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年代的想像与荒诞

　　不是心想事成而是异想天开

“大跃进”的时代荒唐事情说不完，搜集起来可以写一本“荒唐大全”。现在造假是以赢利为目的，当时大部分人却没有目的，上行下效人云亦云才是他们的本分，国家只要一个首脑，国人共用一个头脑，“步调一致”才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说假话运动”。

第一张叫“纪念状”，顾名思义是想给参加者留下空前绝后的记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壮举”难道不值得纪念吗？“纪念状”上写着：“……同志在大办钢铁运动中，工作积极，干劲冲天，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为继承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加速共产主义建设，特发此状，以资纪念。”“中国共产党来宾县委会 来宾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公元一九五八年×月×日”。

第二张是名正言顺的奖状，上面写着“男女老幼总动员，钢铁产量翻两番”。1958年的口号是“以钢为纲”，前面这两张“状”都是“钢铁元帅升帐”时留下的陈迹。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由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任何政治运动都少不了鼓励先进，这里还有一张“立功喜报”，喜报上强调“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但是上面不称同志称先生，可见行动过激而思想“保守”，须知几年后的先生成了贬义词，不能称同志的人才称先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人们的印象中，1958年除了大炼钢铁以外，再就是修水库了，由于缺乏计划冒进蛮干，好多工程瞎折腾成了劳民伤财的典型。一张“昭平台水库民工复员证”图文并茂，上面的漫画表现得很夸张，一个农民牵着怪兽老龙王，传说中的龙王是管水利的，驯服了龙王就是治水的成功，下面的字作了注解：“昭平台下修水库 牵住龙王当马牛”，当时这种口号被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

小证翻过来，上面画的是水库的风景图，下面写着“昭平台水库效益：蓄水六亿七千万公方，灌溉农田一百六十万亩，发电五千四百千瓦”，这里出现了一个怪词叫“公方”，可能就是现在的立方吧；其日期是1959年，估计这个水库是1958年动工，1959年“……在胜利完成任务后，光荣复员返乡生产……”，“复员”二字让人想起了“复员军人”，从民工“复员”到农民，是表示身份的变化，说明上级对他们这次行动特别重视。

　　消灭四害：竹篮打水一场空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这一年是向四害和疾病大宣战的第一年，号召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

第一张是1958年月历的封面，上书“人人动手消除四害”八个大字，消灭“四害”的群众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拿苍蝇拍打苍蝇的，有拿喷雾器灭蚊子的，有拿弹弓打麻雀的，还有提着老鼠和麻雀“样品”的，好一幅“人民战争”的画面。

第二个是笔记本，封面上一个小学生在黑板上写字，写的是“一定消灭四害”，这表示运动已经普及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了。除“四害”从娃娃抓起，这也是一项重大发明。

共产主义的“试验田”

1958年的另一个“壮举”，是在农村大办集体食堂，农民的吃饭实现了“社会化”，家家户户告别了炊烟，成了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可是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以后，集体的粮食很快被吃光了，折腾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再加上全民大炼钢铁没时间种地，庄稼成熟了也没人收割，这就为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第一张是一张贺年卡，上面的口号是“食堂巧做千家饭 吃饱吃好又吃省”。说假话是1958年的“特色”，这张小卡片睁着眼说瞎话，食堂前农民排半天队也吃不上饭，有些人家把锅砸了去炼钢，饿急了想做点饭就得搞“地下活动”。当时农民在自己家里做饭也属于违法。

另外三张是1958年吃食堂留下的饭票。凭票吃饭是想改变农村的经济性质，可惜的是，空想不能兑现，很快就变成了泡影，农村的所谓食堂也是“短命鬼”。

势如破竹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由上而下层层发动的，所谓的吹牛皮说大话也是层层升级的，这里的“七一进军动员令”还属于“初级阶段”，里面规定了多项指标，这些指标还不是太出格，顶多是“初级阶段”的“准牛皮”性质。

“大跃进”的思想工作也进入到了家庭，这份“爱国公约”就是“家庭必备”的政治日用品。想得到社会支持就得先让家庭支持，这份公约里没有什么“高指标”，只是突出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开头的话就是“经过整风和总路线的学习，在政治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全家保证做到以下几点：一、努力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觉悟……”

团中央也为“大跃进”摇旗呐喊，他们举办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再次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

对“大跃进”的宣传无孔不入，笔记本也成了“大跃进”的宣传阵地，本皮上画的是人骑着一匹千里马，马成了“大跃进”的象征，也可以说是1958年的“吉祥物”。

“大跃进”运动动不动就给人插白旗，在战争中举白旗是表示投降，现在插白旗就是命令你投降，被插白旗的人还要戴上一顶右倾分子的政治帽子。经过了头一年的反右派运动，很多人被吓破了胆，做事战战兢兢的，因为右倾跟右派就是一字之差，戴上了这顶帽子就离“敌我矛盾”不远了。这几个小布块分为三种颜色，白色的代表“拔白根”，“拔”的就是这次运动的“阻力”；绿色的“反稳健”表示警告，稳健在那时候是个贬义词，稳健的本身就缺乏“大跃进”的朝气，所以“反稳健”成了一种特殊术语；红的上面写“再跃进”，也可以说是个小嘉奖令。这些小牌让人想起了执法严明的足球场，裁判举黄牌是表示你犯规了，举红牌就可以把你罚下场了，而政治方面的“下场”事关终身命运，是足球场上的红牌所不能比的。

最后一张是“河南省开封第二中学”发的奖状，得奖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向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现在大体可以断定又是一起“冤假错案”，一个学校能有什么反革命集团，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草木皆兵罢了，那时无限上纲是最有杀伤力的，“大批判”能把很多人妖魔化。奖状的主人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的，纯粹是跟着大人和老师的指挥棒转。

作为“大跃进”动力的物质刺激

1958年虽然搞了“大跃进”，但是意识形态里的革命却没有太“跃进”，能够发奖金就是一个证明。1959年也算是“大跃进”的“余震”时期，这张单子上明明白白写着“兹发给你1959年跃进奖金……”还盖了“北京市京西矿区大安山中心小学”的印章。奖金后来成了物质刺激，被划进了资产阶级范畴，成了人们不敢涉猎的禁区。

第二张是装奖金的专用信封，顶上写着“1959年第四季度跃进奖”，两边的标语还是“大跃进”的遗风：“反右倾鼓足干劲争取明年开门红”；中间是发给人的姓名和金额，可能是漏了个点吧，应该是39.67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呀，说明这个“第二文具生产合作社”经济效益不错。那个“扣互助（金）1元储蓄2元”可能是单位的规定。互助金是同事间的互帮互助组织，谁有个急事难事就可以临时借用，多少有点像现在的“扶贫基金”，但是有借有还只能救急不能救贫。储蓄也曾经是单位职工的硬任务，每人都有这份“额外义务”。从这个装钱信封上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之淡化，上面还有齐白石笔下的麻雀，这在当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情调，竟明目张胆和“大跃进”运动“和平共处”。

工厂也搞“不务正业”

现在的人看见粪便就捂鼻子，过去那个年代却是瞪着眼找粪便，大有闻臭则喜的意思。有道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见粪如见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独特感受。当时上级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好干部下乡要背着粪筐，学生上学也是见粪必捡，粪便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浪费资源就是犯罪。

奖状上写着：“奖给×××同志在卫生、积肥运动中作出显著成绩特授予奖状以资鼓励；中共实业染厂党支部委员会 国营青岛实业染厂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实业染厂党支部委员会”多个党字，跟今天的习惯用语对不上号，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本来就是指党，名称里再加个党字就重复了。

工厂里颁发积肥奖状，在今天来说是一大奇闻，这不是明目张胆搞不务正业吗？可在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们现在仍然确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已经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而那个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工农联盟，“工人老大哥”和“农民兄弟”心心相印，农民为工业生产原料，工人也为农业提供肥料，肥料是送给农民的最好礼物。我们现在把粪便当成了负担，可那时候是你争我抢的宝贝，工人成为积肥模范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摘自《证照中国1949―1966》，华文出版社出版，定价：3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