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一书，2002年出版后，即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榜。该书是对美国社会势利现象带调侃意味的全面观察与评论。现代社会在表面上推崇平等，但人类却永远难以摆脱势利，风尚就是
势利的当代形式。
人们常说，在欧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谁；而在美国，大家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欧洲人觉得你的族谱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资料，而美国人觉得你的职业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美国，你的职业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也常常是带着势利眼光的。
很久以前，其实也没多久，当别人问你是干什么的，最好的答案是，你是一位专业人士（这种专业人士越来越多了）。专业人士意味着你比别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可能并不难），比别人挣更多的钱，并受到社区邻居的尊敬。每一个专业里――医学、法律、牧师和工程师，都有内在的等级，或者等级内的等级。比如医学里，医生的地位高于骨疗专家，骨疗专家高于牙医，牙医高于脊椎指压治疗专家，脊椎指压治疗专家和足医半斤八两，一起垫底儿。医生中还可以细分等级，神经外科医生最高，普通门诊最低。
不过今天的美国，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失去了曾有的社会特权。比如父母亲可能还是很高兴他们的孩子做医生，但可能仅仅是因为做医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治病救人），而且收入比较高而已。我们都离不开医疗服务，不过我们不再尊崇医生，至少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尊敬了。我们还是尊敬他们的专业学识，别的方面就不成了――他们只对挣钱感兴趣。他们之所以失去敬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对于患者的生死大权，而他们的这种权力已今不如昔。
大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国医疗保险体制的出现，医生们忽然发现了他们可以变成百万富翁，或者至少有此可能了。大概同期开始，他们不再上门服务，专业分工更细致，而且变得更像出售健康和长寿秘密的商人。医生的职业曾经高居公众社会之上，理想主义的光环把他们抬至更高的道德层次上，而现在这个基础都已经被连根拔除了。关于医生和病人关系的空谈仍在继续，但是医生已经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谋生挣钱，而且常伴随着不利于他们的评论，比如金钱的驱动可能导致他们拒绝接受穷困的病人，或者以利益而不是病人的健康为基础做医疗诊断。医疗保障组织，它们受到的苛评，以及它们可提供医疗服务的品质，都明确显示医疗和别的商业没什么不同。医生职业声望下滑的一个指标，就是过去40年内没有一个道德榜样的出现――比如像威廉・奥斯勒爵士这样的人。
律师的职业威望就更不用提了。从关于律师的笑话（鲨鱼为什么不咬律师？答案:同行间的职业礼貌），到流行文化中律师形象的代表，律师地位之低，证据处处可见。从最近两位年轻作家的小说中可见公众对法律职业的鄙视。“法学院是我含在嘴里没说出来的一个词儿，像个氰化物含片，以防不测用的。”这是作家骆强森《夏娃的苹果》一书中的主角说的话。在法西里・布罗克的小说《是我说的什么话吗？》中，主角约会一位女律师，他评论道，做一名男律师是“缺乏想像力的选择”，而女律师倒是尚可接受。
律师曾被认为是博学的、诚实的、会成为领袖角色似的人物。他们现在被认为，在复杂无比的法律网络中，这些蜘蛛一样的可怜生物，最好的那一些人，都把自己算作利益的一部分了。差的，可能更经常被看做腐败的，没有立场的，高贵的反面，拱着食槽的猪。美国著名的律师，比如说强尼・寇克兰、艾伦・德肖微茨、弗农・乔丹……基本上都不怎么受人敬重，这也是律师职业声望下滑的一个标志。
尽管现在去教堂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每个月都有人声称宗教信仰的复兴，但是教士这个职业所受到的尊重，也从美国生活中消失了。大概50年前，不管什么信仰的教士都是非常令人景仰的:基督教牧师诺曼・闻森特・皮尔、犹太教拉比史蒂文・威斯和天主教大主教芳顿・史恩等等，都曾享誉全国。比利・格拉汉姆可能是最后一位有名望的牧师，可是最近他和共和党政客们走得太近，其声望也在下降中。今天和宗教相关的名字都闪烁着令人怀疑的绿光:无论是牧师杰瑞・法威尔和杰西・杰克逊，还是因为猥亵儿童案而臭名昭著的吉姆・贝克牧师，又或者是有点暧昧喜剧色彩的犹太教革新派拉比们――他们就好像在互相比着，看谁能从犹太教传统中走得更远，直到能将犹太教的成人礼搞成裸体派对似的。美国的天主教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连足够的牧师都找不到，以致现在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不再由德高望重的神甫教授课程了，这让人非常遗憾。
教士在社会、才智方面威望的消失，可以追溯到宗教权威本身的消失，尽管人们仍不死心，还在念叨着什么宗教信仰复兴。宗教变得不再刻板了，也愿意迎合观众，这么做使得它自身变得跟商品似的。在保持尊严――更别说保持辉煌――的同时还能够广受青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宗教显然还没能把握好这一点。结果就是教士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享受到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了。
工程师和发明家的威望也在消失，尽管这个情形更复杂一些。工程师和发明家在美国历史中的第一尊偶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9世纪末，工程师和发明家们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伟大英雄。比如贝尔被采访拍摄的次数，除了总统之外无人可及。托马斯・爱迪生，甚至没上过高中，但是关于他天才的传奇五花八门。亨利・福特，这个自我成就的人改造了整个社会――造汽车，发明生产线，提高工资――当然也使自己发家致富。有机械才能或者发明天分的人处处被景仰。孤鹰林白，第一位独自横飞大西洋的人，并且拥有一些发明专利。直到他天真地同意把他的名字和某著名纳粹人物挂钩而自毁江山，这之前他都是美国20世纪初最伟大的英雄。
工程师和发明家以及他们独断的精神，创造了这个国家:铺路架桥，复杂巨大的城市结构规划。胡佛大坝，世界上最大的人面雕像，都是美国工程师们的杰作。记忆超群就是工程师的标志。微小的错误可以导致很多生命的丧失。工程师们带来水、电和光明，帮助收割庄稼，提炼原油、矿石和财富――他们做到了原来人们祈愿上帝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工程师的地位也不怎么高。不是因为赚了太多不该赚的钱，也不是因为追逐名利，更不是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仰。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大概体现在节约劳动力和医疗保健这两方面。“这个技术革命的时代令人惊讶连连，”哲学家约翰・瑟勒不久前写道：“3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家用电脑会像洗碗机一样普及。”但是，20世纪末的工程师的形象却是如此无趣、乏味，同时地位低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因为，尽管高科技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而且我们也在享受高科技的好处，但是创造高科技的这些人，却不像他们的产品那样精致可爱。我们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叫书呆子，其余的则都是笨蛋（即使比尔・盖茨这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恐怕也激不起美国人的想像力来）。无论是设计桥梁还是写电脑软件，都不够潇洒，不足以使这些人加入更广泛微妙或者说更时尚的生活中去。这些人往往穿着土气，甚至都意识不到在他们之外有另外的世界存在，那里人们注重吃喝玩乐，事事都有观点看法。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手上的工作，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这种活法已经不算上乘了。
教书，尤其在大学里教书，曾经非常令人尊敬，可能在某些领域内至今仍然如此，不过大部分都今非昔比了。对大学老师的旧式批评是他们是“学院派的”――意思是“理论派”或者不切实际的人，意思还不坏。萧伯纳用他的格言为教师这个职业挖了坟墓:“有能力的人做实事；没能力的人当老师。”“教授”这个头衔总带着点喜剧色彩，意味着能在妓院里神色自若地弹钢琴的人。
教授这个职业仍保留着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教授们的工作伙伴是魅力无穷、有创造力、脑子里有无限热情的年轻人。教授职位也包含着牺牲的一面:因为太喜欢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宁可忍受低工资。但现在教授的薪水很不错:全职教授的年薪大概能到10万美金左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咨询服务的外快还能挣得更多。所以在大学危机里，教授们作为一个群体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眼表现，而是随波逐流，流到哪儿算哪儿。也许因为我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所以对教授这个职业有偏见，但我的总体感觉是高中的教学还不错，语法的教学还不错――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作经常不被人知而且被低估。
一鼓作气、散发理想主义色彩的工作最令人尊重。年轻人想成为实地记者，追随把尼克松政府搞下台的记者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斯坦的脚步。海洋生物学曾繁盛一时，拯救鲸鱼或者和海豚聊天令人神往。守林者，或者和自然环境保护打交道，也为这类职业添色不少。但是今天这些有意义的工作都已经被边缘化，都不属于中心地带了。
美国生活的特点是工作和工作者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经纪人、交易商、市场调查人员、投资银行家、全能的经理人、操盘手、企业家，那些把产品和服务投放到市场里去的人们――而非那些实际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现在成了美国最受崇拜的人，而且获利丰富。现在大学毕业生最想干的工作，是在安达信或者麦肯锡咨询公司里做个低级咨询人员。“现在”，这个国家的重心已经从制造业、农矿业、采伐业转移到了服务业、信息产业和娱乐业。这些正走红的人不会得到公众的公开赞扬――有时候还被暗暗鄙视――但他们是圈里人，他们指挥事情如何运作，如何赚钱。
美国的中上阶层中，制造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多数都在处理公文，玩弄数字，做交易，传播知识或是传递新闻。正在制造产品的人被称做“物品供应商”，无论从哪种角度说，他们都不算是有权力的玩家。承办商、运送业者、中间人独揽大权（尽管上层人家的小孩被允许从事一些时尚的下层劳务:比如某人的女儿是个厨师，另一个人的儿子专门修复地毯，都不会被认为是有辱门风）。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即使是不那么成功的作家也会受人推崇。“艺术家比百万富翁更招人嫉妒。”索尔・贝娄说。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得到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阿瑟・米勒、E・L・多克托罗、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剧作家艾德华・艾尔毕、摄影艺术家辛迪・舍曼――在他们自己认为是腐烂的国家里功成名就。我不得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幕后上帝最喜欢开玩笑。文化在当代美国的声望，导致人们认为做一个末流诗人或者画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即使艺术家本人的修行很烂，他总是可以跑到大学里当老师，把成百上千的学生教导成和他一个水平。
和无论好坏的高贵艺术排在一起，最时尚的成就，恐怕还属于那些从事娱乐业的年轻男女们。几年前，华纳兄弟影业公司雇我改编我以前的一个短篇小说为剧本――从来没有一件事像这事一样在我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中激起这么高的兴趣。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很多在娱乐影业工作的年轻人都毕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或者别的顶级学校。我相信他们从事娱乐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钱――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富裕，完全可以上个法学院或者读个MBA，然后在大公司里找个好位置而终身衣食不愁。他们选择娱乐业，是因为他们发现大众娱乐业可以提供伟大的名望――名声、金钱、权力和娱乐的混合。尽管这项事业经常伴随着令人心酸的牺牲，如今在美国这已经是个俗烂的事业，你不得不向那些恶心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尽管多数美国人都不记得三个以上的电视剧作家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两个电视导演的名字，但是今天在美国，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事实真相是年轻人们对从事娱乐业趋之若鹜。
由于野心的含义已经变化颇大，职业选择中的势利也就随之而变。传统的野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勤劳认真地工作才能换来丰硕的成果，多挣的那点钱刚好可以用来按摩在艰苦劳动中疲乏伤痛的躯体。这种野心勃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个年代好像百万富翁不算什么，一百万不过是一小堆钱而已。现在大家都想着走捷径，不到40岁就退休，到像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城这样的好地方，弄栋郊外小路边上的大房子住住（铺不铺路在我们的当代势利体系中是个复杂的问题，至少在新墨西哥那里，铺好的大路边上的房子要更便宜）。我们现在的所谓忠诚，即使对自己亲手设计的产品、经营的公司，或者所有权，都不算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早下场，挣大钱，然后走人拉倒。
有那么短短的几天，众人面前出现一种新的英雄:年轻的企业家，周一开了一家网络公司，周五就值到6000万。这个梦想好像已经破灭。网络公司和这些穿着牛仔裤、踏着滑板、喝着果汁的年轻人，也已经屈从于笨拙的经济法规:长久的成功需要有实际用途的产品，只有最坚实的企业才能挺立不倒。
野心和势利总是连在一起。当然在科学和严肃艺术领域里，野心比较纯粹，一般不和世俗的成功直接搅在一起。而势利，通常从不质疑这个世界的价值评估体系，而是随大流，有时候最好还超前一点点。通常人们认为好的职业，势利眼也会附和。势利的赌注是，做个医生，尽管不像以前那么牛，总还是不差的；做个成功的律师，如果能挣到大钱，就算别人瞧不起这个职业也没关系；做某种类型的推销员，这活儿真他妈的不好干；工程师，如果他是个不错的工程师，才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呢。但是普通人呢:没创造出啥，也没建成什么东西，变来变去，什么也搞不长久――也就拿个钱，混个副主席当当，占最好的饭桌，喝最好的红酒，拿最好的歌剧票子。名气，这时候还是伴随着他们的。
（原书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