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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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所绘风俗画《货郎图》货郎担虽小，但所售商品却琳琅满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
“开门七件事”这句民谚，究竟始于何时？有待考证。据管窥所及，至迟在宋朝，已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宋朝的太学生们有时闲坐聊天，经常“以谑破为戏”，即以开玩笑做题、破题。有一位完全用俗语试题云：“湖女艳，莫娇他，平日为人吃 ，乌龟犹自可，虔婆似那吒！早晨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冬要绫罗夏要纱。君不见，湖州张八仔，卖了良田千万顷，而今却去钓虾蟆，两片骨臀不奈遮！”此题破云：“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费重，当知业穷而身亦穷。”（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此题滑稽突梯，立与破皆称高手。而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宋朝不仅有了“早晨起来七般事”的说法，与“开门七件事”大同小异，而且，当时的“七件事”，是指“油盐酱豉姜椒茶”，为我们了解宋朝人的饮食风尚提供了例证。不过，严格说来，“七件事”在宋朝还没有定型。吴自牧《梦粱录》载谓：“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可见，直到南宋，事实上还有开门八件事的说法。而到了元朝，情况便大为不同。元人杂剧《玉壶春》、《度柳翠》、《百花亭》等，都有“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显然，元朝人的“七件事”，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叫法，流传至今，在口语中定型了。从明而清入民国，虽然异代不同时，并且南北有异，贫富相差，食俗不同，但人们在习惯上，都把“开门七件事”的基本内容，称作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中国古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是民以粥为天。因此，每天七字不缺者，已是小康之家，而七字不足，尚能安贫乐道，就算是操守高尚之人了。明朝浙江余姚有位王德章先生，曾口占一诗曰：“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6）真是高雅之至。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心发慌”。倘若肚皮饿得贴着脊梁骨，两眼发黑，是绝不会再有锄月种梅的雅兴的。清朝乾隆年间的名士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载某人一绝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倘若立在云端里，喝西北风，是产生不了诗情画意的。而道光年间的李光庭老先生，说的更直白：“余虽年近八旬，七事尚须预备。偶赊古器而不嗜茶，戏撰一联云：夏商周秦汉唐器：柴米油盐酱醋人。”（清・李光庭：《乡言解颐》）也许这是他经历人生坎坷后的伤心悟道之言，亦未可知。此公还记载了北方村妪有关“七件事”的口语，如：”叫他烧烧火，他两眼瞪着我。”“碾磨不转轴，巧媳妇作不出无米粥。”“省了一把盐，酸了一缸酱。”“白日挨门子吃茶，夜晚点灯儿絮麻。”如此等等，朴实无华，曲尽人情，令人回味。
二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稽诸史册，“三百六十行”云云，不过是近五百年的事。元代以前，有待深考，姑置勿论。从元代的记载看来，当时还没有“三百六十行”的叫法。大剧作家关汉卿的《金线池》第一折谓：“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元末浙江象山的文人汤式写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开头即谓：“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由此可见，元代概称各行各业，是“一百二十行”。到了明代，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至明中叶，经济迅速发展，行业越来越多。据正德《江宁县志》记载，当时江宁县为官府效力的铺行即达104种，而至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相当繁荣，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显然是人们感到再用“一百二十行”来形容，未免太不确切，于是逐步改用“三百六十行”的提法。佚名的剧作《白兔记・投军》则谓：“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从此，“三百六十行”云云，广为流传，经过清代，直至今日，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以清代而论，清中叶有这样一则生动的事例：周焘在任通州知州时，每获一贼即断其脚胫。有一贼甚强项，谓刺史曰：“小的做贼多年，亦颇知读《大清律例》，割脚胫在何条例？”周笑曰：“汝言甚是，唯吾也问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汝在哪一行？”贼口噤，遂割其脚胫。众贼闻之皆逃散，士民感德。（清・钱泳：《履园丛话》卷24）盗贼从来做的是无本生意，且往往还诉诸暴力，当然不在三百六十行之中，实在是其心可诛。但割脚胫显属残忍行为，不足为训。民国三十年，齐如山先生著成《北京三百六十行》一书，近年已由宝文堂书店再版。此书分木工、铁工、铜工、皮革工、器具、物品、纺织服饰、装饰品、食品、文墨、乐器、玩物、游艺、修理旧物、银钱业、娱乐事业、街头小贩等二十几类，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半个世纪前北京的五百四十余种行业，真是称得上洋洋大观了。
三
“开门七件事”与“三百六十行”，不过是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枝一叶而已。但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如果我们能把诸如此类的一枝一叶都逐步基本上研究清楚了，我国古代枝繁叶茂的商业文化的大树，便会重新在我们的眼前临风而立，展现其勃勃生机。遗憾的是，史学界多年来对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多半沿袭前人的老路，很少有人对商业文化作深入、系统的探索。其实，人类自进入文明史阶段，就离不开商业活动，而任何商业活动，总是以一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与千百万人的生活起居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人类――当然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影响最广泛、密切的文化。这里，笔者拟再举商品宣传为例，以管窥古代商品文化的另一角落。
读过《水浒传》的人，很难忘记武松醉打蒋门神，夺回被他霸占的酒店“快活林”的故事。“快活林”三字，通俗易懂，并有几分幽默感，作为酒店的名字，堪称绝妙，颇能吸引顾客，起到了很有效的宣传作用。其实，这倒并非施耐庵的向壁虚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历数园林胜迹，其中有一处便叫“快活林”。不知何时，被人移花接木，用到酒店名称上，后来又写进小说，真是耐人寻味。明中叶后，从城市到乡村，酒店遍国中。大酒店都有考究的酒帘、酒旗，随风摇曳。酒帘一般都置于高处，好让顾客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故又称“酒望子”。财力大的，在酒店前专门竖起一根旗杆，上缚酒帘，如前述“快活林”酒店，便是“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凡此，皆酒广告也。连村间的小酒店，起码也会在“粉壁上写着‘零沽美酒’四字”，“招牌上写着‘家常便饭’”。（明・清水道人：《禅真逸史》第九回）这些形形色色的广告，多半出自民间书法家的手笔。明初大政治家姚广孝的义子姚继，当初在苏州乡下，就曾把他的宝楷挥洒到酒帘上，而为姚广孝所激赏，结下亲缘（参阅拙著《明朝酒文化》第一章第二节《酒的销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当然，实力雄厚的大店家的招牌，是由名流或书法家写的，如北京的“六必居”，便传说是严嵩的手笔，也有人以为是姜立纲所书，存而不论可也。
明代大店铺开张时，礼仪均很隆重，张灯结彩，金匾生辉，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如此大造声势，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扩大店家影响，推销商品。《金瓶梅》第六十回描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那天，大摆酒席，吹拉弹唱，同时柜台上发卖货物，结果当日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的货品。
看来，古人商品宣传的最有影响的形式，是商品广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常熟翁氏旧藏的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描绘明代后期南京市郊商业繁华的景象。其中各种具有广告功能的招牌，最为醒目。在无锡，当人们欢度新年，春灯满街时，几百家铺行搭起彩亭，写明“某铺市某物，内结一球，即悬某物以别之”，人们抬着彩亭满街游行，堪称是商业广告的一次大展览（清王永积：《锡山景物略》卷10）。
我国古代商业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希望有志者重视对它的研究，只要辛勤耕耘，定能五谷丰登。
（摘自《看了明朝就明白》，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