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的是过去的人和事，说它遥远，一是时间相隔有四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算是年代久远了；再是身处21世纪回忆上个世纪的情事，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那还是我刚读中学时的事情，那是在1950年，建国伊始，我就是在这种历史转折关头进入了江苏省金坛县中。
中学的学校生
我们校长姓钱名闻，长得又高又瘦，像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完全没有一般官人的样子。几十年后我才了解到：校长出身书香门第，他的兄弟留学美国，学成后回国，曾担任江苏大学校长。钱校长学生时代就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35年考取武汉大学，是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作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与、发动并领导了武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共产党并奔赴延安，曾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由党组织派回在武汉、重庆等国统区做地下工作，并在武汉大学复学，后担任武汉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他曾于1939年在北碚发展并主持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的秘密入党宣誓仪式，并担任她的入党介绍人。此后又在桂林、昆明等地做地下工作，并以西南联大附中教师的公开身份组织进步学生参加革命活动，他曾受党的委托和爱国民主知识分子华罗庚、闻一多、吴晗等进步知识分子保持联系，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革命者。
解放后，他是县中第一任校长，他的妻子则在县中教政治、历史。
钱校长对学校的管理讲究民主，倡导教师的身教，正因为如此，校园生活就比较自由宽松。我在县中求学六年，很少见学校张贴禁止学生干这做那的告示，教师对学生也并不事事都管，学生自修也没有教师押阵，班级里更没有一部分学生去压迫另一部分学生的“阶级斗争”。当时的教师大都颇有学术根底，在教我们初中的老师中，还有留学回来的。几年以后，一些教师就相继调入高等学校去了。
校长为人随和，但观念时新，很有个性。他们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平时称呼父母都是在名字后面再加上“同志”，这件事当时在校园被传为奇闻，因为我们当时写家书时对父母都还冠上“大人”的称谓，他一个小孩对父母却是直呼其名！对这样一个“民主”家庭，我们真是羡慕不已。有时我们晚饭后去街上散步，偶而会碰巧遇到校长一家三口也在散步，此时校长就会像兄长一样先向我们问好，他的儿子也会在一旁和我们招呼对话。此时的校长在我们心中，就像是家人和朋友一样，使我们这些刚刚离开亲人和家乡的来自全县各地的新生感到既亲切又温暖。
一年后，这位校长就被调走了。
第二任是非党员校长。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院，一直从事中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来县中时已过不惑之年。由于他的非党员身份，他一直以副校长的职务干着正校长的工作，直到我高中毕业，他仍在副校长岗位上。他为人正直，态度谦和，尊重教师，热爱学生；他还亲自兼课，探讨教学改革问题，是一位难得的专家型领导。到我自己当了教师以后，我才深切地体会到，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当教师和学生，真是三生有幸。
不久，我又听到一则关于教导主任的传闻。这位教导主任姓陈，教我们初中的物理，他不善言辞，和学生单独谈话还略显腼腆。他出身清贫，他的恋人是位富家女。他的经济条件使他难以完成大学学业，是那位富家女放弃了大学的学业，中途辍学去工作，由她和她的兄长共同资助他完成大学教育。五十年代初，他担任县中的教导主任，而那位已成了他妻子的富家女也在城关一所小学担任教导主任。
我非常敬佩这位多情多义的女士，并爱屋及乌，连她的侄女也喜欢上了。她侄女是我的同班同学，于是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我很想见见我心目中的这位奇女子，有一次，机会终于来了。我和几个同学晚饭后一起逛街，有一个同学突然指着前方的一个女士说：那就是陈先生的妻子。我一看到她，顿时为她的美丽所吸引：瓜子脸，大眼睛，特别明显的双眼皮使她的双眼脉脉含情，温柔而富有魅力；她的皮肤白皙而细腻，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穿着一件当时并不流行的本白色外套，气质优雅，举止大方，她当时似乎还不到三十岁。我惊喜地想，她真是外貌美和内心美完美结合的造物呀！
元旦前后的某一天深夜，北风呼啸，天气阴冷。我们隔壁的初三女生宿舍里忽然人声鼎沸，惊动我们宿舍的女生也纷纷起床去隔壁探望。等我走进初三女生宿舍时，只见初高中寄宿的女生差不多都集中到这个大号宿舍里来了，教导主任穿着一件毛线衣站在床边。后来者纷纷打探究竟，原来是初三的一个女生产下一个私生子，孩子就生在便桶里。给孩子洗澡处理脐带等事务是由同班的一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完成的，据说她在家曾帮助她嫂子接生过。
当时的中学生追求理想，笃信有志青年要先立业后成家，在中学阶段，哪能容忍未婚先孕？这位学生妈妈什么都没有为孩子准备，教导主任来了随即脱下自己新置的列宁装棉衣，给孩子包上。这位经济并不宽裕的教导主任平时衣着俭朴，极少见他穿新衣，现在刚穿上身的新衣又变成别人孩子的襁褓了，大家都感到心中不平。到底是少不更事，当时已是寒冬腊月，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么天寒地冻的，突然脱掉棉衣的老师会有什么感觉，没有棉衣的老师又如何回家？接下来便是为孩子募捐，同学们一边掏钱，一边责备这个行为轻浮的共青团干部，居然把孩子生到学校里来，损害学校的荣誉！有的同学对为孩子募捐也提出质疑：这样出生的孩子，值得别人来为他出钱吗？这件事一时成了舆论中心。恰好当时正是期终考试前期，同学们忙着温课迎考，此事也就暂且搁下了。考试过后，大家又同情起这个不幸的学生妈妈来，担心她以后不好做人，痛恨那个玩弄女性的男人。但此时她已离开学校，她被学校规劝退学了。此事的处理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是非”和“原则”：孩子是无辜的，应该得到同情，母亲是违反校纪的，应受处分。学校对此事的处理没有大张旗鼓，似乎连处分的布告都未曾张贴，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宣布了处理意见，体现了学校教育的人性化原则。许多年后我再想起这件事，我才发现，正是这种人性化，给这个少不更事的学生妈妈留下了生存与自新的空间。试想，如果学校也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那样，把她上纲成“坏分子”，并通过对他的处分来杀一儆百，或者对她来个“大批判”，发动群众对她进行“口诛笔伐”，那该女生在她的一生中还能再抬起头来做人吗？
学校教育的人性化原则是现代教育的基石，也是民主主义教育与专制主义教育、法西斯教育的分水岭。能否贯彻执行，除了政治因素外，还决定于学校领导与教师的人文素质及其经营教育与处理各种偶发事件的能力。这种素质与能力是以人的德、识、才、学的长期积累为基础，以对人的尊重、爱怜为宗旨逐步养成的。
这是我上中学不久听到和经历过的故事，故事很简单，三言两语就能说完，也不可能被载入校史。当时，我们的许多老师似乎都有一些让人感怀与敬慕的故事，许多老师在德行、见识、才能、学问方面都有一些让学生感佩之处。我高中的两个班主任都是原南京中央大学（建国后改称南京大学）毕业，一个教我们数学，一个教历史，我们的化学老师来自复旦大学，物理老师毕业于清华，几何老师完成学业于日本……
记得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姓吕，他教我们三角。同学们对他是既钦佩又害怕。他严于律己，不苟言笑，加上他身材高大，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有一次周末，我们四五个女同学相邀逛街，走到一个饭店门口，被店里飘出的香味吸引，决定“奢侈”一下，去吃“鸭饺”――一种由鸭肉清蒸而成的小吃。我们正边品尝美味边谈笑时，突然，吕老师来到我们桌边，轻声说：“胃口还不错嘛！”笑容立即凝固在我们的嘴角，当时的我们就像是正在干坏事被人当场抓住一样，感到既惊慌又狼狈。幸好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老师走过去和他打招呼，我们才赶紧溜了出来，连美味也不顾了。
出来后我们又感到很可笑，学校并没有规定学生不能下馆子，老师也没有批评我们，怎么就怕成那样了呢？后来想想，是自己吓唬自己。在提倡艰苦朴素的年月，是我们自己把学生下馆子当成“奢侈”行为，所以碰着老师才会那么狼狈。用社会心理学大师米德的人格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客我”（接受了社会教化的我）在谴责“主我”（保持生物本能的我），这就是自律的心理机制。
学生怕吕老师，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他的敬重。因为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多才多艺。他调来学校后，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校文工团成立了，他擅长唱歌，能导演舞蹈、歌剧、话剧等文艺节目，从此，学校文艺演出时就有了多声部的大合唱，男女声重唱等，校文工团还排演了一些专业文工团才能演出的舞蹈、话剧等高层次的剧目，使学校的文艺演出上了档次。他的辛勤开拓，大大提升了学校的美育水平，拓宽了师生的审美眼界。
有一次，吕老师带我们班去邻县的一所艺术师范参观。一进校门，我们就看到一尊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青铜雕像潇洒地面对我们站立着，讲解员告诉我们说：“这就是艺术师范的创办人，也是吕老师的父亲。”铜像的后面是一个阶梯形花坛，上面盛开着各种色彩的菊花，一片姹紫嫣红，菊花的外围摆放着一圈花红叶绿的盆花，使花圃更显精致。随着讲解员的导引，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方方面面。
真不愧是艺术学校，这里的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和设计，既大气又美观。文艺活动的内容和水平比起我们学校又上了一层楼。这使我们由衷地感叹：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这次参观使我们大开了眼界，也更增加了我们对吕老师的崇敬。
回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独力办一所学校，这要有多大的财力和精力的投入！当时的私人办学，是一些社会精英，为了改造社会、培养新人而选择的一条报国之路。他们融社会理想于教育理想之中，想通过培养新人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就有破产办教育、乞讨办学校的佳话。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
几十年以后，我终于了解到，吕老师的父亲乃现代画坛的一代宗师吕凤子先生（1886―1959）。他早在1917年就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39年创办了丹阳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抗战期间迁至四川壁山），1940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及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校长。解放后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他的国画《庐山云》曾于1931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荣获中国画一等奖，成为我国第一位在世的以国画在世界画坛上获得如此殊荣的国画大师，他的名字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作为我国现代画坛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国画大师和著名美术教育家，他淡泊名利，三次毁家兴学，卖画养教，他不仅是画坛俊杰，也是做人的模范。
精英办学，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重大动力，他们不仅为中国引进了现代教育理念，而且付诸教育实践，由于他们的奋斗与牺牲，中国才有了现代教育与现代学校，这是近现代教育发展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1957年“反右”时，吕老师被打成了右派。
还有一位吴老师，他没有教过我们，但却留给我深刻印象。吴老师生性幽默，谈吐风趣，擅长模仿。在一次除夕晚会上，他表演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早、中、晚街市上的吆喝声。他边讲解边表演：清晨，农民进城来买粪便（当时，农民种田用的肥料大多是有机肥，主要是人畜的粪便。城郊的农民往往在城乡结合处设置一些粪缸，联系一些居民将粪便倒在自家粪缸内，按年或按月付些酬金，远处的农民则进城买粪，担到自己的粪缸里贮存起来，农忙时备用），他摆开了架势，模拟肩挑粪桶的农民，边走边喊：“脏――卖！”这是一段四节拍的旋律，“脏”字三拍半，“卖”字半拍，重音放在“脏”字上，“卖”字读得轻而短，并用下滑音。中午，卖酒酿的酒郎晃悠着酒酿担在街上叫卖吆喝：“卖白――酒――呦――”像唱小曲一样，声音清亮而悠长，“呦”字上扬。傍晚，农民担着箩筐来买灰（江苏烧饭多用山草，草木灰特别多，农民买去做肥料）……随着老师的吆喝和礼堂里不时响起的阵阵掌声，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过去从未注意过的市井风情图画：清晨，晨曦初现，几个勤劳的农民担着粪桶出现在空街冷巷里，河边的运粪船正在等着他们装船。“脏――卖！”“脏――卖！”嘹亮的吆喝声像起床号，冲破了城市的寂静，城市被喊醒了，一天的忙碌就此开始。中午，人们正有点睡意，卖酒郎担着酒酿担随着那悠长的“卖白――酒――呦――”的叫卖声来到了人们跟前，给人们送来了甜蜜和兴奋。傍晚，暮色苍茫中，进城的农民想在回家前再捎带些灰肥回去，于是脚步匆匆地挨门挨户叫喊：“扒灰！”“扒灰！”“扒灰！”声音急切而短促；“哈哈――哈――哈――哈！”突然，礼堂里爆发出一阵大笑，还夹带着掌声和口哨声，原来在俚语里，公公和媳妇有染也叫“扒灰”，所以这几声“扒灰”就特别搞笑逗乐。就在一片欢笑鼓掌声中，师生们迎来了新年。我很佩服吴老师的观察与模仿能力，也喜欢他热爱生活、乐观、开朗的性格。
以上的故事都很简单。我和上述老师从未有过个人交往，也没有着意去深入了解过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后来”，但是，仅就这些简单的故事，就让我感佩不已。可以说，首先是这些简单的故事打动了我，使我对学校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我为进入这所学校、为学校有这样的老师而感到骄傲。
这些简单的故事以及比较宽松、自由的校园生活，使校园里洋溢着温馨、浪漫、英雄主义的气息，使当时的校园文化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和理想主义色彩，它伴随着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哺育我们成长。
在学校里，教师的思想文化教养、教师的人格特征，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校园文化的主流――教师文化，它塑造着学校的“个性”，陶冶着下一代人的“人性”。因为，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受教育者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们正处于人格的发展与形成期，因而，教育者的公众形象与私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对青少年就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那时的教师影响学生主要靠自己躬身践行、潜移默化而不是空洞说教，更不靠群众运动。到我自己当老师以后，想起少年时代听到的或经历的这些故事，仍然备感亲切，以至于校园里那飞檐斗拱的夫子庙大成殿（当时学校就设在夫子庙里），那简朴的平房教室，校门口那别具一格的泮池及跨跃其上的古老的小石桥，学校围墙外那略显荒芜的特大操场，以及离操场不远处那条可通往全国各地的运河，就逐渐连缀在一起，常常飘浮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少年时代学校生活的标识。
（摘自《温故》之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