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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你一小时一小时地老去

2007-08-01 16:20:00 来源:书摘 钟伟  我有话说

如果“我”能有将来,那么这将是与“我们”一起拥有的将来,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圈子之中的。

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家庭圈子,包括我的母亲、夫人和孩子,以及其他亲近的家庭成员。我想回忆一下我的父亲,他是在50岁左右得了癌症,当时我大约不到6周岁,大约初春时分,母亲常常和我步行去看望父亲,江

南的春雨和泥泞的田埂,往往使得我最终只是在母亲的拖拽下才能勉强支持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路程,路程的终点是一座桥,穿过桥是医院。父亲卧床不起,不能讲话,同病房的一位病友姓陈――给过我生平第一个“外人”给予的苹果――开心地向我笑。父亲垂危的时候,母亲请人用小船载他回来,准备后事,远在西北的大哥未能及时赶回来,因此父亲是睁着眼睛死去的,清明出殡。

一个人可以这样轻易地离开,父亲的印记,在我心中,是湛蓝月亮下穿着木拖鞋嗒嗒嗒走在江南小镇的青石板路上,手托西瓜的那个汉子,是床脚微微闪烁随时可能熄灭的长明灯,是清明时节田野中大片大片亮黄的油菜花。还有那位陈姓的病友、苹果和笑容。

从此我清楚地知道了我们不过是一个过程,而每一种善意的表达都可能太晚,因此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比亲人更重要。有一段时间,我恍然觉得我是个人物,整天忙忙碌碌,很少和夫人孩子沟通。某一天,夫人对我说,你知道我最熟悉你什么?我说不清,她回答说,你的背影。我终于了解我以为要“成为个人物”,乃是最愚蠢的选择。我常年蜗居墙角面对电脑,因此,夫人孩子显然只能看到我每天十多个小时的背影。开始理解福克纳的话语“人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是可耻的”。

一位朋友这样评论我此文的初稿:“昨天我梦见一个重病的老人无言地微笑。我惧怕生命将逝的那一刻,但却不惧怕自己的生命也在逝去。我又梦到,以为梦是一个平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切才是正常,而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梦。”活着让我们错过,亨利・米勒说,在人类所达到的范围内,我的年轻人,人最终的归属是和他自己结婚。

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我每年写一篇文字送给他,今年我写了“为什么不用尽可能去溺爱你”送给他。

孩子,我天使一样的孩子。

他们教育说,应该A,应该B,应该C,应该D,应该数不清的应该。

没有什么应该,孩子,如果你爱那些,你就去喜爱。

你当所有人对你说的应该,仅仅适用于大小便。

你爱巧克力,那就吃吧,我准备牙膏和牙刷。

你爱冷饮,那就吃吧,我准备好所有的咳嗽药和医疗卡。

你爱火车侠,那就让所有的火车侠排成浩浩荡荡的一列,

让你和我趴在泥地上辉煌地作战,

那些说泥土是肮脏的家伙已经忘了他们的肉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你爱看动画,那么让我们开始无休无止地播放,

关于机器猫,关于小哪吒,和关于猫狗,直到你在我怀里睡去。

上天给了我一生的时间,我不知道哪天,我会永远离开你。

上天给了你一生的时间,我不知道,多少快乐和痛苦你有机会体验。

为什么不用尽可能去溺爱你?你和我的一生,如此的不可知。

孩子,我天使一样的孩子,世上不会有人陪伴你的一生,

你和我不过是上帝允许时,偶然共走一程,

至少在此刻,溺爱你是快乐的。

至少我知道,上天不让我把你今天的快乐,储存到明天给你。

溺爱和再溺爱,孩子,这是我理解的对你的一切,

恣意妄为地一事无成是我以为的最好的人生。

溺爱和再溺爱,即便如此,孩子你也应该知道,

你永远是孤单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爱你。

如果一个人不是一个庸碌的人,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人,那他只能是个愚蠢的人,我常常想,我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因为我深知,那些被依赖的人无权上路流浪,当我向你道别时,身体已是我在人间的唯一遗物。

另一个圈子是朋友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到北京,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支持,至少在经济学这个圈子,是非常开放、竞争和快乐的。这个圈子或者可以细分,一些前辈经济学人,例如陶大镛先生、茅于轼先生等等,往往对后生亲近有加,陶先生是个很优雅和骄傲的人,他本科受郭沫若器重,研究生时得到了王亚南先生的提携,28岁就成为经济学教授,实在有骄傲的资本,他的华彩乐章,是在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坐在马克思当年的座位上,以不足30岁的年纪,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大纲》,作为共和国经济纲领的重要奠基文献。他的低潮,在四十多岁壮年时,在清理下水道和厕所中度过。从这种起伏上,我清晰地知道了一些道理:在污水池里,鱼儿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内心在洁净的宇宙灵动不歇。陶先生的优雅,在于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绅士的衣着、姿态和语调,偶尔要上洗手间也会在谈话暂停的片刻,才说一句“Wait a moment,I need to refresh”,先生的性格有些像至弱却至强的水,随物赋形,丝毫不沉滞。我也接触到一些海归拿腔捏调,但绅士是骨子里的,装不来。期间的差异,在于伪装是一种希望得到什么的恐惧;而率真是一种无所谓失去的安然。

一些同辈学友,那就十分有趣,你很难相信,在北京迄今还有这样一帮人,他们穿越半个北京城聚会,不是挣什么钱,而是为了讨论纯粹务虚的学术问题。当然,我们大多年过而立,需要钱,至少我不把贫困当作美德,这个繁华世界能给予我的一切,我都想尝试,上帝不会派另一个我,享受我这一生应得的恩典。前几年,我写了一则小文,叫做“经济学人的飘一代”,说明我们没有心灵的故乡,在异地飘来飘去,结果我们就真的成为旁人眼中的“飘一代”了。

更年轻一些的学人,常常令我们嫉妒,年长的有辉煌的轨迹在他们身后,年轻的有光彩的红地毯在他们前头,而我们两手空空。中国人对朋友的要求太高,但所谓“流品”、“薄浮”之类的事情我从不考虑,我也不以为君子以善相成,朋党以恶相济,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要求另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必须符合自己的内心,我们不过在人生偶然的机会相逢。

做经济学人并非一个好的选择,通常除了睡眠外90%是面对电脑和书籍,其余10%是光鲜地面对公众。我的朋友采宜引用过张爱玲的话,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我想这些虱子迟早要把袍子咬得千疮百孔,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走了,毫无痕迹地告别,是最后的平等,也是最后的自由。人过中年,越来越多曾经在我生活中嬉笑怒骂的朋友,成为偶尔在记忆中唤起的奇怪的口音,或者奇怪的地名,或者记事本上的一串不再拨动的电话号码,连他们的名字和容貌,都渐渐模糊不清。

死者已矣,生者已歌。朋友圈子比家庭圈子更飘忽的,是你不在了,而圈子依然完好无损。

最后一个圈子是我的一些异性朋友。男人和男人之间有至为深厚的感情,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某种微妙的感情,而女人和女人之间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情。男女之间,并非单纯的欲或爱可以概括。女性的好处,在于她们感觉不到亨利・米勒所形容的那种痛苦。

男女之间,一位朋友喜欢胡兰成,我就姑且偷懒,看他在《今生今世》中如何阐述男女圈子和家庭圈子的味道:

世上唯中国文明,恩是知己怨是亲。小弁之怨亲亲也,而男女之际称冤家,其实是心里亲得无比,所以汉民族出来的《昭君怨》,及王昌龄的《西宫怨》,李白的《玉阶怨》,皆为西洋文学自希腊以来所无。而恩是知己,更因亲才有。那漂母,不过是请韩信吃了饭,并非救了他的性命,脱了他的大难,但漂母待他的这份意思,无须热情夸张,亦已使韩信感激,至于男女之际,中国人不说是肉体关系,或接触圣体,或生命的大飞跃的狂喜,而说是肌肤之亲,亲所以生感激,“一夜夫妻百世恩”,这句常言西洋人听了是简直不能想像。西洋人感谢上帝,而无人世之亲,故有复仇而无报恩,无《白蛇传》那样伟大的报恩故事,且连怨亦是亲,更唯中国人才有。而我现在亡命,即不靠的朋党救护,亦非如佛经里说的“依于善人”,而是依于亲人。

在胡兰成看来,朋友圈子(也就是朋党)是你需要它,它超然物外并不需要你;男女圈子,欣赏生命之美好者寥寥,大多不过欲海浮沉,留去皮囊;毕竟只有家庭圈子是靠得住的。来自尘土,毕竟要归于尘土。所以有的时候,美丽的姑娘,我不会忘记――我不能够知道和无必要知道你会不会忘记――在一些年轻的时光,我曾经为你,在有露水的石凳上,用透明的内心坐到天明。

好了,关于圈子到了结束的时候,她会爱他吗?她会短暂或者恒久地爱他吗?她会如火或如冰般爱他吗?她会今生或来世爱他吗?他曾经对她说:“我看你一小时一小时地老去。我知道在你老去的时候,你会淡忘这一切,而我内心的爱从未停歇。我会对你说你我的故事,而衰迈的你恍然以为是旁人的故事。安琪儿,爱是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无止息。”

(摘自《水墨流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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