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描绘了当年自己作为文工团员在朝鲜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抒发了对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包扎所是个战争的后台，只隔一道帷幕，前台锣鼓喧天，一片红火热闹，而后台一片狼藉，一片沉默，就像被战火烧焦的军衣，就像捆在躯体上印着血迹的纱布。是的，前台是一番人生，台后是另一
当时的战场曾有一个传统互相承送，叫做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轻伤者还都胶着在前线厮杀，而被战场遗落的重伤员，不是被截去了手臂，就是被截去了下肢，不是腹部中弹，就是头中弹。哭，是一种能倾诉的痛苦，但他们不能倾诉。就在那天早晨，我给一个刚苏醒的截肢者喂饭。他忽然央求我说：“小同志，你给轰轰蚊子，他正咬我的右脚。”我看着孤独的左脚，不知该怎样演绎我的戏剧。草铺上沉默一片的人们，忽然都睁开了眼睛，有的对我咳嗽，有的对我挤眼。不曾在大社会历练一番的我，顿然悟性豁开。马上折了一枝无处不在的无穷花的枝条，去抽打不曾飞着蚊子的空间。戏越演越真，竟演得溢出了满眶的泪水。
这些重伤的战士们不但不哭，眼睛都干涸而无望，仿佛日夜的厮杀流血耗去了所有生命的汁液。而七月盛夏里，他们的伤很快感染，截肢仿佛成为挽救他们生命的惟一方式。于是在那个山谷幽深的夜，我除了谛听枪声炮声，还有噌噌的锯声。第二天清晨，我会看到两个女护士四手扯着一块白布沉甸甸地向山谷深处走，回避着所有的眼睛，去悄悄掩埋那些被截下的肢体。看见这两个身影，我会急忙转过头，把眼睛望到别处。这一望，仿佛我已生活在了别处。
在相当一段时间，你不能张口言说战争的残酷，但久而久之，我心中的块垒愈埋愈高，我的感情也仿佛积疴成疾，我曾暗暗祈求上苍，再给我一个倾诉的山谷，泣出我的文字。
终于，能伴随我一起唱歌的人找到了，他是一个南朝鲜的战俘，他的伤不重，一只手臂中了我们的子弹，不需截肢，只需洗伤换药，用绷带把手臂吊在胸前。他的脸除了蒙着一重呆呆的忧愁，还印着一道道血痕。我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为他洗了脸，还邀请他为大家唱支朝鲜歌曲。他唱了《桔梗谣》又唱了《阿里郎》，唱完眼睛便直直地望着我，眼里满是困惑，满是恐惧。我比比划划对他说：“不要怕，我们优待俘虏。”他倏然把头埋下去，滴下一串又一串泪珠。直到中午，我把饭放在他的身边，他才抬起头来。趁一缕树隙漏下的阳光，我看见那洗去血迹的脸，完全像个孩子。他也比比划划告诉我，他只有17岁，父母还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又告诉他，终有一天，你们会全家团聚。如此你来我往，我与这俘虏说的话最多。于是我忽然收紧了嘴巴，再不和他交谈，也没有让他再去唱歌。是我意识了让一个阶下囚为胜利者歌唱的卑劣，还是我担忧一个战俘摇晃不定的命运？人有时不能解释自己，也不敢解释自己。
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为一位被炮弹削去下巴的伤员喂饭了。尽管他的眼睛鼻子上唇都尚且完好，但是被削去了下巴仿佛只剩下半张脸。他已经不能咀嚼了，我只能把粥放在他的舌上，看着他把舌一卷，囫囵地舌咽。只这一个动作，我的心脏仿佛梗了，胸上压了铁，痛向肩背牙齿反射。十年前，我真的出现了绞痛，我才知几十年前心绞痛已经发生过了。在心肌上一定留下历史的斑块。以后，我再给他喂饭，我又一次把眼睛放到了别处。但是，一个我不能排遣的问题始终捆绑着我――他今后怎样生活？这问题一直横亘在胸，即使我躺进地洞，黑漆漆的上空仍有一个疑问熠熠闪烁。
伤员还像流水一般被送来又送去的时候，我们被召回军部，又接到一个紧急的任务，即为停战协议的签订准备一场演出。1953年7月27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我在文工团的驻地一个名叫道德洞的地方度过，那是个历史的时空。当时，我们都不信绵延三年的战争能从它的跑道上停下来，只等晚10点去验证。当时间一秒一秒地度过，忽然觉得生活的空间里少了什么。仔细听，听了很久，想了很久，才豁然明白，少了敌机隆隆犁过的声音。它犁了三年，犁出了生命的沟壑，犁成了生命的常态。它忽然熄去了，仿佛变为生命的空缺。这时，才想起撕去窗上门上遮掩多年的棉被，雨布，才哇哇地冲了出去，才点上汽灯，彻夜跳舞。
三天后，朝鲜人民军返回了家园，一堆一堆废墟上走过了迎亲的队伍。唢呐声既欢快又悲凉，但生活的断裂很快得到弥补。而舞美队长最后从前线回来，他说，上甘岭北坡上的烈士墓像一个正被检阅的兵团。
听了这话，我又横放了一个疑问，那些伤员哪里去了？那截肢者，那削下巴者，甚至那战俘……我一直想，以至想到了此时此刻。
（摘自《战争的碎片》中《战争的大幕即将落下》，题目为编者所加。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