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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文化时差”

2007-08-01 16:40:00 来源:书摘 陈丹青 冯欣  我有话说

● 你一出北京郊外,人的观念和十九世纪没什么区别,可是你到北京繁华区,忽然就走进了在欧美都算奢侈的办公楼和消费场所。

● 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

冯欣(以下简称冯):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城市文化。您觉得北京的城市文化特点或者北京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陈丹青

陈丹青(以下简称陈):我不很确定什么叫做“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之类,都是现在的说法。上世纪三十年代争论“京派”与“海派”时,没这个说法。但鲁迅当年定义北京“多官”,有“帮闲”的一路人,上海“近商”,有“帮忙”的一路人,说得很精辟,但这是一种非常概括的定义。

冯: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特征很强,解放以后由于观念和政策的关系,为了达到高度的统一,消除了城市的差别,随之城市的文化特色也就没有了。但是在近来的二十几年中,慢慢地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各地的特色又开始恢复了。比如成都和北京、上海看起来都是城市,但是成都人可能相对北京、上海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想法。包括习俗,以前的、现代的,可能深入进去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陈:是的。解放后所有城市的生活形态被统辖划一了。用什么办法划一呢?实行粮票制度,取消私营商业,严格管理户籍,这一弄,食文化没落了,生意不能做了,人群内在的活力僵滞了,被管死了。文艺也是这样。全国听同样的广播,同样的节目。到“文革”剩几个样板戏,几部电影。同时,许许多多传统习俗,包括地方戏,都被禁止了,废除了,直到被遗忘。

假如今天我们的城市还有差异,我愿意说那是“城市性格”,不见得是“城市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革命,我看不出现在有什么真正的“成都文化”、“北京文化”、“天津文化”……你会说天津出了个郭德刚,可是郭德刚走红,就因为在他背后是天津相声文化的废墟,大家久违了,听个稀罕,聊胜于无。总之,没有一座城市的文化形态还能和它自己的历史发生呼应,找到衔接。残存的那点小差异只能是城市性格,性格来自草根。知识精英构成的城市文化早给灭掉了,不可能了。东北二人转走穴,长沙闹“超女”大赛,成都人喜欢喝茶打麻将,都是草根,是市民闹成的局面和特色,跟知识分子没关系。

再譬如文学。八十年代后出现京沪作家群,四川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出现一点小差异,但那是故事或主题的差异,论语言的美学,论文学观,和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鲁迅与绍兴的关系,萧红与东北的关系,张爱玲与上海的关系,到底不一样。

即便北京的胡同在,也没有自主活泼的市民生态,只不过是居住区,不产生文化。你去看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是反讽,是生活的地狱,不是文化。

钱锺书、杨绛夫妇1936年摄于牛津大学公园

  冯:我有一种感觉,在北京生活的人都活在激烈的冲突当中,而且冲突得很剧烈,包括看现在的一些绘画作品、影视作品,都会感到在城市中人内心强烈的冲突。

在北京,可能你走不了几十步远,就会经历不同的时空,比如这是明朝的,隔不远就是很现代的。在很短的时间里,跨度是很大的。在这种短暂的交替中,人们悠然自得,很坦然地承认这种存在,因为它天天就在身边,有时又会感觉到很多东西的流逝。北京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冲突,束缚和自由的冲突,包括人对信息的需要和对信息的愤慨,所有这些东西在城市里都集中地更为明显。这些情绪也反映在作品里。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现在的画家大部分是城市画家,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他们的情绪也是城市的情绪?

  陈:你说得很有意思。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时差”,它会延续很久很久,在北京可能会特别久。为什么?很简单,三十多年前尼克松们带着美国人进入北京时,这里还是一个半工业化的、前现代的中古城市。它是红色中国的首都,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我记忆中1974年的北京距今三十二年,简直像古代。改革开放启动了,北京其实没有准备好,甚至没有意识到将变成一个后现代大都市,就忽然进入后现代了。

所谓“后现代”,就是说西方后现代城市――至少在硬件上――所能有的一切,北京都有了。奥运会场馆、CCTV大楼、大歌剧院、高速公路、车文化、电子信息、时尚业、消费文化、越来越多的白领……忽然降临了,这一切发生才不过十几年啊!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忽然,北京变成一个后现代城市――人群还是一样的人群,你想啊,人群变幻的速度不会跟城市变化那么快。这种冲突就是:一个胡同老妈子,她的孙子夜里非要闹着去酒吧!闹着在家里装宽带!可是你走进他家,还是半乡村的陈设,还有七十年代老北京在咳嗽,蹲在院儿里晒太阳。

城市是欲望的渊薮。新的欲望、旧的习俗,必定冲突。

北京的都市人群,在六十年代末大面积乡村化,都市青少年、大学生、技术人员不断被送到乡村,送到落后地区,七十年代末他们流回城市,成为多余的人,可是到九十年代,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变成第一代现代都市青年,但和发达国家不一样,这代城市青年的最高理想一是当公务员,一是当白领。同时,另一个巨大的人群在塑造城市,就是乡村涌来的农民工。这时,城市结构和欲望变得非常分裂。

伦敦、巴黎、纽约,也有移民群体,但主体人口是成熟的现代公民,绝对被启蒙过,是一群“对”的人住在“对”的都市里,这样的人群和这样的都市彼此选择,彼此塑造。北京上海没选择,它要忽然承受不同人口结构的掰扯和裂痕,它可能在重演欧洲城市十八、十九世纪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但是更被动,因为这过程是突然发生的,谁也不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历史代价。

冯:是的,欧美大都市都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中国这样的城市是突然出现的,没有经历时间的沉淀。

  陈:在每个领域,中国问题的根子都是一样的,都受制于同样的历史课题。不管对错,中国正在不断给出自己的回答,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陌生的历史。

在中国受相同教育的人群中,文化时差可以相差一百年。单是看美术,同代人追求的是不同的时间点。有人想回到十九世纪,譬如我;有人热衷于二十世纪初的早期现代主义;八五新潮的参与者则瞄准二十世纪二战以后的西方。可是我们生活在同一宿舍,上下铺,大家的时间起点都是一样的:“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此前全部接受划一教条教育,此后呢,各自迷失于西方的不同讯息……今天的80后孩子并未弥合这种时差,反而更畸形,他们面对窗外最新的世界讯息,可是课堂教条和三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在纽约你遇见七十岁的画家,他年轻时画的是抽象画,因为五十年前美国正流行抽象画,他一直画到老;你遇到六十岁的老人,他年轻时是做行为艺术的,因为四十年前是行为艺术的黄金时代,他就行为到老;然后你遇见一个三十岁的家伙,他正在做当今的艺术――他们也经历冲突、换代,但不是断裂,他们做了每一代的事情,然后吐出下一代,走下一步。他们也有代沟,但不像我们这么剧烈、畸形,你能想象今日中国六七十岁的画家欣然投入行为艺术么?学院大一新生却仍在接受一百年前的素描体系,而且是严重走样的体系。

我们当代文艺是前工业文化和后现代讯息的杂货铺和跑马场。

你一出北京郊外,人的观念和十九世纪没什么区别,可是你到北京繁华区,忽然就走进在欧美都算奢侈的办公楼和消费场所。这和上世纪初中国那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很相似,一百年前,一个古老帝国,亿万国民梳着辫子,突然有了电报,有了铁路,要学外语,要办西式教育……忽然有人画裸体画、画立体派静物,忽然是美声唱法、弹钢琴、翻译莎士比业……这个过程1949年后中断了,国家内敛封闭,不肯和世界玩。1979年后一切又回复到清末民初,呼唤科学民主,拼命现代化,家家要买电视,人人梦想出国。这二十年的现代化过程比清末民初更剧烈,因为整整三十年关闭国门,等国门再打开,晕了!

我们有过两个断层,一是1949年,一是1966年。你要知道,清末中国的海军实力强过日本;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化程度和日本相差不算太大,可是“文革”结束后往外一打量,人家早已进入二次现代化了――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二战以前,是一次现代化过程;二战后迄今又是一拨现代化――电子工业,信息工业,等等等等,正好这段时期中国锁起来。再开国门,什么都不对了,世界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你经历过越洋飞行后的时差吗:你困得不行,要睡觉,可正好是一大早,你怎么办,只好打起精神。

  冯:那现在的北京是不是“病”了?

  陈:可谁见过一个病人那么有活力呢?中国今天所做的事情,世界上没哪个国家能做到。

所以“城市文化”你说它没有?不对的,它有了。谁见过上海、北京这样仅仅二十年就堆满摩天大楼?布满高速公路?那是都市文化吗?你不能说不是。照国外指标,硬件、规模都有了,可是你往深里看它的品质,太粗糙了,全是急就章,到处布满文法句法的严重错误,可是文章已经写好了,改都没法改。

我个人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可能早一些,二十多年前我把自己扔到纽约,整个失落,处处是文化障碍,文化休克,很久才调整过来。可我一个人好调整啊,一座城市,上千万人,你怎么调整?且得调整呢。你走进千家万户,爷爷、父亲、孙子,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可是三种价值观,三种生活方式,你怎么调整?

  冯:但现在很多人又在往回拾传统。

  陈:早二十多年,我得亲自跑到纽约才会体验什么是失落,现在大家出家门口就失落了。传统肯定找不回来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巨变的空间里面,人有自我辨认的愿望:我是谁?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所有人在享受现代化,物质生活绝对比以前好太多了,同时你会发现大家并不快乐。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现代都市的生活么?连都市本身也遭遇名分的问题,命名的问题,北京短短十来年出现太多难以命名的区域,怎么办呢,于是抢了美国的地名来,什么公园大道、时代广场、曼哈顿、上东城……那是人家的传统呀!


右起: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1924年。

但中国人大气,管他人家的自己的,牛仔裤穿上再说。

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改掉吧。

  陈:民国新兴都市很崇洋。大家闺秀出门戴瑞士手表,烫德国式卷发,男士拿英国手杖,穿意大利皮鞋,你看钱锺书杨绛梁思成林徽因出国时的照片,现在连牛津耶鲁的才子们也未必找得出这么正宗的扮相。民国赶时髦不是恶性崇洋,自己的传统资源还在。家里有个什么仪式、场合,照旧长袍、马褂、旗袍,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一套一套都还在。今天你即便不是崇洋派,玩儿极端民族主义,你也没剩多少自己的模样和规矩了。你找得出哪户人家老老小小谈吐举止是“传统”的?

问题是西方那套我们也没学个模样。我参加过时尚界高级Party,那种夸张、奢华,在美国都少有,可是来客就是扎堆聊天,打扮是打扮了,气氛完全不对。海归派私人聚会的圈子,骨子里还是老知青的无产阶级话语,只不过夹几句英文。

我们没有准备好,大家被扔到种种洋排场里。排场不难弄,难的是教养和气质。这得慢慢来,要几代人。梁启超一代是最早鼓吹共和提倡西化的家伙,但他们个个是纯粹的中国文人,现在没这样的角色了,现在的海归派找得出一个辜鸿铭、一个胡适、一个邵洵美?不可能了。所以中国二次现代化是在本土文化完全扫荡后才开始的,它没有障碍,走得特别快,疯快。

冯:中国现在是进入了一个想象的时代。

  陈:不是“想象”,而是“假想”。想象是有对象的。徐志摩想象自己是个英国绅士,但实际上他是个浙江乡下的绅士。今日中国是在假想,所谓假想,就是你仿效的对象,你想成为的角色,其实不是这样的,可你以为是这样的。全中国都在过一种假想的美国生活,做一个假想的美国人。想象的时代非常好,自己是主体,然后从容接受外来的种种新事物新观念,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有“底蕴”的。民族派也好,西化派也好,还有个争论的前提,有原则,有人格,因为传统的骨架和文脉还在。你说他是新型知识分子,可是传统士大夫的基因还在身体里。现在新左新右的争论,是观点词语的争论,失去了人格和文化的前提了。你譬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意见大异,可是你剥掉他们的观点,都是中国的士子。

但纠缠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目前布满中国的确实是新型的城市,新型的文化。没得选择了。我们不能说过去的才是好的。眼下一切都是所谓“文化”,但那叫做什么文化呢?我也不知道。

(摘自《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原文标题为《城市与想象》。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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