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登基称帝
国旗之争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代表当时的十八省；上海、江苏独立用的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的理由是：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他指出“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青天白日旗原是孙中山早年的亲密同伴陆皓东为兴中会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起义流产，陆皓东被捕遇难，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至于取义，他解释说：“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他还附了两幅青天白日旗的图案。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袁世凯的两次誓词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性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那一天，北京天下大雨，一直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袁的女儿说得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挂银牌的鱼
袁世凯食量很大，除了每一顿要吃两个大馒头，一碗面糊涂，随时还要食用鹿茸粉。袁有8个小老婆，他最后的病就是因为肾亏，鹿茸吃得太多所致。章士钊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的一幕。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说的就是此事：
“夜夜羊车幸八宫，争承欢宠亦劳躬。
事烦纵是食非少，滋补还须赖鹿茸。”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还要胜过赤尾鲤鱼，此地属河南卫辉县，县里也是每天命人捞起，将泉水装在大木桶中，用火车运到北京，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以前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慈禧太后都在这里放生过鱼，不过都是挂着金牌的。
到了“北洋三杰”之狗（北洋政府时期，有“龙虎狗”三杰之说：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本刊注）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中南海，历代帝王后妃的放生处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所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袁世凯称帝，冯国璋之所以心中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帝制之下，他哪怕封爵，也只能永远做一条看门狗。在共和体制下，他毕竟还有继任之望，有自己做总统的可能。他的消极之举、劝退之举都因此而来。他的劝退电文中有“请敝屣尊荣，生命财产由国璋担保”等语。连忠实的北洋之“狗”都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帝王梦注定长久不了。
袁世凯死后，有一年，张伯驹同袁的几个儿子一同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的大老婆祝寿，那是当年袁被撤职时垂钓的地方。一路上谈起袁世凯在历史上可以和哪个历史人物相比，四子袁克端说可以比曹操、王莽，五子袁克权说可以比桓温。
曹操、王莽也好，桓温也好，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只能有那样的选择、那样的作为，到了20世纪，袁世凯还要放弃总统、回到做皇帝的老路，重温千年老梦，给黄河鲤鱼挂银牌，实在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
袁克定窝窝头切片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弃声中黯然离世，但他的丧礼还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故乡河南彰德的墓地占地至少在200亩以上，尸体浩浩荡荡用专列运送，直接丧葬费用就达50多万银元。树倒猢狲散，袁氏遗留下来的财产，由腿有残疾而野心不小的袁克定主持，袁家子女、妻妾一共分了两次财产。第一次分财产，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是个秘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6个姨太太每人各分得银元6万元，黄金30两；17个儿子每人分得银元8万元，黄金40两，各种股票7万元；13个女儿每人分得银元1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185万元，黄金860两，股票119万元。第二次分财产，分的是北京、天津两地的房产，“克”字辈的儿子每人分得249万元，总计3984万元。袁克定以长子优势，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200万法郎，以及大量田地、房产、古玩、文物、珠宝、字画等，价值连城，据有人考证，他所独占的财产总价值估计在被分掉的全部金银股票之上。
荣华富贵转头空，万金散尽不复来。等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上距袁家分财产二十多年，袁克定已六十岁，住在北京万牲园，世交张伯驹前往祝寿，送去一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其时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早已不在人世，段祺瑞也殁于庐山。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想以高位诱袁克定下水，阅尽沧桑、到了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已非当年，马上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为册页，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那时袁克定大概已把财产耗尽，生活日渐艰困，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张伯驹有诗：
“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
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铸上钱币又如何？
民国以来，群雄纷起，大凡武人军阀手握兵柄一时胜利者，或被武人捧上台的官僚政客，无不想把自己的头像铸入钱币，以求万年不朽，哪怕铸在不能流通的纪念币上也好。袁世凯铸行、影响长远的“袁大头”众所周知，此前，黎元洪已在武昌发行过戴帽和光头的两种纪念币。袁氏呜呼哀哉之后，北洋、非北洋的枭雄群起仿效，在纪念币、流通币上竞相争妍，你方开罢我来也。
1923年，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国会“八百罗汉”，顺利当选为大总统的曹锟，一种纪念币还不过瘾，连铸了两种，一种正面是刻有曹锟头像的“宪法成立纪念”金银币，背面是交叉飘扬的民国五色旗图案；另一种正面是曹锟戎装脱帽纪念币，背面是海陆旗的图案。此前，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出前清大臣、袁氏称帝时的国务卿徐世昌为大总统，在天津铸造了面值一元的纪念币，上面是徐世昌的头像。段氏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虎，自视甚高，连下围棋都非赢不可，岂肯屈居人下，为人作嫁衣。192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将自己的头像也铸进了纪念币，金、银各有一种，正面是他的光头便装像，背面稻穗中间有篆体的“和平”二字。
各地军阀都不甘落伍，张作霖，李景林，还有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安徽的倪嗣冲，云南的唐继尧等，先后都将自己的肖像铸进纪念币。唐继尧因云南首义、反对袁世凯而得到美名，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先是铸造了有他正面像和侧面像的银币各一枚，曾在市面流通。后又铸金币，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和“军务院抚军长唐”，背面有五色旗和“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字样，并标明“当银币五元”。
有人发现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如日本、英国、德国乃至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更不用说鲁迅、胡适），他们只想到自己。他们的美梦总是像昙花般一瞬即逝，铸上钱币又能如何？
“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摘自《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珠海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