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某地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基本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加上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使
得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入严重的环境污染之中。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本来局限于城市的污染迅速向农村蔓延，形成了举国环境恶化的态势。
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但“发展”意味着什么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思考。大家想得比较多的是怎样搞“发展”，怎样大搞快搞“发展”，各式各样的“发展”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发展”本身意味着什么想得不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来不及想这个问题。
发展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老子讲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前几阶段讲的确实是“发展”的道理。不过，他强调最终要“反”（返），要周而复始。单纯的线性发展不合“道”理。循环是自然的基本模式：日出日落，潮起潮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从早上算起，太阳越升越高，地面气温越来越高，呈现线性发展的局面，但这个局面并不持久，太阳并不是越升越高，没完没了，地面气温也不是越来越高，没完没了。太阳终要落下，气温终要下降，为下一天的上升再做准备。
可见发展只是循环的一个部分，它从属于“循环”这个宇宙间的大“道”理。把“发展”夸大，一味地线性推进，超越了“循环”为它规定的“度”，则将对整个循环事业构成威胁。生命也是一个循环。从大的方面讲，生生死死构成循环，“死亡”乃是生命的一个形态。正因为生死相因，才令物种不灭，人类不灭。从个体的方面讲，人有生长时期，有鼎盛时期，也有衰老时期。从一个胚胎开始，发展率先成为主旋律，人体越长越大，体能越来越强。但这个“发展”时期并不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人到中年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候还想继续早先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如果刻意求之，则会有生命危险。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追求人体体能的无尽的“发展”，已经酿成而且会继续酿成悲剧。它的口号“更高更快更强”显示了这个时代“发展至上”的主题。我记得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在谈到跳高纪录不断地被刷新之后，总是暗示这个纪录还能突破。如果你光是回顾短短百年的奥运史，那的确可以见到一幅跳高纪录线性增长的景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忘了，人这种体能极其有限的动物在地球引力的牵制下所能跳起的高度肯定是有极限的。跳高纪录再怎么刷新，人总不能像某些神功里所说的那样跳起十米、一百米高吧。人类体能总有极限，可是奥运会却鼓励人们不断向这个极限挑战，鼓励跨越这个极限。开始的时候，运动员的体能尚有许多余地，这种挑战确有成绩，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效益递减”。可是奥运机器已经开动，“更高更快更强”的旗帜已经祭起，怎么办？只有动用那些助“发展”助“增长”的药物了。这恐怕就是像兴奋剂之类一再被引入体坛而且无法根绝的根本原因。人们也许不难发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全人类的健身运动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它完全受制于“发展主义”的逻辑，在生产一堆金牌的同时，生产了一堆身体有严重缺陷的金牌明星。当然，它确实是当代工业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所谓的体育产（工）业。
无“度”的发展主义就是癌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癌症”意味着“没治”。其实，癌症的生理学含义是细胞增殖失控，即某些局部的细胞组织疯狂地、无休止地增殖、分化和“发展”，抑制不住。可见，无度的“发展”才是癌症的本质。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其生长和“发展”遵循机体固有的增殖规则，它均衡、有度，但某些细胞的增殖失控，就会长瘤、令机体致癌。地球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某种单一的因素极度膨胀，无法抑制，使整体的平衡打破，则机体就生病。如此观之，现在的“全球化”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它究竟意味着癌症早期还是晚期，还不好说。
现代性也创造了一套关于“生存”与“发展”的话语。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中，似乎生存是个底线，而发展总是对生存进行“锦上添花”。此看法远没有看出“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的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发展就反过来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存在（生存）为了展开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总是要有所绽出，但每一次绽出都必得以对存在本身的持守为前提。对存在本身的持守并不是对某种“东西”的执著，因为“存在”并不是某种东西，相反，持守存在本身不过是指在绽出的同时保留回溯的可能性，即能“返”。一味地绽出，则使存在本身沦于被遗忘，从而使绽出作为存在的显示本身丧失了根据。发展是一种绽出，它必须受制于生存（存在），作为生存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相反。无度的发展主义，必导致对生存（存在）的彻底遗忘。“生存”被置之度外，这是发展主义的必然结果。
发展有度，有临界点，越出度，接近或超过临界点，就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个“度”既包括规模也包括速度。地球生态系统有一定的吐故纳新、自我修复的能力，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排放废物和垃圾，她可以消化接受，超出她的能力，就会损害大地生态系统（盖娅），破坏生态平衡，引发生态灾难。此外，盖娅是一个处在进化之中的具有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其生命循环有一定的节律和周期，顺从其节律，在其周期之内的吞吐行为能够被她消化，过快过速的变异则不能纳入其大循环之中。曾有人设想，按照进化的原则，我们人类可以适应被我们自己大量污染了的环境。也许若干年后，今日被视为污染了的空气和水到那时就是洁净和正常的了，而今日所谓洁净的空气和水却成了毒素，就像地球生命系统进化的早期，氧气这种今天的“养命”之气对当时的生物“厌氧菌”来说就是毒气一样。这个设想抽象地来看是可能的，但只要考虑一下生命进化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它就是荒谬的。地球大气由还原大气变成氧化大气花了几十亿年，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适应今天的大气和水体环境也花了数千万年。工业化文明改变大气和水体环境却只花了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要让人类以及其他生物“适者生存”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发展”太快，人类所系的地球生态系统来不及适应，就可能被进化给淘汰了。
在临界点附近，生存与发展已然冲突。“生存”还是“发展”，这是一个问题。
不同的生态系统有不同的临界点。对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而言，这样的临界点与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有关，与臭氧层空洞有关，与物种的大量灭绝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有关。这个临界点关涉的是整个人类甚至全部现存物种的安全，可能离我们还远一些，但也不是太远。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对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小生态系统而言，这样的临界点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沙漠化和干旱有关，与大气环境质量有关，与水体污染有关，与二氧化硫的过量排放造成的酸雨有关，与有毒（微毒或剧毒、短效毒或长效毒）化学品及有害废物的扩散有关。这些局部生态系统的临界点离我们非常之近，一旦达到或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生态灾难。就我国的生态系统而言，已不再是未来的、长远的可能性，而是眼前的现实。
先看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号称地大物博，但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覆盖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十三多。近一半的国土水资源贫乏：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四十五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四百毫米以下，蒸发远过降雨；占全国耕地总数40％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全国的6.6％。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将黄河流域的植被破坏殆尽，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文明终于跨越了其生态临界点。今日黄河流域频繁的旱灾洪灾，就是这一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表现。宋代以后长江流域开始遭受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上游毁林开荒，下游围湖垦田，今日长江水患也显示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已遭受致命打击，有重蹈黄河文明之覆辙的趋势。总的来看，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不大经得起折腾。特别要命的是，我们还“人口众多”，而且会越来越多，生态系统随时都可能不堪重负。这样的生态状况，真可以说危如累卵，千钧一发。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没有像玛雅文明那样消失已是万幸，天不亡我，当好自为之。
再看环境污染。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基本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加上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使得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入严重的环境污染之中。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本来局限于城市的污染迅速向农村蔓延，形成了举国环境恶化的态势。举淮河流域为例。当地民谣唱道：“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只用了十年，淮河流域就迅速越出了环境临界点。两岸三公里内的浅层地下水全被污染，用那里的井水浇菜菜死，人喝了生病，生出来的孩子怪胎多。这样的恶性污染水系不止淮河一处，辽河、海河、太湖、巢湖和滇池（所谓三河三湖）都是工业污染的重灾区，都达到甚至超过临界点。与河流污染相媲美的还有海洋污染，以渤海为最。由于沿渤海地区大力“发展”高污染工业，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已经到了临界点。而且渤海相对封闭，自我修复和更新能力有限，海洋专家认为，照现在这样的污染规模和速度，我们很快就能够把渤海变成一个死海。等到渤海成了死海，再要将其救活，起码需要三百年。
但发展仍是我们的主旋律，发展主义仍然弥漫在今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城市搞发展，城区规模越搞越大，却不知尚有多少水资源可供利用。古城西安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城区大面积
沉降，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大雁塔下沉一千一百九十八毫米，倾斜一千多毫米，明代钟楼下陷三百九十九毫米，基座开裂，以致人们担心古城西安会成为古楼兰的翻版。农民搞发展，化肥农药狂施滥用，但求增产高产，却不知包括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的有些食物中有害物质含量都已经超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标准。全民致富的号角已经吹响，发财的欲望已经被煽动起来，但相应的制约措施未及时到位，“度”的理性未能控制住“发展”的热情。经济学家们到处为“大干快上”出主意，即使意识到了环境问题，也是以可持续“发展”应付，涉及生态问题的，就讲生态“效益”。总之还是“发展”，还是“效益”。他们说，生态问题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后现代的问题，我们眼前要紧的是发展。殊不知，就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国情而言，生存才是头等大事，一切发展研究都必须围绕这个头等大事而展开。
现在的许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副豁出生存搞发展的架势，不管不顾地向生态和环境的临界点冲刺，只要有效益和经济增长就行。因为发展主义甚至在理论界都没有引起反思。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又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令人担心的倒是，沉迷于发展主义的美梦中的人们，亡羊亦不补牢，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摘自《改革：反思与推进》，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定价：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