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超出时代的束缚。事实上我们无法摆脱中国的文化宿命。我们总是在时代的阴影里生长。我们的作品里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
未能公演的电影
1987年，山西汾阳县城的贾樟柯17岁，正忙着跟随着他的哥哥姐姐们学跳霹雳舞，准备和他们一起“走穴”。他在县电影院里看了美国版的《霹雳舞》不下八遍，他觉得那比台湾的《霹雳情》跳得好多了。
整个1980年代是他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革命理想逐渐消失，商品大潮即将来临。到后来，等他有权利和资格发言的时候，他自我表达的冲动和激情找到了最合适的载体和归宿――电影。他选择了这一段回忆，作为他叙事中的重要主题。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关心真正的世俗生活……有些人把那些记忆忘记了，有些人认为那些记忆不重要……但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怀念他们，那些甚至被遗忘了名字的人，那些曾经在年轻时怀着理想，最后却归于沉寂的人们。”
贾樟柯的《站台》讲述的故事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初。“身处这一段历史、年代和情境之中，我们其实不知道它的意义。”
在中国导演中，似乎没有谁像他那样，对那个时代怀着如此强烈的情感。
《站台》的名字取自198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带着摇滚味道的流行歌：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站台》记录的生活是如此庸常，缺乏奇迹，缺乏戏剧性。贾樟柯的勇气在于诚实地再现了一代人的压抑和梦想，冲动和忧伤。那是青春的一首挽歌，也是一部史诗一般的电影。它获得了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那一年，贾樟柯30岁。
他的三部电影――《小武》、《站台》、《逍遥游》，至今未能公演。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电影，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回避的标志。
《站台》剧本获1998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创意奖；获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获2000年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
2002年，其《逍遥游》入选第55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参赛名单。
“我们是看着生离死别、矛盾冲突的电影长大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影习惯。而我们要重新认识和发现电影。”
“我反对电影的‘传奇论’，如果只把电影变成供人消遣的虚构的传奇，我们可能就忘记甚至背叛了我们的生活。”
前史：“我想当个大混混”
1970年，贾樟柯出生于山西汾阳。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在县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门市部当售货员。他有一个在学校里当宣传队员的大他六岁的姐姐，不上课，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车向着韶山开》。贾樟柯看过姐姐的演出，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仰着脖子往上看，高音喇叭的回旋，造成了一种超现实感觉。这些记忆，最后变成了《站台》里的开篇。
“上学的时候我成绩一直不好，但朋友多，上小学就有十几个结拜兄弟。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
“到了初中，我的一半兄弟都辍学，又没有工作，就在街上混，打架斗殴。我被父亲逼着读书，他们就每天在学校外面等，我放学出来，就一伙儿人到街上横冲直撞。
“录像厅里看了无数的香港武打片，其中包括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空山灵雨》，成龙早期的片子《醉拳》、《鹤形雕手》等。身体里的能量没地方释放，出了录像厅就找碴儿打架。”
当年那些混混朋友后来有的去当兵，有的当了小偷被逮起来坐牢，和警察大谈“人为什么活着”的宏大问题。还有的因为抢劫被枪毙，坐在行刑车上，对着站路边的贾樟柯笑。这些只让他觉得生命脆弱而无常。
汾阳县城那时还不通火车，而他却想要远走高飞。
1990年高中毕业，他没有考上大学，却不想再读书。和父亲妥协的结果是带着300元，到太原的美术考前班学习，住在农民的房里。
在太原，他看到了许多画册，凡・高的，安格尔、塞尚的。他写诗、写小说，也画画，他一直在找最适合他表达“心事”的方式。后来他看到了一部电影《黄土地》。他本来不打算看的，但是那天可能是无聊，可能是偶然，他走进了电影院，看了这一部著名的电影。
“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
他于是想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考的人太多，他就调整战略计划，报考人少一些的文学系。
他考了三次。1993年他进入文学系的时候，名列另册，不算是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并且他比他的同学们要大很多。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贾樟柯也是一个怪人，不声不响，独来独往。喜欢在天冷的时候穿着他标志性的暗红色羽绒马甲，一个人走来走去，碰到了就来一个温厚的笑容。”
班上有好些同学是电影厂的子弟，有着先天的优越感。贾樟柯还记得一个女同学用不屑的语气说，现在连阿猫阿狗都可以当导演。
上电影学院的时候，他曾经当过很多次“枪手”，坐在自习教室里为别人赶写电视剧本。那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挣一些钱补贴自己的短片制作。“我的剧作能力是写电视剧写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拍电影不用剧本。”
1995年，住在北影618房的贾樟柯和同班同学王宏伟、顾峥发起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他不等不靠，只是动手开始做片子。《小山回家》，55分钟的故事片，引来诟病无数，却意外地获得了1996年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
1996年，在拿到了30万元的投资后，贾樟柯立刻回到家乡汾阳，挖掘自己最熟悉的体验。他的小学、初中的同学和朋友是他电影的“倾诉对象”。
家乡的人只觉得他每天要拉赞助，“好辛苦”。
拍电影而不依附于某种机构和体制，这样可行吗？贾樟柯自信地说：“我觉得是可行的。我已经在工业的体系里这样拍到第四部片子。我能行，为什么别人不能？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1997年，独立电影还不是一个很可靠、很可行的方法。但贾樟柯还是去做了，这就是《小武》。它的大获成功使得他的电影理念与实践更加清晰与稳定。一种电影的风格，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据传说，到目前为止贾樟柯所有影片的男主角王宏伟，影片的副导演顾峥，这两个人都是楼层里的麻将高手。“没有想到王宏伟的这副尊容，日后因为《小武》这部电影，竟然留名于影史，还成为法国《电影手册》的封面人物。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贾樟柯发掘了他的这位个子矮小的河南同学：“他特别生动，他的形象一览无余，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精神两貌：敏感、自尊、脆弱、羞涩，患得患失，留恋往昔。”
他在电影体制外、在特权之外，进行他热爱的工作。“小时候总是想着孙悟空，自己在院子里 念念有词，希望有一句正好是可以飞上天的咒语。”他只是希望在电影里找到表达的自由。
他认为第五代导演很有才华，很有创作力，自己是不能够与之相比的，但他们的区别在于“知识结构”的差别。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对自身文化有着比较强有力的、理性的逆反，而“第五代”则缺乏这样的反省能力。
他依靠着他强大的、稳定的、有着复杂文化背景的工作团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奖项。但是名声和荣誉对他的内心似乎没有太多改变，“只是对于电影工作更加方便，包括融资更简单了。”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超出时代的束缚。事实上我们无法摆脱中国的文化宿命。我们总是在时代的阴影里生长。我们的作品里有着强烈的时代的印记。”
贾樟柯非常非常忙，真的好像一只旋转的陀螺。他的第四部电影《世界》已经到了制作的后期，但他还不知道这个片子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当我用力敲开他半地下室的铁门时，他正在做动画和特技处理，他的手机没有信号。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的日程安排表一直会排到九月。
我1999年在清华建筑系馆第一次看到他的《小武》，好像是免票的，那段时间是他和他的工作伙伴们一起倾情向各大高校推介他电影的时期。五年之后，我顺便表达了当年的一名在校生对他的敬意。他对世界的描述和表达是如此诚实和细腻，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让人深深感动。
“你对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有何看法？”
“还没有看呢。”他老老实实地。
“打算去看吗？”
“打算的。”
“什么时候去？”
“等忙过这一段时间。或者等票价降下来。”
“等你有时间我请你去电影院看吧。”
“真的？”他又惊又喜。
“真的。”我为了增加我的可靠程度，又进一步解释说：“能够请你这样的导演看电影是我的荣幸。” 《三峡好人》电影海报
他开心地笑了，他的笑在他的脸上，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绽放。简直是太恰如其分了。
追记
北京时间2006年9月10日凌晨，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徐徐落下帷幕，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一举摘取电影节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大奖，中国导演也因此成为近二十年来威尼斯电影节最受欢迎的群体。“第六代”电影人的领军人物贾樟柯，从此名列侯孝贤、张艺谋、蔡明亮、李安之侧，这是他多年以来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所得的回报。《三峡好人》延续了贾樟柯一贯的人文思考：在即将消失的奉节古城里，几个小人物在寻找、确认和分离，他们纯粹而真实，折射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贾樟柯的电影背负着现实主义的纪录和审视的期许。回望贾樟柯的过往，这是他一贯的选择。或者说，贾樟柯没有选择，他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做下去。
（摘自《这个世界好些了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