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石头定大事

《596秘史》一书，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策划的“尖端科学大纪实”系列之一。作者凭借大量采访调查而来的细节，详加甄别，仔细考评，全面揭示了中国在当年受到封锁、包围和背叛的险恶环境中，是如何制造出代号为“596”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从蒋介石派人到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最终碰壁，

作品翔实而客观，丰富而冷静，多角度，大视场，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看过的铀矿石样本

1954年2月28日，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的杨士文被分配到了国家地质部。起初，他是被安排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原因他不知道。当时，地质部人事处长刁仁文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只交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地点是位于北京西城三里河的地质部，收信人叫安桐馥。当杨士文按图索骥，照着信封上的门牌号找到安桐馥时，才知道接头的人是地质部的保卫处长。

杨士文说，找到一楼，这一敲门呢，他自己在屋，他儿子也在屋。后来，他把儿子支出去了，说你出去！出去之后，就把门关上了。他这时就跟我讲，很神秘的样子：我们搞的事啊，是保密的，是搞原子弹原料的......

阜成门外百万庄有国务院统一盖的一大片房子，杨士文被安排在一幢楼的二层。地质部当时成立了一个全国普查委员会，杨士文他们对外叫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要是普查石油的。杨士文说，第二办公室人少，一开始就安桐馥一个，我一个。没过几天，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之，陕西子长人，说是教授，是技术负责。后来人多了，就跟普查办分开住，我们到了西四羊肉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

普查第二办公室是副部长刘杰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机构，安桐馥和北大副教授高之任副主任，杨士文和同班同学曾卓荣就在他们手下任技术员。杨士文注意到，很多苏联专家一来，都会向众人介绍，有个大胡子专家干什么却不做介绍。后来他们才慢慢知道，这位专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铀矿的。

薄一波说，有一次在中央召开的国务会上，毛主席讲，现在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人家有导弹，有原子弹，我们只有手榴弹。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向这一方面来努力。有关的事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由刘杰负责。

第二办公室的人虽有不少是地质系毕业的，但以前没学过与铀相关的知识。杨士文和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的资料，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一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为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这年7月，由高之带队，和拉祖特金一起到东北海城去实地查看，杨士文和曾卓荣也跟随工作，加上警卫翻译，大约十来个人，所带的仪器是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全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

海城大房身这个长石矿，是座大型露天长石矿采场，下采已低于地面百余米。杨士文说，专家领着我们一块去检查这个异常点，这个点在花岗岩里头。拉祖特金年龄比我们大得多，爬上爬下非常辛苦，最后发现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一打打出铀矿来了，非常高兴。挖了几块好一些的标本，回到我们住处以后，他高兴得要刮掉自己的胡子。为了鐾刮脸刀，他把皮带拿下来一擦，一下把皮带刮断了，结果就没有裤带系了。哈，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由于发现了铀矿，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拉祖特金非常重视。他和几位年轻人一起圈定这个矿体，计算储量。但最后计算出这个点只有800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尽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对杨士文和曾卓荣他们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这条线索一断，就只能指望别的地方了。

两个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陪同去广西东北富钟县的黄羌坪检查。不久，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果真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化矿，而且局部富集，原生矿残体和次生矿发育很好。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高之和曾卓荣他们竖大拇指，说是难得的发现。拉祖特金叮咛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他认为这个地区是很有找矿希望的。

他们如获至宝，把铀矿标本从杉木冲带回了北京。情况刚一报告上去，上头就让刘杰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刘杰说，哎呀，这块铀矿拿到部里头去了以后，确实让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啊！李四光部长也非常的兴奋，他那时已经66岁了。他说，哎呀这是铀矿！苏联专家库索齐金也大睁着眼睛看了。第二天，我们带着这块矿石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了。我们把铀矿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亲自拿起来看了看。我说这块矿石是从广西普查来的，仅仅是个次生的铀矿，还不能代表它是不是个矿床，有没有开采的价值。毛主席说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啊？我们用带着的盖革计数器一探测，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就很高兴地说，我们发现铀矿了。他紧跟着就讲，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和总理送我到门口，毛主席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

自从广西杉木冲那块铀矿石被找到之后，短短两个多月间，就多次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国领导人反复谈论的一个对象。1955年1月15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红墙之内。

在此之前的14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四个人应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研究中国核科学及铀矿地质资源问题。66岁的李四光因为正患牙病，表情比较痛苦，周恩来便执意要他先讲完后立即去医院治疗。周恩来向钱三强细致询问了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建立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在说到人才队伍时，钱三强说，每年只给分配10个大学生太少，要搞原子能，至少要10倍于此的大学生。谈到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汇报，你们准备好矿石和简单的仪器，以便到时作现场演示。

第二天下午，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向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以及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会议选在这个时间召开，是因为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时说，李四光下午三点以前要午睡，晚上他的身体又难以支撑，所以在下午三点以后较为合适。

刘杰说，下午四点之前，我来到菊香书屋会议室时，已经坐了10个人了，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不一会儿，李四光、钱三强先后到了。主持会议的毛主席开口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作了预测。李四光讲完后，周总理提示要我做些补充。我简要地介绍了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从广西带回来的铀矿石标本拿出来，打开盖革计数器，让各位领导听放射线通过探测仪器发出的嘎嘎响声。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和高兴。接着，钱三强讲了美、苏、英、法等国开发原子能的概况和我们的现状与设想，也谈到了我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与会领导同志提了很多问题。

会议气氛热烈，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大家都对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我们也有一定的基础。但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刘杰说，紧跟着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在毛主席那里吃饭。开了两桌，吃湖南豆豉腊肉、丸子和几个青菜。毛主席平时是不喝酒的，这次他拿出葡萄酒，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干杯。吃饭时，毛主席问李四光牙痛治好了没有，他还赞扬钱三强的父亲批章太炎，说他有勇气。

这是毛泽东在导弹原子弹方面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

中国制造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刻拍了板。

促成这次决策的原因，首先是这两年陆续从国外归来了一批各有专长的科学家，科技人才有了一定储备，但却苦于无处施展身手。其次是在国内发现了一定储量的铀矿，这都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此外，当时国际上核竞争十分激烈，美英苏都已相继有了原子弹，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反响很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了一面旗帜，美苏为此各自做出了姿态。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主张开展国际合作，和平利用原子能。苏联也声明愿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援助，这样，从国际背景上来看，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几乎就在政治局委员仔细掂量那块小石头的同时，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签署了美台安全条约。

短短几年间，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真刀实枪血战了三年；同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1953年春季，美国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1954年9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1954年秋季和1955年初，海峡危机再度升级，美国拟定出了向中国全面进攻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短时期内接踵而至的这一连串危机，使得中国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如此咄咄逼人的结果，恰恰把中国逼上梁山，逼出了中国自成一体的核力量。本来，中国在1953年即初步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最后却不得不推迟了两年，个中原因，除了国内的一些问题之外，主要是由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冲突和台湾海峡危机所形成的钳形包围，给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威胁。由于美国不断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而苏联又不愿明确保证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中国便只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顾不得政权初建困难重重的严峻现实，被迫实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做出这样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也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利益。

1955年1月18日，也就是中南海决策后的第三天，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东欧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又过了仅仅两天，北京和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是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协议规定，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外，其余由苏联收购。

中苏在尖端领域方面的合作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一方面，苏联本身随着核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同中国合作从而获得部分铀矿石，另一方面，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联在客观上需要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已开始在核领域进行相关合作，签署了几十个双边协定，苏联亦顺应时代潮流，与自己的几个友好国家进行核能方面的交流。美苏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各自既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又可以在政治上捞取好处。苏联认为，加强苏中双边的防御伙伴关系，中国便可以成为莫斯科在东方与美日对抗的一个强大堡垒，有利于壮大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立足未稳且又受到美国核威胁的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防务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如何通过援助中国来加强苏联的安全。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加强中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同意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火炮、枪支及其他武器。他这时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是如果中国开始涉足一点原子弹，对美国也会形成一种压力，从而使苏联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

1955年4月，刘杰和钱三强率代表团赴苏联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协议，并且参观了一些苏联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苏联的第一座实验性核电站。以后又派出有黄祖洽等专家参加的实习团赴苏联学习。

黄祖洽说，有一次钱先生找我去谈话，说国家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反应堆理论方面没有人才，希望我转向，从原来基础理论的方向转过来，从事反应堆理论研究。所以1955年我们到苏联接触一堆一器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钱三强组织的实习团中，还有几位是正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钱皋韵曾在1952年4月准备到苏联学习核物理。因为这个专业在苏联是非常敏感的，以致临走的时候，他还拿不到签证。直到1953年夏天，钱皋韵改学电子物理，这才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真空中的高频放电。钱皋韵说，我从小喜欢物理，爱好无线电，起因是中学一位物理老师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后来考上汪精卫政府的交通大学，可蒋介石回来后，说交大的学生都是伪学生。我便又考了一次大学，读物理系。1955年10月份，我在准备写论文，再过一年就要答辩了，突然大使馆一个电话打给我，是留学生管理处打来的，说钱皋韵，现在国内有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准备在苏联的一个研究所进行实习，他们点名要把你调过去。那个时候思想非常明确，反正只要祖国需要什么都干，结果第二天就去报到。当时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大剧院后面的一个小旅馆，那个旅馆叫十月旅馆，我还记得很清楚，住在那，每天上下班，由实习单位派车来接送。这个实习单位叫热工实验室，其实是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加速器、反应堆的。所长哈里哈诺夫是很有名的一位院士。当时分工分了几摊，钱三强指定我在反应堆方面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苏联援助我们原子能所的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堆，就是这个单位设计的。

苏联援助中国的反应堆和加速器选择安装地点前，李富春副总理曾指示：为了保密，要靠近山区，尽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修铁路。为此，刘杰去找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这位当年的北京地下工作者提供地理情况。后来刘杰和钱三强等人又做了许多实地勘察，最后将北京房山一片开阔的荒滩作为安装地点。

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某种角度讲，反应堆也是不爆炸的原子弹，只不过可以控制能量，让它缓慢地释放，以产生动力。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看来，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10月23日，赫鲁晓夫回国后没多久，毛泽东便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起过原子弹，说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

　　（摘自《596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