3月，牛汉从部队转业，进入人文社现代部，在冯雪峰领导下工作，曾先后担任过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和《艾青诗选》、《十月的歌》（陈辉著）等书的责任编辑。1955年5月，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他第一个遭到拘捕。
直至1957年5月，他被释放回家，交给街道派出所看管。8月20日，公安部把他定为“胡风分子”。接着，社里召开党支部会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牛汉在会上，听完宣布，只大声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
冯雪峰和王任叔也参加了会议，但他们始终缄默，一言未发。
1957年8月14日，社长王任叔让他下午到中国文联礼堂，参加批判冯雪峰的会。他到场时，会场已坐满了人。他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低着头，等着开会。在熙攘嘈杂的纷乱中，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低着头，不想答应。
可那喊声很大，仍在“牛汉――牛汉――”地叫。
他只好抬起头，循着声音望过去，哦，原来是艾青！
艾青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直盯着他，问：“是牛汉吗？”
他点了点头。
艾青提高了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
他回答：“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
旁边好多双眼睛，惊异地审视着这两个有“问题”的诗人。
想不到，正在承受着政治批判的巨大压力的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又大又亮，不是朝着牛汉，而是面向众人，几乎是用一种控诉的语调，大声说：
“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
接着，他以朗诵诗的那种拖腔，高声地喊道：
“时――间――开――始――了！”
谁都知道，这是胡风的一首著名的诗的题目。《时间开始了》出版时，是艾青亲自为胡风的这本诗集设计的封面。
“文革”一开始，牛汉即被关进“牛棚”。“干校”的军代表看他人高马大，就让他干拉车运输等最繁重、最疲累的劳役，像牛马一样使唤他。
两三年之后，管制放松了，活儿也不那么累了。他成天幽灵般地游荡在“干校”附近日渐空茫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苏醒了。他有了写诗的冲动。他这才感知，一个诗的世界，封存在、冷冻在自己的心里，实在是太久了。
牛汉说：“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
后来，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了几十首诗。在最没有诗意的日子，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诗如钟锤一样敲醒了他，提醒了他，他又开始写诗。就在这“汗血斋”里，诞生了他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诗篇。
1974年底，他终于获准回京，先在出版社的资料室抄了两年卡片。1978年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工作，1983年起一直担任这份在“新时期”文坛有很大影响的大型杂志的主编。
那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新文学史料》刊发的若干文章，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者话题，有时便会感到来自上边的压力，甚至说这是“雪峰派”、“胡风派”的杂志。
有一次，上面还专门派了一个“调研员”，到社里对《新文学史料》审查了两天，想把这个杂志停掉。不久，一个社领导找牛汉谈话，说《新文学史料》“有方向性的问题”。牛汉毫不含糊，针锋相对地说：“你具体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领导支支吾吾，又说不出来。
有一阵儿，连社长韦君宜都觉得有些为难了，不想继续办《新文学史料》。她对牛汉委婉地说：“牛汉啊，可能上边觉得办起来太困难了、太复杂了一点，咱们是不是停了吧？”
牛汉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新文学史料》有什么错？大部分作家，包括丁玲、艾青都很支持，很欢迎，为什么要停？”
事后，韦君宜对他歉疚地说：“牛汉啊，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社里的意思，是上边的意思，我这个人太软弱，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牛汉几次顶住压力，没有他的“毫不含糊”的倔脾气，很可能《新文学史料》早就夭折了。后来，韦君宜告诉他：“胡乔木说过，拿牛汉这个人没有办法。”
牛汉是一位用生命拥抱生活、拥抱诗的诗人。他说过，“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同体共生”。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对于牛汉来讲，再也恰当不过了。
有一次，艾青问他：“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么？”
牛汉不假思索地回答：“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
艾青知道牛汉的性格一向是很躁动的，他不止一次地提醒牛汉：“做人做诗要再朴素再深沉些。”
牛汉曾经为加拿大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样一行诗流下热泪：“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他说：“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甚至把骨头和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称为自己的“感觉器官”，“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敏感去感觉世界”，“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他还企望，自己和诗总是不歇地向梦游中看见的美妙远景奔跑，“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
一个曾是他的诗友的著名政治抒情诗人对他说：“牛汉，你的诗里的‘我’，是‘小我’，我的诗里的‘我’，是‘大我’。”牛汉对他说：“你的‘大我’空空洞洞。我的‘小我’是有血有肉的。”
这，就是诗人牛汉，诗里蒸腾着“汗血气”、被称为“汗血诗人”的牛汉！
牛汉的确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个性鲜明，脾气倔强，极有血性。
1965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位于天安门南侧旧棋盘街）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他敢于公开为胡风辩诬。这次审判，通知他和绿原、徐放、谢韬、阎望、芦甸等人，出庭作胡风“反革命罪行”的“见证人”。事前，高检院的一个女干部专门找他谈话，和他打招呼，让他实事求是地揭发、检举胡风，分给他的题目是“胡风是怎样把我拉下水的”。
在法院的接待室里，他见到了绿原等几位友人，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各自呆坐着，等候被传唤出庭“作证”。轮到牛汉了，他本来应当照着经过审定的发言稿讲，可到了最后，他又说道：“1953年9月，胡风攻击党的领导，说他们对文艺界的几位领导偏听偏信，这是胡风惟一一次攻击党的言词。”
主审者大声质问道：“是惟一的一次吗？”他回答：“我只听到这一次。”主审者喝令他停止发言，并立即退出法庭。
牛汉又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人。
丁玲创办、他担任执行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被作协某些领导强行停刊以后，一个作协的头头见到牛汉，振振有词地说，此事他也是不得已。牛汉当即气不打一处来，说：“我不谅解！我不谅解！”当时，主持作协工作的是党组书记唐达成，牛汉虽然也认为唐“人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中国》停刊问题上，他表示对唐“不能原谅，我永远不会原谅”。
1999年人文社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一次初选会上，我发言说自己作“知青”时，读过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向困难进军》，印象很深。牛汉马上接着说道：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正在受难！”
他总是这样，在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态度鲜明，听者也觉得爽利、痛快。他绝不像我们这样活得窝窝囊囊、唯唯诺诺、怯懦卑微，说话先要瞧着别人的脸色，想着对方喜不喜欢听，听了舒服不舒服，总想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得圆融、圆通、圆滑。
严文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1951年春严文井奉命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由于他不擅长起草红头文件，从1952年年底起就调离了中宣部，去筹建作协。他先后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1961年又以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文社社长、总编辑职务。几乎文艺界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严酷的政治运动，他都是参与者、目击者和见证者。
1996年6月9日，严文井看望冰心。
作为一个作家，由于他长期置身于作协的权力中心，不得不遵命写一些“大批判文章”（比如，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再批判”时，他写过《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后来又写了大量的”思想汇报”、“自我检查”、“交代材料”，“文革”结束时“还保留了足足一木箱”。
所以，回首过去的时候，他说自己“时常做一些蠢事”，“做过荒唐的事情，错误的事情”。
但他并不是那种在权力中心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主动整人。做表态性批判发言时，也从未疾言厉色。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是政治性批判，言辞激烈，火药味浓得很。轮到他发言了，却突然冒出一句“陈明配不上丁玲”来，引来哄堂大笑。
对于“左”的祸害和遗毒，严文井有着椎心刺骨、痛彻肺腑的经历与感受。他也曾经“左”过，在“左”的潮流中，亦不免随波逐澜。他的胞弟，当年跟随他一起奔赴延安，在“抢救”运动中被无端地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交给了在“鲁艺”教书的长兄来“教育”、“挽救”。严文井对不肯违心承认自己是“特务”的胞弟说：“党有党纪，家有家法”，还挥起了拳头来教训他。之后，他的胞弟被逼自杀，所幸未死，但落下了精神疾患。严文井为此而痛悔终生、罪疚终生。
“神话时代已经结束”，从漫长噩梦中终于醒来的严文井说，“我们可以不再向老龙磕头了”。还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几乎是一个怀疑派；经过了漫长的不怀疑的岁月之后，我重又感到‘怀疑’的一定价值，我把‘怀疑’当做认真分辨和深入思考的同义语”。他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一个一个疑问相继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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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自画像 |
他说，“我听了一辈子训斥”，“我的过失已经不可挽回”，希望读者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这些悔恨，代他弥补。
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严文井自剖》，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复印了好多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这幅自画像意味深长，嘴和脸都扭曲了，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心灵的影像，也是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肖像。
1973年，严文井从“干校”返回北京；担任人文社临时党委书记，重新主持工作。在极左思潮仍甚嚣尘上的严峻局势下，他和韦君宜率领全社员工，在异常艰难中，克服重重阻力，逐渐恢复了编辑出版业务。
有一回，他当面对担任作协领导职务的人说：“很多我们当年犯过的错误，他们还在犯！”说者痛心，听者亦不免有些惊心。
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几十年之后，他对人，对人性，对人生的虚妄，对人的局限性和悲剧性，对政治，对历史，对政治的凶险，对历史的荒诞，认识得更深刻了、更透彻了。
他似乎获得了一种心智的澄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但又依然有深深的惶惑。他的幽默里，就有这惶惑在。
他写过一个年轻人，“他渴望美，却看见了丑，只有从丑恶与丑恶之间的缝隙中看到一些美。他感到困惑”。我觉得他写的，也是他自己。
五十年代初严文井进京后，在被称为“大酱缸”的东总布胡同46号作协宿舍，住了很长时间。几番雨打风吹，他看到一些“高级作家”荣升当官了，一些“机灵人”“弄巧成巧”或弄巧成拙地离开了，一些作家被放逐了，一些作家死去了。他了解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他熟悉那些风云人物，但没有写过他们，却怀着柔和的心，描写了从山西山沟沟里走出来，住进这里以后并不自在的“乡巴佬”作家赵树理。
他写了这位早已在全国大名鼎鼎的“土头土脑的老赵”，由于儿子没能分到上重点小学“育才小学”的名额而自打耳光、放声哭泣的自我发泄；写了与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官儿们”相比，“老赵”在“大酱缸”里算不上个老几的“二等公民”的地位。
这些发生在著名乡土作家赵树理身上的小故事，与时代的潮流相比，既不浪漫，也没有诗意，太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了。然而，它的真实性和严酷性，是令人战栗的。严文井就是这样，把某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无意忽略或遮蔽了的真相，不动声色地赤裸裸地揭示给了我们。
读了《赵树理在北京的胡同里》，先是略感意外，继而深长叹息，心酸不止。
去年的一天，和牛汉先生谈起严文井。他说：“新时期以来，严文井可以说是大彻大悟。1980年《新文学史料》发了《从文自传》，那会儿有些人对沈从文还有偏见。楼适夷就大不以为然，说‘我是《史料》顾问，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哪？’严文井给我打来电话说，‘发得好！’1989年周扬去世后，我到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消息第二天见报了，严文井看到后给我打电话，说，‘牛汉，你不应该去。周扬这个人，不可信。’我就对他说，‘他不是忏悔了吗？不是当众流过泪吗？’严文井说，‘他在延安就这样，善于表演，今天对你流泪，明天就可能整你。’”
他是曾经想好好写写周扬的，据说，甚至已经开了这样一个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但是，他又觉得，要写就不能含糊，得按照自己的看法、想法来写，但这样就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在一篇题为《心债》（1997年8月底）的文章里，严文井提到，他欠周扬一篇文章，没有“公正地”既说说他的“好话”，也说说他的“缺点”。
权力左右的局势为十年。
智慧和机灵左右局势约为百年。
被真理左右的局势是永恒的，无论看起来是怎样变幻不定。
――他曾在笔记里写下了这样的看法。但又觉得，现实“难于把握”，“我的现实观也许是荒诞的”。他说自己“是乐观的”，是一种“悲观里的乐观”。
虽然离休以后，他赋闲在家，深居简出，但头脑从未停止过思考。他的思考既是深刻的，又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有一次，他和来访的陈四益聊着聊着，突然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几度，大声说：
“人家总以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也自以为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但是，细想起来，我算有思想吗？我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吗？没有，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摘自《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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