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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出版后的趣闻

2007-07-01 16:50:00 来源:书摘 张伍  我有话说

提起张恨水,人们便会想到《啼笑因缘》,说到《啼笑因缘》,人们便会想到张恨水,两者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这部书,父亲成了家传户诵,妇孺皆知的人物。《啼笑因缘》这部书,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说它震动文坛都不为过。有捧的,有骂的,有迷的,有贬的,赞扬它的称之为“小说的骄子”,批评

它的说是“鸳鸯蝴蝶派的返魂草”。甚至有为它成立出版社的,也有为它打官司的,可说是多姿多彩,这种热闹劲儿从没歇过,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也没有完全消停。

《啼笑因缘》引起的罕见轰动,自有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留待专家去研究分析,我只想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写作背景及一些相关的趣闻。

1929年春,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北平新闻界假座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父亲应邀参加。席上,经钱芥尘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先生。两人一见如故,洽谈甚欢。严先生是读过父亲小说的,便邀请父亲为《新闻报》副刊写一部连载小说,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介绍人钱芥尘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老报人,这时来到北方办报,他是最早认识父亲创作能力的人之一,十分欣赏父亲的小说,且是逢人说项,不遗余力地提携,把父亲的小说介绍到上海,钱先生是鼎力玉成的。他长父亲十几岁,父亲对他十分尊敬,曾有句云:“知己提携钱芥老”,以表知遇之感。

严独鹤先生回到上海后,来信催稿,当时上海有一个写作圈子,而且人才济济,不需外地稿,外地作家也无法打入圈内,“南北是互不侵犯”的。父亲被上海约写连载小说,可说是北方作家的第一人,是破纪录的事;况且《新闻报》又是全国最大的报纸,父亲自然要认真对待。他想,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这样百万言的小说,恐怕不对上海读者的口味,需要紧凑,有戏剧性,有悬念,不仅内容上要有新意,就是语言和对话也要别开生面。他一连几天都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

1924年,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她嗓音甜润,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欢迎,父亲本来要约友鸾叔去听她演唱的,不想就在这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门觉夫是高翠兰的义父,又着急又气愤,接连几天都来找父亲和友鸾叔商量营救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个轰动京城的案件。友鸾叔还据此写了篇《〈啼笑因缘〉本事》,发表在1963年香港《大公报》上。父亲为了写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了解“落子馆”(鼓书场),他那几天差不多全泡在天桥。因为鼓书女艺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还是第一次,他必须深入了解鼓书女艺人的生活习性,起居动态及一颦一笑,当他认真地“体验生活”后,便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来到中山公园小山上,不受干扰地“茅亭布局”。

《啼笑因缘》写的是北京故事,语言当然要用北京话,尤其是北京女孩子,说话俏皮生动,幽默风趣,极富感染力。所以《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啼笑因缘》,是“因”,而不是有女字旁的“姻”,很多读者都把书名写成《啼笑“姻”缘》,这是大错了。“因”与“姻”,音虽同,而意义却大不相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因缘”,而不是“姻缘”?他告诉我:“《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啼笑因缘”四字,是含有一种哲理的。

《啼笑因缘》成书后,父亲曾有事到江南,看到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使他不胜惶惶。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说:“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乃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也给父亲带了一些麻烦,那就是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父亲做事从来就有不假手于人的习惯,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厚爱的回报,不过那阵子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我有位同学的母亲曾对我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父亲,希望能得到父亲的相片。可是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位同学的母亲笑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说老实话,他长得挺英俊,在憨厚之中洋溢着一股洒脱的书卷气。不过,父亲确实是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他很少到交际场合去周旋。在四川时,父亲有一次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了他,又对旁坐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父亲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了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啼笑因缘》曾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了。

  粤语片《啼笑因缘》剧照(1956年)

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

为了这部电影,还唱过一出有声有色的“双包案”,闹得满城风雨,不可开交。记载这件事的文章不少,其中以熟悉上海影剧界的高梨痕、平襟亚所著“啼笑官司”一文最为详尽。文载,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成有声电影,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黄金荣门徒所开设)正拟由刘筱衡、蓉丽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请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改名《成笑因缘》。大华电影社的顾无为对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由眼热而图报复,与他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剧本著作权,然后又用高薪挖角儿。比如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100元,顾则给他300元,且预付定洋一个月。其他演员如饰关秀姑的夏佩珍、饰沈大娘的朱秀英等,都接受了顾的定洋。明星公司得知后,即要谭志远宿在公司内,日夜赶拍。当时,独有女主角胡蝶效忠于明星公司,不为顾所动。顾迁怒于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与胡蝶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占东北的谣言。此时有马君武的两首七绝发表,题为《 哀沈阳二首 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两首七绝发表后,有关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更是不胫而走。然而事实上,张、胡此时根本不相识,所谓张、胡跳舞的消息,据说是日本同盟社捏造的。谁知演出时戏院又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辍演。顾不肯罢休,又组织了一些演员到天津、北平去演《啼笑因缘》。明星公司则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提前与向来放映中国影片的南京大戏院(美商)接洽妥帖,于1932年6月,将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在该戏院放映。放映前,已座无虚席。又谁知顾无为竟从法院弄到了一个“假处分”,等到即将放映之际,带着法警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以便查封影片。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3万元,方才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下午5点得以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便从后台转到前台,对人扬言,这部《啼笑因缘》是他要拍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南京内政部去活动。内政部果然指令“明星”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出当时已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按照杜的指示,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在黄、杜共同出面“ 调解”下,敲了明星公司10万银元的巨款才告“和解”,由章士钊律师代表明星公司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幅广告刊出在《新闻报》和《申报》两大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啼笑官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热闹的“双包案”,倒是与作者无干,不管他们双方斗法,父亲始终置身事外,既无人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乐得不招惹是非,岂不怪哉?

1932年9月,《啼笑因缘》影片重新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有部分彩色的电影。

1945年,由李丽华、孙敏主演了另一部同名电影。

1956年,由香港拍成粤语片的《啼笑因缘》,由梅琦、张瑛、吴楚帆主演。

1965年,香港电懋公司拍了一部国语片,片名改为《京华烟云》。由葛兰、赵雷主演。

同年,邵氏公司也拍了一部,片名易为《故都春梦》,李丽华、关山、凌波主演。这又是一起《啼笑因缘》电影的“双包案”。

另外,尚有张活游、白燕主演的粤语片,拍摄年代不详。

1974年,香港拍成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李司琪主演。

1975年,由邵氏拍成影片《新啼笑因缘》,由井莉、宗华、李菁主演。

1987年,安徽电影家协会与内蒙古电视台联合摄制了10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王惠、孙家馨、李克纯主演。

同年,天津电视台拍摄四集曲剧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魏喜奎主演。

同年,香港亚视拍摄了粤语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米雪、苗可秀主演。这一年竟有了《啼笑因缘》“ 三包案”。

1989年,台湾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新啼笑因缘》,由冯宝宝主演。1995年,由安徽电视台拍摄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周莉主演。

2004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袁立主演。

舞台剧则有话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北京曲剧、沪剧、越剧、粤剧、滑稽戏、黄梅戏、木偶戏、评弹、宝卷、大鼓、评书以及连环画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热闹非凡,而且是不断翻新,版本众多。

《啼笑因缘》一书,我们收集了很多版本。最富纪念意义的,则是友鸾叔题字的相片《啼笑因缘》续集。大约是1974年左右,因为“文革”初期的“扫四旧”,父亲的一些书损失掉了,后来我深悟到,必须在此时,想方设法地去搜集父亲的遗作,再过若干时,恐怕就再难搜寻了。说来也巧,二舍妹蓉蓉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文艺团体的“革委会”负责人,他进京开会时,悄悄地带来了一本40年代百新书局出版的《啼笑因缘》续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原来的“续集”在“文革”初期被“革”没了,急忙借来,用了一夜的时间,由舍二妹夫把书拍摄下来,翌日冲洗成相片,粘贴成册,我把这粘贴成册的《啼笑因缘》,请友鸾叔题签留念,他那时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不顾风险地欣然允诺了。

过了几日我去取“书”,只见原来雪白的“封面”上,友鸾叔用蓝色的洒金纸细裁成条贴在右上角,毛笔楷书写“啼笑因缘,恨水大兄著,友鸾题”几个端庄工整的字,我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们还有一本1982年由台湾出版的《啼笑因缘》,台静农先生亲笔题字送给大舍妹的,最富纪念意义。1989年,我接到上海读者王君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有一本《啼笑因缘》的剪报册,是他父亲亲手剪贴珍藏的,从当年报纸第一天刊载起,直到连载的最后一天,没有短少一页。其父去世后,转由他保存。

《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新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已,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回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啸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笑再缘》;六为《恩爱冤家》(上海华新书局出版)。“反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反啼笑因缘》;二为吴承选著,刊于《礼拜六》周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反啼笑》,刊载于上海《大罗宾汉》报。“新啼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

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

《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色色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 ,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摘自《我的父亲张恨水》,团结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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