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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身世，往往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和走向。
鲍文蔚1902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丁山镇白宕里。宜兴以生产陶器闻名，鲍家在常州城开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鲍文蔚四岁入鲍氏家族祠塾接受启蒙，在学童中年纪最小，却以聪慧最得老师赞赏。他的老师卢启愚在鲍氏长辈面前称赞鲍文蔚“读书有天赋，千字文和古诗，读三遍就能背诵。有子建之才，日后定当大有出息！”九岁时鲍文蔚读完《中庸》，在学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长为此特意打开平日关闭的祠堂大门，请出各房长辈设宴庆贺。鲍文蔚由此被誉为“白宕鲍门第一才子”。
1915年，十三岁的鲍文蔚以全优成绩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20年，鲍文蔚考取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英国文学。1923年暑假期间，由于宜兴县教育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劣迹败露，当地教育界一些教员及暑期回家的大学生联合起来，发动“倒周”运动，回乡度假的鲍文蔚也积极加入。此时鲍文蔚结识了宜兴同乡潘汉年，两人意气相投，成为挚友。
鲍文蔚和潘汉年、李谷等一百多人来到县教育局，与周品高展开面对面斗争，双方在争辩中互殴。周以“捣乱秩序”为名，把鲍文蔚、潘汉年等告上江苏高等审判厅。多年后，鲍文蔚曾对家人神采飞扬地回忆当年“造反”的细节：“我一屁股坐在周品高的办公桌上，大声斥责着，人们都对我鲍某人刮目相看。”
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汇聚了各路人才，鲍文蔚与“语丝社”主要成员周作人等往来密切，是八道湾十一号苦雨斋的常客。1925年夏，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的潘汉年受亲戚之托，陪准备考学的表妹来北京。潘汉年找到鲍文蔚，从他那里读到许多《语丝》文章，并通过鲍文蔚结识了周作人。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我推测潘汉年1925年到北京时，曾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介绍人应是鲍文蔚。《鲁迅日记》1927年12月13日有如下记录：“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友天饭……”
1928年，鲍文蔚赴法留学，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经四年潜心研读，他获得法兰西“古典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3月，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归国。刚回宜兴，鲍文蔚就接到潘汉年来信，邀他赴上海面谈。两人见面后，鲍文蔚说，他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学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潘汉年劝道：“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吧。”鲍文蔚当即同意。
此时的鲍文蔚，可谓意气风发。他就职于商务印书馆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扎实的法文基础，不但得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的高度赞赏，而且被上海市政府特聘为法语翻译处首席顾问。每逢市政府有对法国方面的外事活动，就派小轿车前往接送。经潘汉年介绍，鲍文蔚参加了中共党在上海的地下外围组织，隶属中央特科二科，住在淮海路霞飞坊，与孙科等人为邻，以掩人耳目，便于开展工作。在潘汉年活动下，鲍文蔚被安排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外文秘书，授少校衔。鲍文蔚利用身在秘书室的有利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偷记在心，再写成纸条转交党组织。当时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江西地图。鲍文蔚将地图借出，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外国神甫分数次绘制完成。为此，鲍文蔚受到党组织特别表扬。1933年3月，廖承志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潘汉年布置下，鲍文蔚请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到上海著名的新雅饭店吃饭，从他那里套取出廖承志被关押的准确地点。何香凝据此公开到关押廖承志的地方大闹，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放人。鲍文蔚后来曾对女儿讲起参加地下工作的缘由：“当时自己三十出头正年轻，充满激情和勇气，加上和潘汉年是朋友，认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么考虑危险。”
1933年5月，与潘汉年熟悉的潘梓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决定潘汉年转移中央苏区。临行前，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以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并不适合到那里去。“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解放后，潘汉年在狱中交代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情况时曾提到：“鲍文蔚参加过上海地下党外围的工作，但是鲍文蔚比较重视家庭生活，他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以后就脱离了。”鲍晓娜说，“这番话救了我父亲，后来潘汉年一案就没有牵连到我父亲。”
1935年，鲍文蔚来到北平，住在西黄城根22号陈家大院。这是清末邮传部大臣陈璧的宅子，已故著名民俗学者邓云乡当时与鲍文蔚同住陈家大院。他在《云乡书话》一书中颇具感情地回忆道：“这所大房子有许多大小院落，住着十来家人家。有四五家法国留学归来的学者，鲍先生就住在我家后院。当时他在中法大学做教授，每天坐包月车去学校，出入总经过我家窗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总爱出来看他上下车，穿着灰法兰绒西装，夹着皮包或一叠书走出来，我们喊他一声：‘鲍先生！’他笑着摸摸我们这些孩子的头，上车走了……”
1935年，鲍文蔚夫妇的结婚照。
鲍文蔚1935年春结婚。夫人梁芷芬比他小一岁，广东顺德人，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学习，婚后在家相夫教子。她性情温婉，与丈夫相濡以沫，直到1988年去世。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鲍文蔚当时的生活状况：“鲍先生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中法大学做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三百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一袋（二十二公斤），猪肉只要一角多钱一斤，二三百元收入就很可观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室，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客厅，四壁书架上是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在这个院子里，鲍文蔚一家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相对平静的生活。1936年1月，他们的儿子鲍劲源出生了，给鲍家增添了欢乐气氛。然而，卢沟桥的炮声，彻底打乱了北平人的生活。
随着形势日益严峻，鲍文蔚的老朋友罗常培、郑天挺等相继离开北平。鲍晓娜说：“我母亲身体比较弱，再加上我哥哥很小，所以父亲没走。”鲍文蔚仍到中法大学上课，并在校内中法汉学研究所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研究，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法大学被日本人查封。北平沦陷期间，鲍家的生活急转直下，用“凄惨”二字来形容不为过。鲍先生这时在沙滩文学院教书，家也搬到了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鲍师母自己做饭。鲍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1938年冬的一天上午，一位朋友告诉鲍文蔚，周作人今晨被人行刺。作为时有过从的老师辈，当天午饭后，鲍文蔚即前往八道湾周宅探望。1990年，鲍文蔚撰写《周作人遇刺》一文，叙述了这次探望的经过：“进入周宅客厅以后，我看见周作人正站在那里，还有原北京大学的国文教授沈启无也坐在一旁的一个长沙发上。周作人当时的神态安详而镇静，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上午出事的经过。原来，当天上午周作人和沈启无正在客厅中闲谈，外边报说有客人来访。周作人即起立走向客厅门口迎接。只见有两个陌生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其中一个留在了后面，另一个直向前走，当走到距周作人不远处时，周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周作人，那人就突然掏出手枪向周射击，但周未被打伤。这时坐在一旁的沈启无下意识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人就又向沈启无开了一枪，沈启无当即被击中肩头而倒地，来人马上走掉了。”由于刺客用的是一种很小的手枪，杀伤力很弱，子弹命中周作人时，被毛衣扣之类的东西挡了一下，便弹到地上去了。沈启无肩头所中一弹，嵌入肩头软组织，似乎也未造成多大损伤。鲍文蔚问周作人为何有人要加害于他，周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有人觉得我可恶吧。”鲍文蔚感到，周作人“隐居”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1939年，他们的女儿鲍晓娜出生。抗战期间，鲍文蔚倾注了极大心力进行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1939―1943年间，鲍文蔚和我国诗歌翻译家沈宝基、曾觉之一起，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法文研究》，翻译介绍法国文学。1943年，鲍文蔚翻译完成了《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以中法文对照形式刊于汉学研究所办的《法文研究》第4期北京版上。他的许多译作是在《法文研究》上发表的，包括他年轻时的代表译作《浪子回头》。他还将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观》、《周易的构成时代》译为法文，向西方介绍我国学者对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鲍文蔚为翻译郭氏这两篇文章，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才动笔。郭沫若看到了这两篇译作后，大为赞赏。
1945年春，潘汉年化名萧某到北平找到鲍文蔚，当晚住在鲍家，两人谈了一个通宵。鲍文蔚提出想去延安，潘汉年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劝鲍文蔚留在北平继续教书，等待新局面到来。抗战结束后，鲍文蔚先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教书，曾任北洋大学总务长。天津解放前夕，他倡议并组织了天津各高校教授联名致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公开信一事，要求陈长捷退出市区，以保障天津市民生命安全。
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台，胁迫许多教授学者南下，同乡陈雪屏也给鲍文蔚安排了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职位，但鲍文蔚坚拒不去。一天，鲍文蔚在北平东安市场与一位朋友相遇，朋友问他是否南下，他说，“干嘛要跟着死人走”，还劝那位朋友也不要离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鲍文蔚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憧憬。他先后在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1956年，鲍文蔚被定为高教法文二级教授。法文在国内是小语种，二级已是最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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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拉伯雷（约1494一1553）创作的《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名著，它以国王卡冈都亚教育儿子庞大固埃成为人文学者为线索，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及封建教会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猛烈批判。作品貌似荒诞离奇，实则以两代身材伟岸的巨人国王的形象来表现人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挑战至高无上的神权，全面阐释了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这部作品翻译难度很大，它用古法语写就，对中世纪法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扫描，涉及学科广泛，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市井语言通贯全书。所以，吃透原文不易，译文表达也难。《巨人传》书名为鲍文蔚于1956年首译。
鲍文蔚对《巨人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点非常喜欢。经反复考虑，他决定采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笔法来翻译，因为两者创作年代和语言风格极为相近。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鲍文蔚翻译的《巨人传》第一卷。《译文》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转载和播出了其中片段。鲍文蔚的同事沈宝基听到广播后兴奋地说：“就是这个味，这么译就对了！”鲍译《巨人传》的成功，是他翻译生涯的顶峰，也给他带来荣誉。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他还被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956年召开中共“八大”时，他担任了“八大”秘书处同声翻译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秋，鲍文蔚从解放军外语学院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由于他曾在鸣放会上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意见，在“反右”后期被扩大为右派，受到降级处理。从此，鲍文蔚的处境一落千丈，其子女也因此遭牵连。尽管鲍文蔚心灰意冷，将几千册法文图书处理一空，但翻译完成《巨人传》的心底之火却并未熄灭，终于在“文革”前基本完成了《巨人传》的全部译文。令人痛惜的是，《巨人传》初译稿三、四、五卷在“文革”中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抄走。尽管“文革”后鲍文蔚多次寻找失落的译稿，却至今下落不明。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国内文化荒漠，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再版经典文学作品作为紧急任务提上日程。幸运的是，鲍译《巨人传》第二卷手稿在“文革”前已交付出版社，历经动乱保存完好。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鲍译《巨人传》第一、二卷合译本，编辑夏玟希望鲍文蔚能接着翻译后三卷以成完璧。此时，鲍文蔚一家住在东交民巷一个面积仅二十三平米的破旧楼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鲍文蔚本人又患有白内障，校译稿子时常需借助放大镜在纸面上慢慢移动。虽然鲍文蔚听了夏玟的提议后非常高兴，无奈已是力不从心，第三卷仅翻译一部分就被迫停了下来。
对于未能完成《巨人传》的翻译，鲍文蔚一直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去北京大学朋友家探访，路上遇到一位北大学生对他说，“鲍先生，你还是要想办法把《巨人传》译完，这是你的身后名啊！”鲍文蔚回家后对女儿说：“我听了这话，当时眼泪差点流出来。”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沉痛写道：“鲍文蔚《巨人传》的续稿，在十年浩劫抄家时被没收，至今下落不明，鲍先生临终还引为遗恨，这也是中国翻译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1991年4月7日，鲍文蔚因病在北京去世。1991年8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邓云乡以《爱看西山的老人》为题的追思文章。邓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五年前先生与师母来上海暂住，我去看望，老人高兴地说，北京外国语学院又给分了新宿舍，楼上可以看西山，要回北京去住新房子了。并一再强调说：‘我爱看西山！’”仁者乐山，那里适于寄托情怀，抒发感慨。当鲍文蔚睁着昏花老眼眺望四时景致变幻的西山时，会想起些什么？是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是无法释怀的遗憾？我们只能猜测，而没有答案。
（摘自《老照片》第四十九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8.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