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新著《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日前已经与读者见面。作者以中关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为蓝本，从中国企业成长的历史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为切入点，
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了完成此书，作者花费长达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位中关村历史上的关键人物。
微软是1992年进入中国大陆的，但是直到1996年“视窗95中文版”的发布，才算真正垄断了微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许多想要与微软一争高下的中国软件工程师，后来不是销声匿迹，就是避其锋芒转做其他，只有一个人，王江民，走在另外一条路上。这个外省人在1996年9月15日来到中关村，很快成了白颐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无数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开来，其中一个至今仍被人们认为确凿无疑。这个故事说，此人走进中关村时口袋里揣着一套软件，只用7天便赚了150万元。
王江民就算不是第一个对“计算机病毒”发起挑战的人，也是“杀毒软件”事业的最重要的开拓者。“KV”这个名字自它出现以来，一直是杀毒软件市场上的脍炙人口的传奇。它是王江民用“杀死病毒”的两个英文单词字头组合而成。他的第一个程序叫做“KV1”，意思是只能杀死一种病毒，此后他就根据扑杀病毒的种数来改变后面的数字，比如“KV6”，“KV8”、“KV12”、“KV18”。直到2002年他的“江民杀毒王系列”，已是“KV3000”。
为了让“KV”走出实验室，成为一个“生意”，王江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单打独斗，并不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于是辞职离乡，来到中关村。这是1996年9月，他45岁，建立起自己的公司，把一款新的“KV”拿出来叫卖。最初他希望转让这一技术以便一劳永逸。尽管开价不高，只有2万元，但是没人肯付这笔钱。这件事也证明，中关村的创业者们有时对于一项大有市场前途的产品也会麻木不仁。在那些拒绝购买这项技术的公司中，有一家名叫希望公司。多年以后，“KV”席卷中国，又能不断换代，卖了再卖。这让希望公司当年主持这项谈判的副总经理宋明华懊悔不已，感叹希望竟让一个最大的“希望”从手边溜走。然而王江民却在心里为此庆幸，因为正是这次失败的谈判让他绝了出卖技术的念头。他开始生产自己的“KV”，剩下的问题只是寻找代理商。一个名叫李鸿业的人成了“KV”的第一个知音。李是白颐路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老板，迄今为止的经历并无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却在防病毒软件这桩生意上独具一双慧眼。他自告奋勇做了王江民的代理商。第一天卖出10份，第二天卖出20份，这让李鸿业大喜过望，当即和王江民签下一个大订单：李鸿业得到“KV”的加密程序，作为回报，他将付给王江民销售收入的3%。
这都是王江民来到中关村最初一周的事。那时候中关村远不像今天这样华丽，白颐路两边全是工地，到处尘土飞扬，一片混乱。可是街上活跃着家乡没有的气息，让这个陌生人分外着迷。像所有中关村的创业者一样，他喜欢这场商业游戏，陶醉于把自己的发明变成钞票的那份快感。当他功成名就之后，有一次对清华大学数百个用崇拜眼光望着他的学生说：“你们只要下苦功夫，开发出一些新东西。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人家就会抢着卖。”他的举止粗俗，满嘴胶东腔调，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土，既不像学者，也不像商人。有个记者说他“是中关村办企业的人中最富有诗人气质的一位”，看来也不靠谱，但是当他说出“机遇都在空中飘着，到处都是”的时候，再也没人敢怀疑他的智慧和专业能力。
他1951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这是伸向太平洋的一个半岛的最顶端，三面环海，距离北京有800公里，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大约需要两天路程。由于小儿麻痹症导致的残疾，王江民自幼便与孤独为伍。“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他在回忆孩提时代的时候说，“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用一张纸撕成一些小条条，然后，拧成一些转转儿从楼上往下扔，看着转转儿一直飘到楼下去。”在我们的国家里，像这样的残疾者至少有5000万人，他们似乎终其一生都是听天由命。王江民是个例外，他选择了抗争。他说他喜欢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话，“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拖着残腿爬山，骑自行车，跳进冰冷的海水里考验耐力，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一个必须忍受地狱般折磨的苦行僧。虽然他一生都在渴望一副健康的躯体，但是他却越来越仰赖于精神的力量。他后来成为一个热心残疾人事业的慈善家，以施财助人为乐事。但是谁都知道，他的征服人的力量不是物质的，而在于他总是能够用健全的精神来支配伤残的肉体。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北京电视台的编导、《计算机报》的记者、还有一些作家，都曾用了很大精力去采访王江民。他们非常了解他，但却都对他能把一个如此虚弱的肉体和一个如此强悍的灵魂集于一身，感到迷惑不解，谓之“不可思议的传奇”。有个人说，“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第二个人说：“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让人激动不已。”第三个人说：“每一个想在中关村追求成功和传奇的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点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来凭着外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人人都说计算机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王江民却极为罕见地开创了大器晚成的先例。除了身体残疾，他的教育背景也是先天不足。他在初中毕业之后进入工厂做工，一开始干的是机械设备，后来又做光学仪器。他依靠业余学习弥补知识的匮乏。他在早期获得的最重要的荣誉几乎都同他的“先天不足”有关，包括“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和“全国自强模范”。如果时代不曾改变，他的名字就可能永远只留在“身残志坚”的光荣榜上。
但是计算机改变了这一切。1989年王江民花800块钱买来一台“中华学习机”。这一年他已38岁。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计算机。他的电子学知识几乎全部来自童年时代自己动手安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又过了一年，他才有了一台真正的个人计算机，那是“IBM8088”。他开始学习Basic语言。“我没有感觉我老了，也没有感觉我不行，”他说，“只感到英语基础不好。”一开始，他是为了教育他的刚刚上小学的孩子。他把小学初年级的数学和语文课程编成教学软件，刊登在《电脑报》上，卖给对它有兴趣的教师。那时候出卖软件不叫“卖”，而叫“交流”。《电脑报》与他达成协议，每“交流”出去一套软件，付给他25元。这样的“交流”持续了三个月，王江民得到800元。因为这次成功的交易，他意识到软件是可以挣钱的，而且挣的钱远远高于工资。他再接再厉，开始为工厂开发工业控制软件。有一段时间，用户总是抱怨他的软件不好用，他以为是自己的技术有问题，但很快就发现有可能是一种病毒居中作祟。当他用手工方法把病毒除去之后，问题立即解决了。于是他设法再现自己的杀毒过程，这成为他的第一个杀毒程序。
计算机病毒的出现有好多年了，即使在国内，至迟在1989年也已见诸公开报道。所以王江民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试图杀除病毒的人。但在此前几年里，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拿硬件来对付病毒，也即所谓“防病毒卡”。到了1992年，市场流行的“防病毒卡”超过50种。王江民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对这一技术方向提出挑战的人。在他看来，病毒正在通过软磁盘的途径向外传播，为“防病毒卡”所不能解决。1994年，王江民为自己的一个新程序起名“KV100”，这意味着他的杀毒软件已经可以杀死100种病毒。有趣的是，当时流行的“防病毒卡”是一种一经使用便无法更改的硬件，而“KV100”却拥有“手工添加新病毒特征”的功能，这让它具有了打败所有“防病毒卡”的优势，其商业价值立即显现出来。“KV”敲响了“硬件防毒卡”时代的丧钟。王江民的早期杀毒故事，也成了日后中国欣欣向荣的杀毒软件历史的无可争辩的源头。
他的“防毒事业”一日千里，其速度之快，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没想到这样火，”他有一次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财富积累得很快，商业知识的积累更快。他开始制定自己的销售规则，把“KV”每套定价120元，如果有谁能够一次进货超过5000套，他便将每套的价格降到100元。对于中关村的那些小商贩来说，价格的确很诱人，但条件也够苛刻，于是他便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向他购货。这在中关村有个说法叫“拼货”，意思是诸多商家把自己的订单组合起来，以求获得更低的进货价格和运输成本。王江民并非这一商业手段的发明者，但他却是第一个大张旗鼓利用这一手段来拓展市场的软件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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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他阻止了“宏”。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穿着逛里逛荡的西服、千方百计想要吸引别人注意的外省人了，他成了中关村的英雄。记者们都来访问他，把一连串耀眼的头衔给他戴上――“中国杀毒软件第一人”、“头号反病毒专家”、“杀毒行业领军人物”。那时候至少有13家公司涉足反病毒软件的生意，全都望尘莫及。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失时机地往别人脸上贴金。“这主要归功于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计算机病毒的监察力度，”他对前来吹捧他的记者说，“归功于公安部批准了国内外杀毒产品上市，归功于所有反病毒产品厂商和全民反毒意识的提高。”他越是吹捧别人，别人也就越是把他当英雄。有些曾经受到病毒侵害的人们现在联合起来，通过互联网高声唱道：“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为王江民奠定“杀毒领袖”地位的事件，不是抗击“宏”的入侵，而是这位“反毒英雄”居然成为一次“病毒爆发”的始作俑者。根据作家李建军的叙述，这是1997年春天发生的一个轰动整个国家的故事。
事情肇始于王江民的竞争对手沆瀣一气，高效运转，打算除掉这个妨碍他们的人。此辈人数不多，但却个个内行，拥有可怕的能量，从不隐瞒自己就是病毒的制造者。1997年4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在互联网上开辟一个“毒岛论坛”，放马过来，严厉指出“KV300”的弊端，打开密码，把一套专事盗版的工具公开出来，还为它起了针锋相对的名字――“MK300V1”。盗版“KV”首先出现在中关村的市场上，有如病毒到处蔓延，直达南方的深圳、北方的哈尔滨和西南的成都，个个带着“加密点”，就像正版一样。有一段时间顾客盈门，全都拿着假货来索赔，比购买真货的人还要多。
不用说，王江民面临一场战争。此人对付病毒游刃有余，对于盗版却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执法部门行动迟缓，根本不能与盗版商的狡诈相抗衡。万般无奈之中，王江民决定铤而走险。这以后的他，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些以毒攻毒、除暴安良的孤胆英雄。当然他制造的病毒不叫病毒，而叫“主动逻辑锁”。他把它埋藏在“KV300L++网上升级版”中，专门攻击那些以盗版工具“MK300V4”开发出来的假货，而且手段极为凶残，一旦确认有人使用假冒“KV300”，当即发作，令整台机器“锁死”。
几星期后，他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他的不择手段引起舆论大哗。争论的焦点是，个人和企业有没有资格打击盗版？中关村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事件能够引起如此普遍的激
动。两军阵线分明，王江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批评者看来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打击盗版是政府执法者的事。王江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我的目的是打击盗版，教育不法经销商，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讨论的结论是只有职能部门能打击盗版，否定了个人和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但国家职能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怎么样？”
他的抱怨很快就被证明不是无病呻吟。公安机关追究盗版商的违法行为显得很无能，但是追究王江民却十分有效，而且公正。他们认定王的行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不过，这是为了打击“盗版工具MK300V4的违法活动”，情有可原，所以决定不追司法责任，只“罚款3000元”了事。
这个故事被人叫做“L++事件”，它导致王江民名声更振，还确保“KV”杀毒软件在以后几年里进入销售高潮。王江民用非法手段奠定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他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无意识地推动中关村甚至整个国家的软件技术向前发展，这是利益驱动技术前进的一个例证。
（摘自《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新华出版社2007年4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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