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握手》平反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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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海初 |
我看到她一篇回忆录式的短文――
1978年10月，回报社文艺部。那时部里四个人除完成采编报道外，每天还负责处理两千件群众来信来稿。一天，我对信手拈来的两张信纸只是瞥了一下便想扔开，突然，一串耀眼的字吸引了我，使我那只伸往废纸堆的手又缩了回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歌颂周总理的好书！”
顾志成想起来了，“文革”期间，北京市曾明令搜缴六部手抄本坏书，其中一本就叫《第二次握手》。她没见过，没读过，但她相信，手抄本都是诲盗诲淫的东西，不然，怎么会靠“手抄”传播呢？现在，居然有人为手抄本鸣冤叫屈，甚至还涉及敬爱的周总理！这不禁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
于是，她开始细读那封信――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
那时，中国青年出版社院内有一座作招待所用的两层小楼。一天，顾志成去那里看望部队作家彭荆风，谈起报社正在传阅和研究手抄本《握手》，引起在座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主任王维玲的注意。王维玲的儿子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他回家问起儿子，得知报社内确实在传阅《握手》的几种“版本”。他要儿子借一本回来。
得到《握手》手抄本后，入夜，他坐在被窝里开始细读；一口气读完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翌日上班，他将手抄本递给二编室副主任李裕康：“喏，有这么一本东西，我看了看，你也看看吧。”
又一个翌日，二编室主任与副主任又见面了。王维玲注意观察李裕康的表情。几乎是在一秒钟内，他俩就达成一致，作出一个重大决定――
“上！”
这个“上”，就是上计划，准备出版！
然而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显然必须经过修改才能正式出版，而一般情况下必须由作者进行修改；此外，图书出版时还必须署上作者的名字，出版单位与作者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必须解决的事宜……于是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握手》的作者是谁？
两社决定联手作战，寻找作者，为《握手》平反，正式出版这本书。
1979年夏天的一天，顾志成到北京结核病医院看望作者。
飞抵长沙
顾志成主动请缨，开始了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一位王同志说：“当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的指示，成立了专案小组，查到了作者叫张扬，是湖南浏阳中岳公社的知青。”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经研究，决定派二编室女编辑邝夏渝和顾志成去湖南调查案情，寻访作者。顾志成和邝夏渝于1978年12月15日飞抵长沙。
到长沙后，迅速去省公安局了解情况，听说本来决定处决张扬，因“四人帮”被粉碎而拖下来了。
“人呢？”
“在押。”
我从1975年1月7日由省公安局拘留，到1978年12月中旬，在“鹿洞里”已经呆了近四年，身体极其衰弱。正式的审讯早已中断，从1976年8月31日“收案开始审理”，到1978年12月18日“提审”，法官李海初整整拖了两年零三个多月才第一次跟我会面。他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一旦有了第一次审讯，就意味着正式进人“程序”，就不能无故中断，就得有第二次，第三次，直至判决，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的真实意图可能暴露，事态可能因此恶化……
李海初自称“从来不看小说”。但《握手》手稿是第一手的“犯罪证据”，因此，承办法官不能不读，而且要反复细读。两年多之后，他才对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老实说，这是一本好书，哪里‘反党’？哪里‘反动’？明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明是按预定的框框栽赃嘛！《起诉书》中全是些诬蔑不实之词。”又说：“如果经我的手而将这本书的作者判了死刑，那么，我晚年回首平生的时候，会感到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承揽了其他许多案子，压在两尺厚的《握手》案卷上面，堆满了写字台。如果有人问起《握手》一案，他就指指那堆积如山的案卷：“唉，负担太重了，实在是忙不过来，总得一件件来吧。”
审讯室里的北京来客
当时正在召开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团省委书记石玉珍的支持下，以大会秘书处名义于1978年12月20日发出大会《简报》增刊第一期，登载了《归国》一案值得重视一文：
《归国》一书一九七四年曾以手抄本（形式）在我省青年中流传，发现后，经省委同意，一九七四年团省委和省公安局曾联合发出文件，把它作为同《少女之心》那样的坏书一样收缴、封存、销毁，小说的作者张扬（男，现年三十三岁，系长沙市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五年一月被拘留，现关押在省看守所。
《归国》又名《浪花》、《香山叶正红》、《归来》、《第二次握手》等，据看过该书的同志说，全书没有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攻击社会主义的内容，没有低级下流的情节。
目前，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位同志仍在长沙调查。
报：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
送：大会正副秘书长、各代表团团长
共印60份
就顾志成而言，她最迫切的愿望是想见到《握手》的作者，见到张扬。
李海初出主意说：“我可以向院长请示提审张扬，提问时，你们参加旁听，这不就见到张扬了么？”
我一直记得这次不寻常的审讯――
从一开头就注意到了的是两位女书记员的笑容。在审讯室中看笑容看得太多了，我认准了，所有这些都是假笑，职业性的假笑。但是，直感告诉我，这次出场的两位女书记员，却不是假笑，而是温存的、善意的、真诚的微笑……
我知道我不会产生错误的感觉和判断。我想，她俩一定是为了办案而细读了案卷，特别是细读了《归来》，并且因此受了感动。我见过太多的被《归来》感动了的读者，我相信在那种年头《归来》应该感动也能够感动每个神志正常而又具有起码良知的人……
顾志成后来告诉我，她曾多次看过《归来》，都流了泪。
她还告诉我，她看到的我那么瘦弱，面色惨白，手背和脖颈上青筋暴露，耳朵薄得像一张纸，几乎能透过光线；走路如幽灵般飘拂摇晃，好像随时会栽倒，死掉，神情和语调却仍然那么沉着，坚毅……
她说，当时她强忍着泪水，强装出笑容；她第一次看见了“监狱”，知道了什么叫“非人”，什么叫法西斯；她目睹了在“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后的今天，在“毛主席的故乡，华主席长期工作过的地方”，还存在这种角落，还在坚持这种冤案……
走出审讯室，她举目望望看守所那一排排阴森森的房屋，心中默默地说：“再坚持一下吧，我们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顾志成一直在奔波，苦斗；她和邝夏渝一起跑团省委，跑省文联，跑省法院，跑看守所，跑省公安局，跑省委，为防不测，还去了我曾插队的中岳公社调查，因为案卷里装有某些贫下中农要求“严惩”和“枪决”张扬的材料和手指印。
“他们说张扬写了一本反动书，是反毛主席的。谁反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嘛！”
“当时省里派来的人说张扬的罪行很大，已经决定杀了。对要杀的犯人说重点没啥。”
他们说。
该查的都查清了，但没曾想到湖南的态度并未改变，对“其他问题”还要审查。
1978年12月28日，李海初写出《关于张扬案件的审查情况与研究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
1975年，省公安局曾请示省委，由宣传部主持，会同省师范学院组织过部分师生对它进行过批判。当时，师范学院审查认为，这部小说是反动的，是部黑书。最近，师范学院重新对小说《归来》进行了审阅、座谈和鉴定。中文系讲师李禧喜检查说：“当时组织我们批判，无非就是扣上一顶帽子，是上面定了条条框框的，都是一些不实之词。”
回北京后，顾志成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并抄送了毛致用同志一份（按：毛致用为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顾志成、邝夏渝回京后，胡耀邦在百忙中抽时间听取了两社的汇报，他打电话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要求就此案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耀邦说，在他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湖南有关方面，尽快结案放人。耀邦心很细，除批示指出《归来》是好书，作者应立刻平反出狱外，还考虑到我是农村知青，特意批示应将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1979年1月18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哐当一响，我那间牢房的厚重木门被打开。“典狱长”卢培山老头站在门外，照例叼着一支劣质烟，照例毫无表情，照例穿着一身肮脏的藏青色旧棉衣，而且照例无精打采地望着别处。
最近的两次提审都是一个来月以前的事了。洪洞县里无好人。我对那位面目清癯，鬓发灰白，老是面含微笑，而且一笑起来两眼就眯成缝，根本看不见眸子的法官毫无好感，充满猜忌和敌意。我想，今天是他第三次审讯我，不管他又搞什么花样，我都要痛加驳斥！不过，我又感到他远比“主审官”难对付。他闪烁其词，莫测高深；一个月前那两次提审，从“审讯”的角度上说并无实际意义。既然如此，还浪费时间干什么？他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有那两位女书记员……一次出场两位书记员，还都是女的，肯定没有先例。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们那亲切的笑意，那种笑意在监狱里是从来看不见的；即使在外界自由的社会中，恐怕也不多见，因为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已经使得中国人成了一群斗鸡，只会狠，只会凶，却不会笑，即使笑也是“皮笑肉不笑”……
看守所简陋的平房建筑，平面略呈“工”字型，后一横是牢房，前一横是公房，如审讯室、办公室、会议室、宿舍等等；中间那一竖是连接两排房屋的带雨棚的过道。我穿过甬道，走过带雨棚的过道，来到公房中间的门洞。从这儿往右拐有两三间审讯室，往左转也有两三间审讯室。我回头瞅瞅卢老头，他将脑袋朝左一摆，于是我就朝左转。途经第一间审讯室，第二间审讯室，我都回头瞅瞅，“典狱长”却老是撅撅下巴，示意我继续往前走。再朝前走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了。但他既然要我往前走，我就走！我不怕他们花样翻新，一切走着瞧！要斗，得跟预审官斗，跟法官斗，别跟卢老头斗。自我认识他以来，“典狱长”就是这么一副模样，形貌古怪，皮肤粗黑，口齿木讷，毫无表情，心事重重，不停地抽烟，抽烟，抽烟。我老了四年，他也老了四年；我是坐牢，他呆在这种地方，恐怕也跟坐牢差不多……
走到办公室门前，我又回头瞅瞅，卢所长将大脑袋朝左亦即朝办公室的门一撇。三九隆冬，天气太冷，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跨了进去。屋里摆着一些办公桌、椅子和几张沙发茶几，还烧着一个煤炉，从炉体的缝隙中可以看见里面的熊熊火焰。围着火炉，呈“品”字形摆着三张单人靠椅，坐着三个人。他们对面墙下是一排茶几沙发，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指指一张沙发，我在那里坐下。然后，我才抬起目光，挨个打量这三个人。啊，左边是那位面目清癯鬓发灰白的法官，他望着我，依然面含微笑；右边是省公安局的，叫肖乃特，他没有插手过我的案子。中间那位，五十开外，身材高胖，颇富态，一望可知有些身份；现在，他也含笑望着我……
法官先开口。他微笑道：“今天，我们找你谈谈，谈谈你的案子，案子的处理……”
我本来就警觉，这一听更警觉了！案子？他妈的我根本没有什么“案子”！我是好人。有问题的、构成了犯罪的是那些抓我、关我、办我“案子”的人！应该受到处理、受到法办的是他们，是“四人帮”及其鹰犬……
然而法官及时地做个手势：“这位是省公安局于副局长，他想跟你说几句。”
中间那位五十开外身材高胖者冲我友好地点点头问：“你抽烟吗？”
“抽过，”我说。
他欠身递来一支烟和一盒火柴。
我知道他名叫于志。
我没吱声，自顾划燃火柴，点燃香烟，吸起来。
“是这样的……”于志思考着，斟字酌句：“哦哦，你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因为写了一本叫作《归来》的书稿。”
“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么说吧……你是因为写作《归来》到这里来的……哦，你来了多久了？”
我不会忘记那个日子：1975年1月7日。我想了想，答道：“四年，零十一天。”
“哦哦，四年，四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经过对你写的《归来》的四年审查，现在终于作了结论，我们，今天，就是想把结论告诉你。”
我深深抽一口烟，吸人胸腔，又徐徐吐出，仔细倾听他下面的每一个音节。
“经过四年的审查，或者说调查研究吧，我们终于作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本好书。”
没有谁比我本人更明白《归来》“是一本好书”！但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仍然使我惊讶，愕然，深感意外。我抬起头，举起目光，透过缕缕烟雾望着于志，但见他仍然满面笑容；他左右的两位，也都是同样的表情。
于志像要打消我的疑虑似的，加重语气宣布说：
“张扬同志，你平反了！”
泪水突然涌上，遮挡了我的视线，眼前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清。承认一本好书是好书，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必须用四年？审查一本书，必须把作者关在监狱里，而且关上一千五百天，几乎把他弄死？我感到悲愤！然而，在一片白茫茫之中，耳畔又响起于志的声音：
“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你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面前的三人看见了我流泪，却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在得知我和《归来》终于获得平反后，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黄克诚怀念彭总的长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摘自《我与〈第二次握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