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海报
竹筒倒豆子
前几天，到院医务室拿药，我是老病号了，与大夫也很熟，可是她还是像法官似地询问：
“王学泰，男，62岁，文学所，退休。”我一口气把记录表上所有要登记的项目都说了出来。她笑了：“你这是‘竹筒倒豆子’啊。”我也笑了。“竹筒倒豆子”，这句“文革”术语，久违了。
这句话来源于1969年春天8341部队在“六厂二校”落实政策的报告。报告中形容“敌人”交代问题彻底时，就用的是“竹筒倒豆子”。
国人是很善于制造词汇的，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尤有突出表现，因此每次运动都会留下一批生动的词语。如：三反五反的“打老虎”；思想改造运动的“脱裤子，割尾巴”，“夹起尾巴做人”；反右运动的“带着花岗岩头脑见上帝的”；双反运动中的“向党交心”；“文革”中“横扫牛鬼蛇神”，“触及皮肉，触及灵魂”，“牛棚”，“文攻武卫”，“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以及与“竹筒倒豆子”相对的“挤牙膏”等等。以“文革”中最多，给人们留的印象最深。
鸟瞰政治活动
多少楼台烟雨中？
描写湖南小镇“文革”的《芙蓉镇》中的“运动根子”的王秋赦，是历届运动的积极分子，每次运动都会有收益，至少是吃几天好饭，“文革”使王秋赦到达人生的顶峰。可是运动终于结束了，他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故事》中的老太婆，复归原位，不再辉煌。极度的失望使他精神失常。王秋赦停留在往昔的辉煌里，常常敲着锣不断地吆喝着“运动喽”，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企盼。近几十年来，不间断的运动给不同的中国人带来太不相同的感受，有的人心怀眷眷，有的人痛心疾首……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一个国家在正常发展过程中，没有外战与内战，却要发动群众搞不创造价值的政治运动，弄得老百姓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而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就是这样。研究近百年史，恐怕这是中国异于其他国家的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中间很少有间歇，有时前一个运动还没有完，角色还没有完全退场，布景还未撤换，后一个运动已经匆匆而至，准备登台了，开始新一轮的交手。时局变化之速，登场人物和景片的撤换之快，真是令人目瞪口呆。不仅使运动的对象（也就是革命的对象）不知所措，就是运动的一些领导与中坚人物也是“了不知南北”，常常有跟不上趟之感。那时普遍流行的一句话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时候，我们搞过多少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没有过确切的统计。1978年时，我同一位搞政工的同志粗粗算过一次，算出的是60多次（现在忘了每次运动的名字）；胡甫臣先生的统计是52次（见《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我觉得肯定有遗漏，例如1958年~1959年的“插红旗、拔白旗”和“双反和向党交心”等运动都未算在其所说的52次之内，这些运动影响巨大，特别是学术领域，伤过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胡文还引美国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中的说法，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这种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出10倍）”。实际上，当时许多运动环环相扣，很难截然将其分开。有的同运动而异名（如“文革”中的“一打三反”与“清除五一六”可以说就是一个运动，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叫法），有的同名但不是一个运动（如名为“学习”、“整风”、“三反”、“五反”的运动就有好几次），因此真正弄清楚了还是很难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档案没有完全公开时，准确而完全的统计是不可能的。
胡甫臣文中列举的许多运动的名称对于现今50岁以下的人们来说也有很陌生的了，这里不妨列出一二：如1952年主要在学校和知识界进行的“忠诚老实运动”，其后的“清理‘中层’运动”；又如主要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会搞的“三自爱国运动和教会民主改革运动”等等。
其实政治运动不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42年的整风也是一次运动，当时名之为“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不过那次运动只是局限在党内和边区政权机关之内的人士，没有动员边区的老百姓参加。但是这个运动的程序与进程、主持运动者与被运动者的心态，我们从经历者的回忆录（如韦君宜的《思痛录》）来看，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相差无几，甚至可以说是后来运动的范本。
运动群众
说到政治运动时，我们是把“运动”当做名词来看待的，实质上它应该是个动词。因为本来相对静止的社会人群，非要叫它动起来、旋转起来，按照牛顿定律，非要加个外力不可。这个“外力”包括“思想力”和“运动力”。首先领导要费力思考运动的名称，这很关键。“名不正，言不顺”嘛，古有明训。名字要有正义性，像“文化大革命”，名字多么响亮，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都搞了，唯有“文化革命”还没有搞，这对我们这个文化落后（那时提到文化落后，首先想到的是文盲多，学校少，图书馆少，剧院少，电影院少等等）的国家是多么必要啊！一搞“文革”我们文化肯定繁荣了，许多人都在这样想，所以希望中国好的人们必然竭诚拥护。可是等到“文革”一起，连那点很少的学校也不上课了，图书馆也不借书了，剧院、电影院全都改做批斗大会的战场了，弄得这些好心人目瞪口呆。其实名字只是块招牌，里头是什么货色，要到了跟前才看得清楚。另外，名字还要有号召力，最好让大多数人感到这场运动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运动一提出，让许多人都产生其来恨晚之感，这是人们久已企盼的了。用一首古诗说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用列宁的话说，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到来了。能够运筹帷幄，策划这些运动，要有多么高明的技术和艺术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创造性的劳动。具体的例子可举20世纪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当时稍有点政治觉悟的人们都觉得这个运动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此外，还要制定打击对象，并设法把这些对象的可憎性在群众面前展示出来，采用最佳策略使大多数人积极参加，并且让群众感觉到这些“运动对象”的确可恨，该打，然后群起而攻之，把这些“对象”打得落花流水。运动主持者还要设计出如何指导群众适可而止，如何使被打者心悦诚服（当然这是最高标准）。总之，每一次运动对“敌人”打击都要“有理、有利、有节”，不要完全彻底（口头上不能这样说），因为还有下一次呢。而且永远是“下一次”更深入，更彻底，更重要。这不仅要费脑筋，用思力，还要有“行动力”去“动员”。“动员”这个词也很形象。所谓“员”就是需要参加运动的单个老百姓，“动员”就是要每个老百姓都动起来，投入运动中去。全国好几亿人，要使每个人都“动”要花上多少工夫，使出多大的力量，做多少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调动多少“行动力”，这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们回忆“运动”，往往把它作为静态事物考察时，就忽略了那时领导的辛勤。用句物理学的名词，为了推动数亿人这庞大的群体要做多大的功啊！
与人奋斗
 |
|
|
我读书的北京师院，在“文革”初期，一位院领导被打入“牛棚”（“文革”中非法拘押“牛鬼蛇神”之处），那时当权派都被打倒了，这种关“牛棚”的做法只是对干部的一般审查。“牛棚”中是集体居住，这位领导夜里做梦说了反动的话，被同棚难友听到揭发了，于是马上升级，成为正式的阶级敌人。从这里可见，各次政治活动运动虽然起因不同，对象各异，但越来越关注思想上的“阶级敌人”。也许经济上、组织上的阶级敌人已经消灭光了，不能不在“思想”上动脑筋，反正思想这东西是抓不住、摸不着的（不像经济、政治都可以有量化指标），大小有无都由有权者说了算。因为有了“斗争”的需要，“阶级”就得存在，这是不以马克思的理论为转移的。难怪马克思晚年曾感慨说：我什么都是，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阶级斗争不仅“有”，而且十分激烈。于是担负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大任的仁人志士就爱引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然重点在“第三”。然而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是面对强大的压迫者讲这番话的，这与后来的“奋斗”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种“奋斗”中得到的“乐”不是英雄豪气，而是残忍与野蛮。这种很有英雄气的“豪语”是要打许多折扣的。
从经济上或政治上分析阶级尽管也有其不准确之处（如有100亩土地定为地主，99亩就不是，两者本质区别在哪里？），但总的说来还有点“可操作性”；用思想分析阶级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理论的模糊性和打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而且有时连运动的领导者也没有一定之规，这使得被运动者更加惶惑。张中行先生的自传《流年碎影》写到1957年“整风运动”时的迷茫惶惑与胆战心惊，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打击的目标，“比如说，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条恍兮惚兮，又比如说，你前天闲谈，引经据典，曾经提到康德，昨天卖废品，其中夹一本过时的政治学习小册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据‘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你就只好设想为已经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后随着来的又是个不知道，岂可不心惊胆战哉”！没辙，只得“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许多老知识分子和在以往的运动中被整过的人们都不免有这种心态。许多青年“先进”所说的“与人奋斗”正是与这些可怜兮兮者的“奋斗”，正常的人、有自尊的人能从中获得快乐吗？
水流千遭归大海
因为“阶级斗争”进了思想领域，所以政治运动（不包括为平民百姓所不知的党团内部、军队内部等特定领域内的政治运动）尽管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但最后都要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念过点书，仿佛是吃了智慧果的亚当、夏娃，不淳朴了，不免要胡思乱想，最容易堕入思想上的“阶级敌人”的泥坑。因此把知识分子作为政治运动搜索的目标，是对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有的运动刚刚开始时，给人的感觉并非是针对知识界的，可是搞来搞去还是像现在游乐场的过山车似的，不管转了多少圈，最终还是冲向原来的出发点，可以说是水流千遭归大海。例如1961年春天，我被派下乡宣传和贯彻“十二条”，其主要任务是解散所谓“社会主义食堂”，以解决农村的饿饭问题（那时全国处于饥饿状态），同时要干部放包袱，向群众说清楚多吃多占问题。那时全国大饥荒，入口物奇缺，一两斤粮食就能救人一命，干部利用权力多吃多占现象很普遍。有歌谣说：“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群众对这种现象特别憎恨。后来把这个解决农村干部经济问题的运动叫“四清”（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它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我理解它是针对农村“四不清”干部的。但这个经济上的“四清”没搞多久，中央下发文件说，把这个运动要解决的矛盾称做“四清”与“四不清”干部的矛盾，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提法。于是，后来把“四清”内容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您看，本来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但最后又扯到“清思想”上去了。人们遂把前者称“小四清”，后者称“大四清”，以示区别。乡村、城市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都一概称为“四清了”。
城市中的“四清”完全是针对文化教育界的，在哲学上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经济界大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文艺界大批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等等，不久又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向知识文化开火了。
单位
新中国成立初，毛主席的好朋友、1927年就把毛泽东与孙中山并称（“并世支那两列宁”）的柳亚子先生兴致冲冲受邀来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可是柳亚子对自己期许太高，以为毛要把天下交给他治理，曾有“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的诗句。但这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因之牢骚满腹，给毛写诗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他想效法汉代严子陵归隐故里，做个“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世外高人。后来毛婉劝，把他留在北京，住在了颐和园。柳亚子不懂，这次成立新中国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不同，它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把每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纳入到一定的单位，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把这些往昔的“自由职业者”变成为组织的一员，绝不允许有“化外之民”和隐士了。当时正处于转变之中，像柳亚子这样态度激进但思想老派的人物还不能理解。1956年所谓“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不仅城市中所有人都被纳入一个固定的单位，就是农村也在合作化的名义下组织了起来，也成为一个一个单位，只是没有像城市单位那样对其所管辖的人在“生老病死”方面都提供了保障罢了，但控制力是大同小异的。
单位对于个人有双重作用：一是生活保证，二是组织和思想的控制。单位为开展政治运动提供了有效的空间，没有单位，每个人都以个体存在，如一盘散沙，如何发动群众，即使发动起来了又如何控制它的指向？因此，个体的单位化为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一般的运动都是在单位中进行，分类排队、褒奖处分乃至监督劳动都是由单位领导决定并在单位中执行的，至少是由单位组织的。一旦把你开除出单位，那就离监狱不远了，不会让你久在家中逍遥，最轻也是送去劳动教养或者强制劳动（简称“强劳”）。“文革”一开始时特殊一些，它突破了单位建制（因为本单位的领导都打倒了），把运动扩展到本系统、本地区甚至全国，但整个运动的节奏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这也是“文革”久拖不能结束与其进展不完全符合上意的原因之一）的。这种运动从单位溢出的现象是从红卫兵小将搞全国串联开始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不久就呼吁要“回校闹革命”、“回单位闹革命”。中央还多次严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把全国性的组织称为“反动组织”，是取缔的对象，其目的还是希望把运动控制在单位里。
陈云先生讲经济时曾用鸟笼为喻，这个比喻很好。其实单位也是个鸟笼。在“鸟笼”里搞运动，不论闹得多激烈，闹不出“笼子”之外，也不会出乱子。另外，笼中的异类鸟容易辨认，也好抓，而且没有反抗的余地。试想没有了笼子，杂花生处，流莺乱飞，正类无从团结，异类无由拘取，哪能发动轰轰烈烈而又秩序井然的运动呢？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14.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