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
长期的学校工作经历，使我更关心如何在一般的师资、一般的学生状况下提高教育质量。当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时，就自然萌生了前往求学的念头。
2005年4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阿瑟・莱文院长的邀请，带着在国内录制好的中小学课堂教学素材，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36天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不停地听课，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课堂里，我常常惊讶于东西方教育既显而易见又难以察觉的相似和不同。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在国内，这个耳熟能详的句子，已经在校园里响彻了20多年，它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原则性口号，以至于到今天，大家感到已经无需再提了。
而课程专家戴维先生发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并不像是主人，他不时地对我们的课堂教学实况录像“指手画脚”：“摄像机在课堂上为什么只摄教师？为什么只见教师在那里指手画脚？”而且，在一些录像片断中，教师与学生显然没有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所有教师的声音都有字幕；而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却没有字幕，无意的疏漏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学生身上？难道连我们编辑录像的工作人员都这样看不上课堂里的学生吗？
然后，他又发现，课堂上的教师总是“抓”着学生，一个个地提问题，其他学生这时候
还能学习吗？他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要我这样上学的话，我可就不干了！”
戴维先生的评点，既让我感受到美国式的率真，又同时面临着思维的“威胁”。
课上完了，接下来是国内一些老师对教学环节点评的录像。奇怪的是，老师们点评的精力也大都放在了授课教师的身上，他们对授课教师在课堂上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关心备至，而对学生活动的关注却少之又少。
当看到一节小学数学《分类别》的课堂讨论环节时，戴维先生又发言了：“看上去孩子们都挺高兴的，一定是发现了不少东西，或者产生了不少想法，可他们为什么不能一同分享呢？”是呀，我也有些着急，老师是怎么了，为何不推波助澜，促成学生间的合作？但是，老师并没有这样做，于是，学生也不可能主动这样做，因为没有老师的指令，学生是不可以独自行事的，这就是我们的课堂。
“很好，坐下！”接下来，戴维先生又模仿了一位老师用手指往下一点的动作说：“学生回答了问题还不知道坐下吗？为什么老师还要这样手指一点，说一句‘很好，坐下’呢？要知道，这样做，小孩子连点面子都没有了，这不是在扼杀小孩子的自主能力吗？”
当我告诉他，中国的课堂上是有规矩的，学生坐下去与站起来都需要得到老师的允许，他更加惊讶起来：“中国的老师不是把学生当作课堂的主人吗？主人在课堂上还要这么小心翼翼吗？”
我警惕起来，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当回事，可老外却信以为真了。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好呢？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些应该严肃认真的事情只是说说而已，真正做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也许我们并不缺少理念，真正缺少的倒是躬行实践。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介绍英国2005年学校厨师赛，这是一场激烈的烹饪比赛，选手们要在有限的90分钟之内做出一顿饭。这顿饭要求有两道菜，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看哪些饭菜能引起11岁孩子们的注意，看他们是不是对饭菜“一见钟情”，这与我们总是喜欢请一些专家来评判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海军学院考察，发现他们介绍学校的专题片自始至终讲述的是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过程，画面始终以学生为中心，看上去颇有些激动人心。不像我们在国内学校里见到的专题片，除了居高临下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就是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剩下的就是名师获奖证书的大荟萃、各种荣誉的大展览……和学生有关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出类拔萃者出来风光一下罢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常常与校园里的举动没有多少干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用心地去对待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像“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既然我们自己已深信不疑，还是先把它落实在每一个课堂之中吧。
李希贵
教师就是专家
在讨论有关专家点评的问题时，我们希望在参与点评的专家组成上，能够更加多样化一些，话题自然扯到了请哪些专家参与点评的问题。
我强调说，除了请专家参与点评之外，必须再请一部分美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进来，因为，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从他们那里更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质问道：“难道中小学教师不是专家吗？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就是专家。我们说请专家，更多地就是要请他们。”
原来是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在他说的专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学的老师们。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专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线的课堂里，在课堂里的教师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专家。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老师被视为基层工作者，而且，老师们通常也有些自卑地这样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小儿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难怪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在校园里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教师也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追求，不敢有这样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教师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仅仅希望"燃烧自己"的人，那我们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抱负？
可是，在哥大，把教师当作专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到教育学院的每一个细胞中。到哥大教育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注意到，在学院主楼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边，挂着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据经验，我以为一定是学院的历任院长。不想，仔细一看照片旁边的介绍，却发现全是学院的校工们！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向人们介绍了那些热情、细心、团结而又充满活力的清扫工和守门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幅图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师公寓的门卫，一个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也理应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学院的学校宣传资料上，也处处洋溢着对“小人物”的尊重。
“教师就是专家”，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己”。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并支持无论在哪个阶层、在何种岗位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利于达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状态。任何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教育，关注生命质量
下午3点至4点40分，是莱维尼先生的《教育经济学》课程。
莱维尼先生首先从教育成本的分析入手，在他看来，教育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客观上，接受普通学术教育会给未来带来更好的生活机会。
莱维尼先生强调说，因为许多原因，我们并不十分重视处在弱势一方的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状况，所以职业教育的学生视野太窄、技能单一，尤其是再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差，这样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他坚决反对单纯强调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学说。有人一味地把人当作机器，认为职业教育是应付工业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工厂。车间需要机器，也需要技工，所以，我们既需要制造机器，也需要制造人才，特别是制造技工。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已经远离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关注人的生命质量”，莱维尼先生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容许美国的教育滑向制造工具的谷底。”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我们的教育目前也处在了一个需要澄清人生与教育本义的十字路口，社会的功利带来了校园的浮躁，把学生为本、学生为中心抛到一边，漠视学生选择的权利，强行分流学生，硬性划定分流比例，并且不以为错，反而将这一切说成冠冕堂皇的社会需要。
我记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忠告：“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在“Yes”和“No”之间
晚上5点10分到6点40分，是苏姗小姐的《课程设计》课。苏姗小姐很年轻，看上去浑身充满活力。
一上课，她首先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卡片，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优秀学生和智力障碍学生的教学是分开组织还是合并组织？她要求大家就此发表看法。
美国人办什么事都怕人们走极端，为了避免学生把问题简单化，防止他们仅仅用“Yes”和“No”回答问题，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形，图形中由1到10是表示对分班还是合班的同意程度，选择的数字越小，表示自己主张分班授课的意愿越强；选择的数字越大，则表明自己主张合班上课的意愿越强。
统计的结果，大家比较倾向于优秀生合班，而对智障生合班上课的同意程度则略低一些。有意思的是，讨论中有一位华人留学生请教老师，作为老师，你到底是赞成分班还是赞成合班？苏姗小姐耸了耸肩说，你是不是向我要一个标准答案？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许多事情就在“Yes”和“No”之间，老师不过是让你们把平时的思考重新整理一下罢了。
我笑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苏姗小姐给大家提出的第二问题是:创造什么样的课程，才能包容所有的学生，适应学生的不同需求？
一边讨论，苏姗小姐一边在黑板上列下了十几条原则，都是同学们思考的结果。讨论完了，苏姗小姐说，这是不是有点复杂？其实，无论什么课程，首先要考虑你的教育目标，然后要关注学生的个性，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她留下的作业就是设计一个课程方案，既体现今天的讨论成果，又表明你自己的倾向。看到有些同学有点为难，她风趣地说，你会有一个好成绩的，只要你不是随意地说“Yes”或者“No”。
在国内，围绕培养学生的能力展开争论时，特别难以达成共识的是，该不该把妥协能力纳入我们的课程目标。我们认为，如果把学生从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若干问题面前敢于也能够妥协，在“Yes”和“No”之间更多地寻找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事。毕竟，妥协也是一种力量。可是，不少专家却坚决反对在学生中提出“妥协”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我们要全力培养的品质恰恰应该是与妥协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
《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我的妥协故事”的征文启事中这样说过：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妥协与让步。感情矛盾的化解、工作纠纷的处理、交友中的磨合``````最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事物的推进无不在一方或多方的妥协中顺利进行。甚至有人提出，从前所说的“达成共识”早应该被“达成妥协”所取代，因为没有完全的共识，只有逐步的妥协。
在选择中学会选择
美国摩尔商业区是近几年形成的一种购物场所，各大零售企业纷纷前来设立商场。在摩尔商业区购物，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有了多样的选择空间。但多样性也让人眼花缭乱，初来购物，好长时间，我们竟没有任何收获。
为什么一些当地人能够在商场里匆匆地走过，对那些漂亮的门市熟视无睹？原来，他们已经有了选择的经验，而我们不要说选哪一个品牌，就是选择进哪一家商场都颇费斟酌。
其实，在校园里，对课程的选择，同样需要我们及早地给学生一些体验。过去那种小学、中学一味必修，而把选择能力的培养全部寄希望于大学的做法，不仅给学生带来能力上的缺失，而且，养成不良的单调的思维方式也是贻害无穷的。
许多人把学生一开始对课程很有些幼稚的选择，视为学生不会选择的证据，拒绝学生继续选择，于是，校园里的“大锅”只能一直热炒着一人一份的“萝卜”、“白菜”。同样，在中国的家庭里，由于家长们担心孩子不会选择，于是尽可能不让孩子面对这些让他们“为难”的机会。结果，当孩子们有一天终于不得不直面社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选择就不像是机会，而更像是陷阱了，表现出的是困惑和不知所措。
其实，选择常常是和责任连在一起的，当孩子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他才会全力以赴，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选择中规划人生。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不会选择，或者没有正确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人生。
我们的孩子们自己能够选择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课程无须选择，爱好无须选择，甚至课外活动要干什么都有了统一的要求。面对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自始至终，我们的教育却没有给他们历练的机会。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二等秘书方先生告诉我，在美国考驾照，80分就可以合格，所以，当你在计算机上完成了80分的时候，计算机即自动关闭，其他的题目无需再答了，即使你渴望考个满分都没有机会。
原来，美国人不想让大家活得太累，不会把考驾照的人们分成三六九等。
在学校里，美国人也从来不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其实，他们的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美国中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经常会发现墙上挂着班务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管理员――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递员――以马内利……有多少位同学，就有多少件事情、多少份责任。
在美国的课堂里，许多时候是以小组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的。可是，小组里却没有固定的组长，召集人也是定期轮换的。而且，小组中的每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什么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的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人的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
我想起了自己10年前在一所初中担任助理班主任时遇到的一件事：一位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担任班长的孩子，在初二的一次民主选举中落选后，竟找不到了自我，以至于很长时间内在班级里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是什么让我们培养了这样一些不会当群众的孩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上流社会”生活，习惯于“管理”别人。
生活中，我们还在强化着这些已经给我们带来不良后果的东西。在一些学校里，竟然依据学生学费的高低把校服分成两种不同的颜色，义务教育阶段的实验班则完全是重点班的代名词，就连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关注度，也让学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地位的不同。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有位学生竟不经意地自称为“平民学生”，叫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既尴尬又心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上初中都快两年了，还从未被老师在课堂上主动提问过。
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到曼哈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刚好他那上初中的女儿安娜在家。我与安娜聊起了她未来的选择，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她希望将来学医，而且希望学儿科。
我在康狄尼格州一所小学搞的调查问卷，五年级的学生对未来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晰。我记得一位小学生在回答职业选择的时候说，他大学毕业后，首先到日本开发游戏，然后从事机器人技术，因为他不仅喜欢这项工作，而且认为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另一位小学生则希望上麻省理工学院学工程学。那自信而执著的眼神，分明是向你传递着他们令人羡慕的理想。
在国内，我也经常地向孩子们了解他们的未来选择，可是，每每面对的总是令人失望的眼神。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学生不仅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茫然，即使对眼前的自己到底有什么特长，也浑然不知。每年一度高考志愿填报，许多高三学生的一句“随便”，更是难为了家长和老师，因为自己将来要干什么，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们竟不知道！
其实，这怨不得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社会、选择理想的机会。尽管我们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批得体无完肤，可奇怪的是，嘴上的批判换来的却是“心向往之”，没有真正领悟个中的危害。
在美国，人们普遍重视孩子们对社会的了解。对每个学生的义工要求是很严格的。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陈博瑞小姐告诉我，她从12岁就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到今年32岁了，长长短短已经换了近50份工作。第一次是12岁时到她邻居家，一个韩国餐馆的老板家去做家教，教一个10岁、一个8岁的两个孩子学英语，每小时可以获得两美元；18岁时她在众议院谋得了一份议员秘书的工作。她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审视自我，为自己不断定位的过程。
在牛顿北高中，有一间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心，外厅里是几排书架，放满了各个大学基本情况的介绍，也有一部分是关于职业介绍的。与外厅相连的则是几个小房间，这是职业咨询师们专门用来与学生谈话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一位学生正在与咨询师探讨如何在暑期找一份临时工作。旁边的另一间咨询室里，一位女孩子正在为高三选什么样的大学预备课程与咨询师交流，这是她大学选报专业的基础，也是未来职业的选择。
沃特福德高中一直致力于高中标准与个人发展关系的恰当处理，学校为每个孩子做好整体安排，让学生走上社会时感到：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社会，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他喜欢的事情时，社会才能和谐。“年轻时，找到你真正‘爱’做的事是很重要的，这是创造新社会的唯一途径。”想想我们的教育，每一个学段的学习只是进入下一个学段的敲门砖，结果只会让我们的孩子急功近利。
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美国土著人有个习惯，每逢外出旅行，走两天，就要停下来休整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走得太急了，怕自己的灵魂跟不上来，所以要“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盛情邀请，是他们给了我等待灵魂的时间和理由。已经20多年没有这样一段集中学习与沉思冥想的机会了，每天的课程都让我兴奋，每天的约谈都让我充满期待，自己竟变得像小学生一样，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好笑，以致在脑海里竟不时地冒出一个按捺不住的念头：我有没有走丢自己的灵魂？
一个人单薄的灵魂很容易走丢，但也比较容易拣回来，一个民族的灵魂却容不得这样。所以，一个拼命赶路的民族，应该走走停停，不时地瞟一眼前方，避开那些坑坑洼洼，这样才能走得更稳健、更踏实，才能走得更快。
（摘自《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