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有一句流布很广的谚语，叫“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我以为，这实在是很见智慧的一种人生态度。试想，贫瘠的土地，纵是再努力耕耘，收成也是寥寥无几。贫穷之家，纵是再克勤克俭，积累终究有限。所以说，
让我困惑的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要指望能出个一心为民毫不为己的清官肯定不现实。我这么说，并非要反对穷人当官，而是要反对那些把做官当成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的人。
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钻，聪明的执政当局，在国家财政匮乏或个人腰包空乏时把官位市场化，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的部分岁入情况为：地丁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两。
地丁即农业税和人头税，耗羡为损耗附加税，盐课即官营和政府专卖收入，关税是物品跨区域流通的通关税，落地税和杂税等同于现在的特产税，契税古今事同，牙、当等税为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费，矿课为矿山开采费，除此之外的常例捐输，就是政府为弥补财政的不足而强征的税，大多是卖官鬻爵所得。这部分收入，约占当年度总岁入四千多万两的十三分之一，比例不可谓不高。
在我泱泱中华，卖官鬻爵的历史可谓久之又久，自《史记》始，即有“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是最早出现的鬻爵。
汉文帝时，匈奴屡次犯边，在边疆戍守屯田的军队日增，政府却连最起码的粮食供给都无法保证，文帝用晁错的建议，招募有能力捐输或转运官粮到边疆的人，可以授爵，所授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大庶长这样的级别。（事见《史记・平准书》）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意思是，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所谓的爵位，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罢了，这样的买卖对朝廷来说不啻是一笔无本的生意。
爵位在民间的自由交易也是汉文帝时的事。《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到文帝在位时，天下一度旱、蝗连年，于是文帝特别加惠，其中就有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爵位一项。（《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解释说：有钱人希望得到爵位，穷苦人希望得到实惠，朝廷只好就放任这样的交易发生。）
景帝时，上郡以西常发生旱灾，政府又一次颁布卖爵令，并把价格降得很低，以广招徕。
由此可见，秦汉时的鬻爵其实是指用爵位来换取粮食，目的是援助军粮或救灾，政府并无现金收入。可以说鬻爵是国家在财政匮乏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卖官则始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记载：元朔五年，主管官员征得武帝同意，宣布设置赏官，定名为武功爵，如有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官首”者，可以试用为候补官吏，遇有职位出缺即可补任。
这是由鬻爵到卖官的偷偷转换。可是，当时的政府碍于视听，还不敢公开卖官，然而，事情发展到东汉桓、灵二帝时，便大不一样了。
《后汉书・桓帝纪》有这么一段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占，根据《辞源》的解释，意为估计上报，如《史记・平准书》有“各以其物自占”的话，自占，意即自我报价）占卖，即出价竞买，形式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竞标，这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大概是桓帝时官爵太滥，到他儿子灵帝当政时，卖官的行情便大不如前，史料上说，当时有钱人买官可以先交钱，无钱的可以赊欠。不过到任后得双倍奉还。
有一次，灵帝把三公之一的司徒贱卖了，过后，还心痛了好多天。《后汉书・崔烈传》说，崔烈靠了灵帝保姆的推荐，只交500万钱，就当上了司徒。按照当时标的价码，要当司徒至少得1000万钱，如此看来，这显然是让崔烈捡了个大便宜。这事弄得灵帝闷闷不乐，可是君无戏言，又不能反悔不卖。到崔烈拜官那天，灵帝还念念不忘地对左右亲近的人说：“我若稍微吝惜一点，1000万钱就可以到手了。”（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还有一个卖官的活宝，是南朝刘宋时的大贪官邓琬。邓琬因拥立晋安王刘子勋称帝有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在权力到手后，为尽快敛财，他干脆命令自家的奴仆，把官位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事见《宋书・邓琬传》）
官位可以竞标，可以赊欠，可以钱滚钱，还可以直接到集市上去卖，你要说这官位不是产业还真说不过去。
官位既然是一种产业，投资的方法自可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以靠苦读当官，就是马二先生所说的，在举业上下功夫。苦读既费时又费力，时间和精力同样是一种成本和投入，时间属于机会成本，精力则是直接成本，这中间还得再加上未必考得中的风险成本，所以说苦读的代价最大，这是穷人的方法，有钱人不会这么干。
穷人的另一个常见的仕进之法，是给当官的做幕僚，付出的同样是时间和精力，可是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风险成本会大大减少，这是改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成功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
有钱人的唯一优势是有钱，有钱人要想当官，除了直接投资之外，一般都会独资干。这当然是首选之法，也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方法。所以先赚钱后当官风险最小。
无钱的要当官，可以借债，旧时北京城里有的是放京债的，通常的利息是二分，当然也有高到“倍息称贷”的。
借不来钱又想当官的，还可以大家凑份子，合伙来干。
我说的合伙当官，绝非笑话，更不是无的放矢。明人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还专门说到这法儿，为免生误会，我把原文抄录如下：
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
我原以为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可是，偏偏在现实中，就有这样的咄咄怪事。
有一则清代轶闻说，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买官可以一本万利，却苦于资金短缺，就与其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四人合计。五人集资捐了个马上就可以补任实缺的知县。并在神前歃血立盟，互道永不相背，并议定具体的分工办法：蒋任县令，唐为刑名师爷，陈为钱谷师爷，王为钱漕吏目，吕为转递公事的快手，如此，合五人之力，管一县事务，无论具细，悉在掌握中。得赃，则按出资比例分肥。上任之后，按议定的分工，蒋以县令之尊高坐大堂，待唐、陈二人以幕友，视王、吕如奴仆，各无怨言。五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一年收入便达白银二十万两。三朝任满察考蒋虽以贪墨丢了乌纱，五人却如愿以偿，挣了个盘盈钵满。（事见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之五人公捐知县条。）
要说蒋渊如等人是受了冯梦龙的启发，似乎不大可能，冯的小说在清代是禁书，一个生意人，断没理由冒着屁股挨揍的危险去接触黄色读物。那么，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蒋渊如等人聪明透顶，无师自通，干的跟前人书里说的一模一样。再就是所谓的集资买官，原本就是个普遍现象，有如生意中的合伙，纯属正常。
据南宋史家洪迈考证：南宋开国初年，仅有京朝官三四千名，选人七八千名。绍熙二年，在籍的官吏即有：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名，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名，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名，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官吏总数为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名，是国初的三倍。到庆元二年四月，除京官人数未变外，选人净增八百零一名，大使臣净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名，小使臣净增七千四百名，尚不计算当年科举入仕的名额，短短四年时间，官吏人数已激增近万名，增幅为30%以上。（见《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条。）
明末的南明小朝廷因为财政吃紧，便狠命地卖官，弄得大街上全是穿官服的，当时有民谣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跑。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日本学者宫琦市定在《清代的胥吏和幕友》里说，清代的典吏或称经承，作为县衙各房的负责人，他们承包了县衙的一个部门，拥有私人雇佣的几十个徒弟（即“白役”或“白书”、“贴写”、“挂名”等），将处理公务必需的文件当作私有财产垄断起来。
县官虽有监督经承的责任，但既然是承包制度，经承对徒弟的人事安排，县官就不能干涉。而经承往往收有亲戚关系的子弟为徒，在引退时把其职位让给这些子弟，于是就形成了胥吏职位的世袭化。
接着就引起了职位的买卖，称为缺底买卖。经承在职位不传给子弟而让给他人时，要索取出让金。而且这种权利出让不是完全出让，只是允许在一定期限内使用权利。这种家族传承的权利，称为世缺，所有者称为缺主。世缺或缺主的说法，始见于雍正元年的上谕。
官吏的职位可以像私有财产一样，拥有产权的一方，有处置权、使用权、继承权和获得收益的权利，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官场怪现状。
以上说的是官府公开的卖官行为，还有一类是私下相授受的跑官。
官位的私相授受的始作俑者，依旧是汉灵帝刘宏。
《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由此可见，灵帝卖官，一公一私，公者交易地在西园，出榜公布，明码实价，这部分收入归少府所有。私底下的那部分收入，则成了灵帝的私房钱。灵帝还没当上皇帝时，本是解渎亭侯，据说待遇不怎么好，大概经常缺钱用，当了皇帝，便拼命地攒私房钱，这些钱有的拿回了灵帝的老家河间府置办田产和房产，有的托付给小黄门和常侍代为保管。（事见《后汉书・张让传》）
明代吏科给事中韩一良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的话。可是现在这世道，哪一处不是用钱的地方？现在这社会，哪一个不是受钱的官？皇上也知道文官不得不爱钱吧？什么缘故？他们原本就是靠钱进来的，哪能不用钱来偿还？我听说现在的一任督抚，没有五六千两银子得不到；道府的美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得不到；甚至州县和佐贰官员的现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和吏承的选拔，也要靠贿赂才成，所以说吏部的工作就可想而知了。就连中央的各科道职位亦有一半以上要用钱来买，公开的选举也是一个样。（谈迁《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七月辛酉条，韩一良的原话是：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 又何官非受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
这一连串的“甚至……就连……”，告诉我们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李清的《三垣笔记》：有一个小吏用了五千两银子运作边镇巡抚的官职，钱出手后就怕出价过低，于是追加了二千两，马上得到了理想的职务。有一个部的郎中，谋求浙海道的官职，吏部的人要价白银五千两，那人压价，只肯出三千两，虽然只出了一半多的钱，最后也如愿以偿。县令中有钱的，想进礼部当曹员，得花白银二千两，想进兵部当曹员，得花白银一千两。
明代的改革派领袖张居正，便是以太监冯保为政治靠山，“得委任，专国柄”的。《天水冰山录》中说，因为冯保弹得一手好琴，张居正便让儿子张简修送给他名琴七张，因为冯保贪财，张居正又让儿子张简修送给他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此外张居正贿赂冯保的另计还有黄金三万两、白银十万两。
一代名相张居正，居然要靠向刑余之徒行贿来邀宠。 这便是跑官对整个官场生态最致命的破坏。这样的破坏让一些原本大有作为的好官出淤泥而皆染，见利益而不免俗。
右手出钱，自然得左手进钱，正如韩一良在上文中说到的，这些钱不会从地下冒出来，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出得愈多，职务愈大，进项自然也就水涨船高，这一进一出之间的差额，便是贪官的受益部分。
如果没能把握住收益的正常周期，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为负数，果真如此，纵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官。
我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件畏官场如畏刑场的奇闻逸事。
元至正年间，朝廷派兵部员外郎刘谦到江南卖官，补充各路府州司县出缺的官位。自五品至九品，各有不同的价格。这些职位官职虽大，油水却不多，所以没人应征。松江知府崔思诚为了巴结朝廷大员，硬是领了十二个名额，然后把松江府所有有钱人集中起来，硬性摊派，结果被点到名的无不哭穷，崔无法，只得大刑侍候，一顿板子打下来，才算把所有的名额卖了出去。（事见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
做官还有一个途径，说起来有点邪门，那便是做贼，这里所说的贼，精确地说应该叫做匪。这便是宋谚所谓的：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做贼后做官，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仕进之路。贼做得愈大，招安时，给的官位也愈大，若是贼首，做了官必定还会是一方领导。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占山为王时，便排有座次，一号宋江，二号卢俊义，三号吴用……受招安时，当局依旧要按原定座次来授官，一点也不含糊，一号还是宋江，官拜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二号卢俊义，官拜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三号军师吴用，授武胜关承宣使……
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编撰的《史》中说：海盗郑广，在莆田和福州一带啸聚亡命之徒，能以一当百，官军不能战胜。自号滚海蛟。皇帝老儿下诏招安，赏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武职，容他效命朝廷。由于郑广做过海盗，同僚们对他无不侧目而视，没有谁愿意搭理他，这令郑广大为窝火。有一天早上，郑广进衙办公，见同僚们聚在一起谈诗论句，便主动搭讪道：“我郑广是个粗人，作了首歪诗，想献个丑，念给诸位听听，不知可否？”当大家凑过耳朵，郑广便大声朗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听到这里，众官吏又惭愧又说不出话。故事结尾，作者借时人章以初之口说道：“今天下士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做贼的居然比做官的还理直气壮，这实在是对旧时官场的一个绝妙讽刺。
（摘自《位子决定脑子――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原由透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7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