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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农民摆脱“文化贫困”

2007-07-01 11:46:00 来源:书摘 辛秋水  我有话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大面积减少,但是,多年来我们反贫困的路径却只注意到物质上的扶贫,即送衣、送被、送粮,这只能解决一

时之需,而非治理贫困的根本。而后来的“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但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结果往往是,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终难形成。每年扶贫资金的成倍增长并没有带来扶贫效果的成倍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

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反之,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极贫户,则多是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可见,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因此,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

根据贵州省1983年的调查,在贫困户中文盲、半文盲占80%,而在富裕户中仅占10%。1993年陕西省的一项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也表明,贫困家庭的劳动力中,中专文化水平占0.34%,高中占8.37%,初中占41.18%,小学占32.35%,贫困人口中无一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充分说明,知识的贫乏或文化的贫困不仅是物质贫困或经济贫困的结果,也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从宏观层面上看,文化贫困也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据统计,1990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欠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71年、6.24年和4.31年;与之相应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80%、8.42%和13.53%,可见,我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历久不衰,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被其所吸引,因为许多下层社会的状况的确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性和生活方式。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他们自卑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一个贫困乡民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没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去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流产。

自1981到1996年十几年间,笔者曾先后数十次到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岳西县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并且在素有“穷窝子”之称的莲云乡蹲点扶贫达一年,这里人贫困的生活、封闭的观念、麻木的精神和无为的心态令人震惊。我们不妨再具体地看看这些心态所折射出的贫困文化是如何阻碍他们的发展,是如何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怪圈”的。

怪圈之一, 盖大屋的风气是山区人的一种特有社会心理。山区有一个传统的陋习,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认为一个人头等大事就是给祖宗传宗接代,要养个儿子并给儿子娶个媳妇抱个孙子才算完成自己一生的职责。可是为儿子定亲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给未来小两口盖3间至5间新瓦房;通常是积聚盖房子钱得三五年,盖好房子还欠账也得二三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劳动的黄金时期是短暂的,哪里还有多少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

怪圈之二,求神拜佛心理。由于山区的地理和文化、经济等原因,居住在农村里的人不少还处于只信神不信人的迷信之中。一次,我们到山区某地,看到路上一群群男男女女不绝于途,去拜佛求子、拜佛治病,所拜的佛原是大路边的一块石头。据说是因为几个小学生上学路过石头旁,觉得它像菩萨,回家一说,开始只有几个人去烧香,后来传开了,相邻乡村成百上千的人到这里烧香磕头,影响扩散到几个乡镇。现代文化的缺乏,使各种封建迷信泛滥成灾。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穷,二是愚。

怪圈之三,“安土重迁”心理。这也是古老的农业社会传统心理。山区农村群众直到现在还以不出远门为孝,安土重迁。在笔者蹲点的岳西县莲云乡,有32名女青年由该县劳动局与上海市劳动部门签订合同,被送到上海某纺织厂做工;可不到半年,这些女孩子又都回来了,理由是“想家”、“过不惯”。较高的收入和繁华的城市都抵不过山区人的“安土重迁”、“贫而安贫”的惯性心理。这就对人口流动――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构成重大障碍。

怪圈之四,小农的轻商、固步自封心理。山区人口商品意识极其缺乏,直到今天还有些农民为挑担子上街卖东西感到害羞。如岳西县头陀区新建农贸市场时,干部动员农民群众把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街上的农贸市场卖掉,农民却说“难为情”。

怪圈之五,“火炉心理”。山里人素有烤火习惯,一般农历9月到第二年4月,就在家里烤起大火来了,一家人整天围在火炉边,这里有句顺口溜:“脚蹲小火炉,手捧玉米糊,皇帝老子不如我。”这充分体现了贫困山区一些群众贫而安贫的心理。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山区人的这种心态是脱贫路上的大敌,是构成山区人口素质低下的重要内容。

怪圈之六,“等、靠、要”心理。我们长期实施“输血”式的扶贫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笔者有一次和省里负责同志一道到山区考察,正当秋冬交接时,俯视山野,所见的良田里到处都是没有翻耕的稻茬。用农民的话说“反正有政府救济,没有吃,有照顾的平价粮;没有穿,自有上面支援的衣被,总之靠政府”。这就是当地群众的心态。就在这个遍野是稻茬、懒于翻耕的地方,群众还把支援他们的平价粮小本子拿到粮站去卖,因为自己吃不完。

怪圈之七,“亲上加亲”心理。山区人口流动缓滞,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这种客观地理条件与山区人口近距近亲婚配情况直接相关。以岳西县而论,全县40万左右人口中储、刘、王三大姓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三大姓之间亲上加亲,几十年重复循环早已形成血亲网络。山区痴呆病人多,造成社会和家庭的沉重负担;而这些呆痴病人之间甚至还相互成婚,继而繁殖大量呆痴后代。调查中了解到,呆痴病人较多的4个乡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偏僻的山旮旯里,他们只能在极小区域范围内婚嫁,经过一代一代的反复,早已形成血缘关系非常浓密的近亲繁殖,这是贫困山区呆痴病人多、并不断繁衍的重要根源。

怪圈之八,贫困户常把自己发家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多生孩子上。越是贫困山区,人口素质越低下,就越是拼命地生孩子。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才14.2%,但贫困山区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一般为25%左右;1985年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11%左右,但贫困山区仍在20%以上。

由此可知,“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贫困文化是贫困恶性循环的内在症结所在。

 

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

办科技文化阅览室,让那些稍具一点文化程度的农民能学到一些实用的生产科技知识。设立阅报栏,农民可直接接收到来自各方的信息包括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农村的各种陈规陋习就会被新鲜、文明的氛围所代替。结合农时季节,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放映农技录像向广大农民传授实用技术,既能让农民立竿见影地将学到的农业技术用于手中的农活,又能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科学种田的人才。这些都不失为文化扶贫的好点子。

从“输血”、“造血”到进行“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深入发展的结果。推进文化扶贫、克服贫困文化,以现代先进文化代替贫困文化不仅是扶贫的根本之路,也是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

(摘自《2007中国社会年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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