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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自觉

2007-09-01 16:51:00 来源:书摘 郑也夫  我有话说

郑也夫

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那时我上初中三年级。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在东

北农场中度过的。当时身体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个囚徒一样。我感觉生活中有很多荒诞的地方,成问题的地方,但是我们领受到的教导是没有问题,形势大好。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已经乱了套了,而媒体上总说“形势大好”,还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我觉得包围着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谎言、诳语。我在和它们冲撞当中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下面我就从分析两条实为诳语的答案,作为我的演讲。

第一条诳语实在是小小不言的事情。我曾问过一位职业下围棋的人:围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围棋就是围棋。”他挺聪明的,他知道有陷阱等着呢,他不往里跳。我要说的诳语是什么呢?就是围棋是体育。

围棋怎么是体育呢?围棋是智育啊。有人可能会说围棋怎么不是体育?体能不足就发挥不好呀?老聂后来老走昏招就是因为体力不成,围棋不仅斗智,也斗力。我要反问,哪一项智力活动不消耗体力,不以体力为基础?再说,哪一项体育活动不需要智力做基础?没有一点智力能从事体育活动吗?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判断哪项活动是智力竞赛,哪项是体力竞赛。我相信同学们不会和我争论,但可能会问: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不错,这是小事。孟子说了:弈,小术也。但这关乎思想方法,如果思想方法出了岔子,会出大问题的。

我们政治上曾经流行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相当于自问“我是谁”。我充分理解政治领导人提出这一口号时的善意:将知识分子从原来尴尬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我充分理解这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答案勉强了一点。这个答案当时在政治上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答案中的问题将影响我们理解知识分子,为以后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我们甚至今天还在重复这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再重复就滑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工人阶级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呢?如此混淆智力工作和体力工作,不是乱套了吗?

我要分析的第二个答案兼诳语,就是“科学是生产力”。我在科技大学和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有特别的意义了。生产力的主要部分是科学吗?科学的内容都能构成生产力吗?科学中有很多东西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有很多成分不是由科学构成的。甚至科学的主要成分不是生产力,都是有可能的。对生产力而言,可以和科学类比的是技术。构成生产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中的很多内容构不成生产力。陈省身先生做过一个演讲,他开篇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欧氏几何里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即空间当中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且只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在欧几里德提出空间中的这种可能性后,人类在现实中――无论是矿物的结晶还是生命体,从未见过正二十面体,只看见过其他四种正多面体。在欧几里德去世两千年后,人类在自然界中才发现了这样形状的东西。无论它有用没用,总算遇上了,有用成为可能了。大家知道现实中的那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吗?就是SARS病毒。只不过它经变异每个面上长出了冠状的东西。陈省身接着说,多数数学知识当下不能成为生产力。物理学和化学使用的数学知识是一二百年以前的数学成果。有些数学成果一两百年后才变成了生产力,有些已经上千年了,却依然没有变成生产力。起码,它的产生和应用之间有一个时间跨度。而有些数学知识可能永远也转化不成生产力,但它可以服务于学科本身,帮助该学科内其他研究者有所发现,而后者的成果或许将来被用于实践。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化身,当初因为什么研究科学?因为好奇心,并不是因为要为人类造福。他的动机是安置自己的兴趣。这不够高尚吗?这和为人类造福同样高尚。因为人类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类有巨大的好奇心。人类要解释很多不明白的东西,科学家就是要代表人们去弄清这些未知的事物。不能人人都去做这事,但是可以将智力最高的人养起来,去做这事情。我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仅满足于吃喝,我们还有巨大的好奇心。我们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物种,我们不是大在个子上,不是大在体重上,而是大在“心上”,我们的野心很大,愿望很大,我们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科学家是我们人类的代表。他岂是在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我们有心无力,但我们需要我们中的出色人物去帮助我们回答那些未知的事物。

所以,说“科学是生产力”就轻视了科学中很多无用的东西,而有些无用的东西最后对我们帮助最大。科学不是急功近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这是科学的本质特征。立竿见影的是技术。“科学是生产力”,这个命题本身不够完美,其中的部分如果加强,会把我们带入误区。多年前,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五四座谈会,一个青年人很愤青地说:我们学校里的很多教学内容太不实用了。我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们的很多系,比如考古系,还有什么梵文,算一算北大有多少这样的学科,都可以扫地出门。我们要知道那么多祖宗的事情干什么?多一半历史学都可以踢出去了。最后大学能留下多少东西?最后我们的精神世界会变得非常渺小,很可怜了,不能称其为人类了。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古代是政治和宗教权威给别的群体定性;男权社会,女人由男人定性,三从四德。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自我意识觉醒了。很多群体不再满足于别人――强势群体、强势性别――给自己定性。很多群体都在觉醒。而其中第一个开始觉醒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能最先觉醒,是因为一个先知点拨了他们,这就是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个绝对的划时代的人物出场了,他告诉工人:你们不是他们规定的某种东西,你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你们在此一社会制度下受压迫,但你们肩负着使命,要解放全人类,打碎的只是锁链。他唤起了工人们的觉醒。马克思说得对不对?说得对,说出了很多真理。马克思站在社会一种趋势、一种走向的最前沿。现在每个群体都在觉醒,不是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晚些时候,妇女开始觉醒了。再以后青年出场了。他们说,为什么我爸爸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已经不是无知少年了,我是青年了。不光是我们的性质不由你们定,我们两代人对外界的很多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发型问题,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这种种对峙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只有一点不好解释,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直觉醒不了,一直服服帖帖,您说我是这个,我一定记住,好好做,洗心革面。为什么这样?他们不是搞话语的人吗?为什么没有自我意识?这是一个非常费解的小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来得这样慢?因为当他们即将发育出自我意识的时候,抬头一看,眼前矗立着一个极其高大的解释系统,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在这个解释系统当中,核心词是阶级,而知识分子不是阶级。《共产党宣言》的前一部分就是在讴歌资产阶级,以后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边缘人,充其量为别人敲边鼓。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世界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传入中国后,被通俗化为皮毛理论。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口号一宣讲,打掉了知识分子身上最后一点傲气,我们是附属物。

我至今承认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是解释社会的各个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系统,但我要说,解释社会和历史,光靠着一个系统是远不完美的,无法充分解释的。它有它的盲区和黑洞。阶级斗争学说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阶级,但它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

阶级斗争学说强调了经济和政治,特别是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功能,轻视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功能。说文化无足轻重,行吗?绝对不行。如果这样,我们的大学可以不办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搞文化传承的。文化传承要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大学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比政府还要大。政府的功能太大了,但那是当下,长远地看,没有大学大。政府的影响强度大,但时间短。大学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影响整整下一代人。比较而言,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不那么重视文化和知识阶层。这是这个解释系统里的盲点和缺陷。我高度尊重这个解释系统,这是近代的、抛开神权后的第一个解释系统。但是同任何解释系统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盲点。

阶级学说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批判是,在革命的时代,政治家在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时,认为知识分子不坚定、不可靠,总处于犹豫状态。我想为犹豫辩护一下。犹豫怎么来的?它产生于怀疑。怀疑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科学的特征,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精神。想得越多,想得越深的人,越容易犹豫。想得少,没有参照系,信息少,往往比较坚定。生物学家做了个实验,把鱼的大脑的一部分切掉,对它的身体没有任何妨碍,这种鱼游走时更坚定,走入一些危险地带时毫不犹豫。我们所受的科学训练,使得我们考虑问题时总要去怀疑前人的解释,寻求比前人更加完美的解答,而完美的解答谈何容易?我们没有皈依一个解释、一个答案。搞科学的人能这么说吗,说我经过深入学习皈依牛顿了,皈依爱因斯坦,爱翁会给你一记耳光。他会说,这是对他最大的污蔑,他不是教主。搞科学的人精神处于悬置状态,没有去信奉什么,将自己放在一个未定的状态中,不断思考自己的前提,为“绝对”打上问号。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必要基础,是科学的本质。这种悬置状态是很特殊的状态,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的人希望很多东西都是确定的,愿意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他们不能忍受讨论了半天还没有答案。还有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忍受不确定性。其实,我们一生当中,不是每段时期都是一样的。同学们的这段时期,是最不愿意接受现成答案的。你们处于智力的狂飙期,疯狂的阶段。这是天赋,多数人青少年时期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有好处。这样经过左顾右盼,经过摇摆,经过思考,拓宽了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认识基础。到了成年,变得比较确定了。可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白过,那段时间为你的智力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座。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团,过共产主义生活,离开主流的、等级的社会,很叛逆,到了三十几岁,很多人成了白领,成了律师,循规蹈矩,变得判若两人,你无法相信他们当年去搞公社。这就是人年龄变化的典型例子。多数人都要变的。青年是比较疯狂的,成年时老成了。社会是由青年、成年、老年人所组成的。青年人贡献很大,但青年人也很可怕,特别是当青年人可以支配这个社会时,是很可怕的。青年人看问题很疯狂,很激烈,易于冲动,做起事来有些理想主义,果断、决绝。青年人给世界酿成了很多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不乏优秀青年,有理想且有牺牲精神。最典型的是日本青年军官,他们反腐败,将腐败的老官僚杀掉,暗杀首领等等。起步的时候是什么?是理想主义,是反腐败,是拯救民族,最终给亚洲带来了灾难,给自己民族也带来了灾难。那时候很多老年的政治家不愿那么做。所以,社会需要不同年龄的平衡,激进和保守的平衡。

不同年龄段是不同的,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到了中年后思想趋于稳定,只有一小撮人终生保持不确定状态,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大学,因为他们可以被青年人包围着,这些年轻人正处于“半疯”状态,而知识分子终生都是半疯的。在大学里,知识分子不被认为是“怪物”,但在车间,在菜市场,他们会被认为“有毛病”,在世俗中他们是怪物。我和一位美籍华裔心理学家交流过这种感受,我们享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只能待在大学里,我们考虑的问题难与外人道,除了大学里的同仁和学生,外面的人听了我们的问题一定不想说什么了,以为碰到了病人。但学生们听了我们的思考,还挺钦佩老师的观点。你说,我们还能去别的地方吗?其实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些人固守一些观念,还有些人富于怀疑精神。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的人,但不能人人都这样。

  答同学提问

问:你说你年轻时有囚徒困境的感觉,什么时候摆脱了这个感觉?成熟起来,标志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我感觉这里在将我培养成一个技工。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使我们不被培养成技工?

答: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不自信的,面对的都是享有巨大政治资源的话语,怀疑它们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再说也确实有危险。所以当初交换思想是在极其稀少的一两个人间进行的,像密谈、搞特务工作一样。其实就是交换思想。那段记忆真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思想是在那种状态下发育的。久而久之,此消彼长。我们的思想在壮大,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成问题,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些问题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熟了。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缺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是脆弱的。只有后者,最终会走向浅薄。只有前者,探索社会问题时往往动力不够充沛。

吴清源一生带的弟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弟子是林海峰。吴最初就对林说:现代围棋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有一些秘诀,除了弟子学不到。现在拜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没有棋谱是保密的,都是公告天下的。因此,现在拜师没有古代那样要紧。古代如果你没有跟随毕达哥拉斯,就不知道他们派别的东西,就真的相差很多。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学问是共享的,那些思想资源、人格资源就在前面,没有边界。这些人有的是古人,有的是洋人,不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就一定比你有优势。环境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资源更多。越是读劣质的书,自己就越矮化,读伟大的、经典的著作,自己就升高,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每一次选择。要打大鱼,不打小鱼小虾。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么题目,把钱给他,他的研究不会差的,但是人家坚持不给。我认为,要评上就要托很多人。这事我做不来。有的人我本来就没看上,更不会求他帮忙。第二个原因,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有些调查需要资金,但是没钱可以做没钱的活。科研很微妙,和做工完全不同,重要的是选题。题目不是一上来就能选好的,需要推敲,有时要掂量很久。如果申请到了资金,也就约束了自己,不能再换题目了。我这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兴趣。昨天愿意干,明天不愿干了,就不干,没有钱有自由。他们有了基金,不能随意变换。阎云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活做得好,什么原因?我说,活一般,您恭维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是的,没项目、没钱,但我有自由。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自由。给钱,给个观点,让我做,没门。在自由的前提下,有钱很好。不自由,有钱,不行,绝对不行。我比很多人幸运得多,我保留住我的兴趣和自由。

问: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发挥出费边社那样的影响?

答:有一些人在这样做。北京的天则研究所似乎是中国最像费边社的。我希望他们坚持按照这个路数走下去,也就是坚持和政府合作,同时保留自己独立的立场。费边社的一个观点是,你有一个好想法,对方是可能接受的,不要认定对方保守、反动。当然费边社存在的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其中很多人是贵族出身,和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条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

  (本文为作者2005年6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因篇幅所限,摘编时有较多删节。)

(摘自《抵抗通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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