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吴敬琏

2007-09-01 14:45:00　来源：书摘　吴晓莲　我有话说

爸走向成熟

念语录救夫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妈妈周南比我爸爸吴敬琏先受到冲击，因为她在幼儿园里是当权派，而爸爸在经济研究所只是一个研

究人员。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周南和吴敬琏这两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都积极投入了其中。周南在北师大幼儿园里请大家帮助她革命，开始时，大家给她提的一些意见，她还能尽量说服自己去接受，等到“走资派”的名字叫出来，她发现自己不可能接受了，她甚至开始后悔当初让人帮她“革命”，结果是引火烧身。

周南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部，她有研究生毕业水平的幼儿教育学历，而师大幼儿园也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它是教育系的附属实验幼儿园，她调来北京之前，在南京师大教育系和实验幼儿园的工作是得到系领导大力肯定和支持的。她到北京师大幼儿园当园长后，仍然和从前一样，一边做行政工作，一边搞幼教实验，没想到，这倒成了她的“罪状”。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原来在南京师大幼儿园兼任园长时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中居然有人跑到北京来贴她的大字报，与本地的“造反派”们联合批判她，说她当年在南京就是抓幼教实验的“修正主义分子”，说她走白专道路“十八级台风都刮不回头”。这些话现在听来像是表扬，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还真是有些人带着极大痛恨说出的恶语中伤。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在南长街奶奶家住了两个月，那期间有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去那里看过她。虽然那是“文革”前三年的事了，但她们还记得那幢房子，“文革”开始后，在有些人的眼里，那幢房子简直就是“走资派”的实证，于是十几个人押着周南从北师大走到南长街去给她“革命”，一位以前曾经将自己做的布鞋送给周南的人，因为自己“出身好”，那天突发“阶级觉悟”，指着周南大骂她压迫劳动人民。更倒霉的是，周南被幼儿园的“造反派”押到南长街去批斗的那天，正好碰上去抄爷爷奶奶家的红卫兵，那些红卫兵更是疯狂，抓住周南动手就打，而且将她的头发剃掉了一半，然后，又由幼儿园的“造反派”把被剃阴阳头的她带回师大去接着批斗。

周南被剃了阴阳头，就等于头上顶了个“我是反革命走资派”的招牌，上下班在校园里走的时候，都会碰到不懂事的孩子拿石头砍她，有几次把她的背后砍得青紫，晚上回家后丈夫用酒给她搓揉。

从那时起，周南在心里很难再接受那种所谓的革命了。虽然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还认不清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的直觉告诉她，“革命”革到了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了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那次剃阴阳头的侮辱使她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当时北师大那幢九层高的主楼，经常有人跳楼自杀，周南的一些朋友担心她也可能挺不住而走上轻生的路。这时候，丈夫吴敬琏拿出了红宝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吴敬琏给周南念着，又让周南跟他一起念，一遍又一遍。他还鼓励她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坚强起来。周南后来说，这个跟吴敬琏一起“念语录”的办法，的确帮她渡过了难关。

我听着妈妈的回忆，觉得那个时代的一切是多么地匪夷所思！我想笑我爸爸的虔诚，又想哭我妈妈的屈辱，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秃着半边头的女人，在丈夫的带领下嘴里反反复复地铮铮有词。这让我想起了国外的一项研究说，对于身患不治之症的人来说，祈祷是非常有益的，而祈祷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关系。有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心灵寄托的作用，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口中反复地念念有词这件事本身，就有一种镇定神经系统的作用，不管是念什么词，比如我在美国教许多信仰基督教的人念印度瑜伽经，还是能达到静心安神、有益健康的作用。当然，心诚则更灵，所以我能够想象，反复地念语录，帮我妈妈挺了过来。

但是，“文革”中匪夷所思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干校苦乐记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被连锅端，全部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我说“干校苦乐记”，是对我爸爸来说，干活的时间是快乐的。首先，虽说快40岁的人了，也已经历了不少政治的风风雨雨，但吴敬琏以他特有的纯粹，诚心实意地相信去干校是必要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干部接受锻炼等等也都是必要的，他甚至做好了长期接受“再教育”，再也不回北京的准备。

他不但信仰纯粹，而且特别喜欢劳动，也特别会劳动。经济所的知识分子们一到干校就动手给自己盖房子，吴敬琏从小工干起，和泥推土，然后做起了瓦工。他的战友周叔莲后来告诉我，砌墙最难的是拐弯的地方，别人不会，但吴敬琏会。房子盖好后要接电，吴敬琏从学习《电工守则》开始，因为基本原理掌握得好，实际操作时，他的活干得安全可靠。接着他又研究起了木工。从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带回来了一套硬木的长、中、短刨子，还给我示范过怎么用。但那时我不知道，这一套刨子是他在干校时自己做的。

几十年后我爸爸还颇为得意地跟我说：“我在干校，小工、瓦工、电工、木工、什么工都试过了，结果觉得自己还可以。”看来他是把“五七干校”当成他当年巴蜀小学“头脑是科学的，身手是劳工的”校训实践地了，并且自得其乐。

那么，干校的“苦”来自哪儿呢？当然不是来自劳动，我爸爸说：“在干校里，劳动也是一种权利。”而吴敬琏劳动的权利很快就被剥夺了。干校也和全国一样，阶级斗争一天也没停过。他们刚到干校不久，就已经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身边一个又一个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吴敬琏所在的七连里，办案组用逼供信的手段，让这帮知识分子人咬人――先打一个，再让他交待出下一个。其实根本没人能说得清“五一六分子”的标准是什么。

1970年底，吴敬琏因为议论过康生（倒是证据确凿）被揪了出来。加上他在拒绝认罪和拒绝咬人时态度强硬，就被送进了专为各式“反革命分子”办的劳改队。与原来同连队的“革命群众”虽然仍然同住在一间房里，却不准交往，干活时也分开了。到后来，干脆什么活也不让他干了，整天不是挨批斗就是在一个牛棚里等候批斗。

自从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管制起来后，回家探亲的权利也没有了，所以我爸爸从1969年下去到1972年上来，中间从没有回过家。其间我妈妈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1970年北师大要妈妈去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她坚持要在下去之前到河南去看一次丈夫，但是没有被批准。她当时心里完全没底，因为没人知道这一下去，何时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一家人可能从此永远天南海北，所以她怎么也要想办法在去山西之前与丈夫见上一面，商量一下家里今后的事情。于是，她对“军宣队”说她牙坏了，需要几天时间在北京补牙，然后就直奔河南息县去看我爸爸。1971年她又利用自己干校放假的时间，到爸爸干校的新址河南明港去看过他一次。当时管我爸爸的“军宣队”见“反革命”居然还有家属来看访，对她就不太客气，而社科学部的老熟人们也不敢跟她打招呼，只有周叔莲和夫人彭韵倩悄悄地跟她说过话。

成熟的爸

顾准临终前嘱咐吴敬琏“守时待机”，但是至于什么时候“机”才会出现，当时他们两人心里都没底。顾准走了两年之后，这个“机”竟然奇迹般真的被“待”来了。1976年10月的一天，吴敬琏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走着，得知“四人帮”被逮捕了。12月，他参加了由他的老师于光远发起的如何在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策划，从那时起，以致整个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吴敬琏发表文章的高产期。他在“文革”后期所读的书、所做的探讨和思考一下子有了出口，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写文章。

他在那个时期的文章，有许多是与周叔莲合写的，有时还与另一个作者汪海波合著，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周叔莲家住“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离吴敬琏的母亲家很近，周末吴敬琏回母亲家时，他时常过来两人一起讨论。我和妹妹对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记得他跟我们说过话。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比我爸爸更书呆子的人，一门心思就是经济学，进了我们家的门，便目不斜视地到爸爸房间去，坐下来就开谈。他们俩不面谈的时候就通电话，那时候住家很少有电话，吴敬琏也只有在母亲家的时候，才用那里的电话，长时间与周叔莲谈他们的稿子。几十年后，周叔叔跟我说，当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韵倩的办公室里跟吴敬琏通话的。周末办公室里没人，正好他可以几小时地跟吴敬琏讨论。

吴敬琏的写作，多数是在我们北师大的家里进行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楼14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里的全部家当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铺，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张桌子间夹着钢琴，铺边一只五屉柜，两只木凳，两只折叠凳，一把椅子和一个小马扎。1976年后，我和妹妹开始学习文化啦！那对我们倒不一定是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从那时起，每天放学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两张桌子。爸爸写作的固定位置是双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垫了一块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盘，稿纸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马扎上，勾着头在那里，写出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来讲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写出了严重的颈椎病。奶奶最心疼他，当时就跟我说：“你爸爸整天在那儿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断。”

当然，我和妹妹也不总是占着桌子学习，因为我们每天不得不练琴。她拉小提琴，我弹钢琴，居然常常在同一时间里各练各的，杀鸡宰鸭一般。可我父母就是情愿把他们自己沉浸在如此噪音之中，还是坚持要我们学琴练琴，而爸爸的脑子不知是什么特殊材料的脑子，耳朵和神经受着如此刺激，思想居然可以源源不断地由一支圆珠笔转变成激扬的文字。

从后来出版的吴敬琏集子里可以看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所写的文章，涉及的方面非常广，包括按劳分配、批判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商品经济、企业经营机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大寨问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

　　不惑的爸

吴敬琏的不惑之年？他岂有不惑。他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做讲演、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快78岁的老人，不思养老，勤恳得让比他小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而且怎么劝都劝不住。再说，他这些年来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又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所以，我看他还是“惑”得厉害。

但在知天命之后，情况还是有一点不同了。有一次我问他：这些年里你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为什么不退缩呢？他说：这个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呢，因为自己并没有一个很成型的想法，所以一碰到政治运动，首先就先怀疑自己可能错了。现在脑子比较清楚了，比如，现在我心里清楚是争论的对方错了，而且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我猜测：过去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是不是因为政治压力所迫？他说：

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一套完整的东西，因为你的基本体系跟他们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有一些想法离开了原来体系，所以一遭到批评，你就会觉得：“哦，我的想法大概错了，出轨了，应该回到‘正轨’上去。”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害怕挨整。后面这一点也有变化，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那么多次，反正不过如此吧。

这样看来，吴敬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智者不惑了。

他不惑，可是我惑。他的行为令我这个崇尚“无为而治”的后现代人大惑不解：他这是图什么呀？

就这个问题，我跟我爸爸闲谈过两次，都因为我们俩的世界观不同，所以觉得词不达意。后来我决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问他。我是这样开始发问的：“一般来说，‘名’和‘利’是很多人做事的动机。‘利’这一方面我知道您是没有奢求的，那么‘名’呢？您是不是图名呢？”

我这边才说着，我妈妈在那边已经又瞪眼又摇头了，于是我赶紧解释：“‘名’，不一定是坏事，特别是当您把‘名’和‘私利’这两件事分开以后。您是不是追求‘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中国市场经济的举旗人’这种名分？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事业上追求功成名就，就如同他创造了一个孩子。那么，您觉不觉得您成为一个名人，象征着您没有在这个世界白走一趟，百年之后，它仍是您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个记号呢？”

爸爸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不是。”我不肯放弃，又换了一个角度，接着问下去：“要么，您就是因为自己认定了什么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做‘对的事’，在您，就那么重要？”他说：“你说我认为要‘做对’，这没错，可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方式去做，原因是我要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影响这个世界，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种做法大概跟我的家庭和我成长的环境给予我的那种来自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思想有关。从很小的时候起，‘救国’便是我所受的理想教育，我周围的人好像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救国派――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可以改变世界。这在当时是很现代的思想。”

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现代社会后期的人好像并不这么看。”这句话我当然同意。工业革命膨胀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自信心，其结果有好也有坏，社会在一种意义上进步了，而人类也为它付出了代价。然而，在现代社会后期，人们开始冷静了（或者说“不惑”了？）。但是，这句话由充满改革热情的吴敬琏说了出来，表现出他心里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

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自我矛盾。吴敬琏一方面说他年龄越大，越认识到人跟自然比，人能做的事其实很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崇尚人类的各种新发明。无论他是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他对自己的理想执著到这样的程度，他极端的“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吴敬琏的纯粹在“文革”中救过他夫人的命；他的纯粹让他在那之后仍然抵得住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的纯粹使他对许多困难和许多诱惑一概视而不见，因而宠辱不惊；他的纯粹使他的生命永不停滞，永远有意义。暂且不说这种品质对社会的价值，我觉得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是他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