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经说过，同一句话，从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与从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意义是不一样的。我想，此话也可以用在阅读经验上，在深涉世事、读书更广更多之后，再重读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往往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蓦然发现，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的，现在顿有恍然大悟之感
近三十年前，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从分析哲学到存在主义，从逻辑经验主义到结构主义，从科学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要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他认为，要理解一本著作的精神实质，不能单凭感性直观把原文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简单地满足于字面上的比较对照，而是要把原文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深入分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联系，从字里行间去把握它的内在联系，并且要特别注意文中那些无意中出现的疏漏和缺失。这种阅读方法与精神分析方法一脉相承，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从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分开的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等论述时，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琐屑。
现在，我以历史研究为业已经二十多年，痛感当前值得警惕的“学风”之一，是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仅仅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和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使我感到这种“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所以，这几年我甚至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填空”。
最近，当我想把“透过文本”或“文本之后”的观点进一步学理化、学术化时，三十年前读过的、几乎已被我忘记的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他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我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的“学术批评”中，其实饱含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著、译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