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忽略了人的内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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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从局部看可能有所改善，从整体上看，却在一步步继续恶化着。资源紧缺、耕地缩小、人口剧增、物种锐减、森林与草场退化、水体与大气污染、臭氧外溢、酸雨成灾，面对自然与环境频频向人们敲响的警钟、亮出的黄牌，人类显得捉襟见肘、一筹莫展。
截至目前，人们仍然只把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管理的完善上。从整体实践看，效果并不显著，从系统理论上看，并非没有疑惑之处。翻检一下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今日面临的生态困境，总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伴而生的。更先进的技术带给人类的也并不全是福祉，同时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地球在宇宙间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任何局部上的获益，都很难不对整体造成伤害。比如，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里，家家安装空调设备，人人希望把室内的污浊空气排放到室外、把室外的清新空气吸入室内，那么所谓“室外的新鲜空气”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空谈。
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环境败坏。人，其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
这真是一个让人扫兴的结论。
人类大约尚未料到，正在人们试图以高科技的手段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时候，生态危机却已伴随着高新科技的推广普及，向着人类生存天地的纵深领域扩展。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有可能在一个更深邃的领域展开。当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道德领域、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操作和经营。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面临被简化的危险，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所谓“第三次浪潮”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很可能是一种人类内部的、精神空间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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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研究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但许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停留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层面和外部层面，即只是关注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在物质能量方面的交流和转换，因而人们总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忽略了人的内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其自身发展的全部关系来看，这样的生态研究可能是有缺陷的。
云台山下，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僧固执地对我说：一亩地可能养活十个人，人类生存的这个南瞻部洲，原本足以使八百亿人安居乐业。现在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人心坏了。老僧姑妄言之，固然不须拿去核实。我从中受到点化的是老僧的思维方式。老僧话语中提到的“土地”和“人口”，无疑是目前人类生态难题中常常提到的两大因素。但在“土地”与“人口”之外，老僧又引进一个变量：“人心”。“人心”，对于生态学的运筹来说，应当是一个更重要、更富变化的指数，然而，却从一开始就被人们忽略了。
人心是什么？是人的心理、心境、心向，是人的欲望、需求，人的情绪、情感，人的是非善恶，人的意向选择，人的意识观念，人的信仰理想，即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从佛教的立论看，人心是有好坏之分的。仁厚博爱、清净澄明之心是好心；痴愚贪婪、强梁霸道的是坏心。
人心，或曰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生态果然相关吗？
“殿堂无灯凭月照，庵门不锁待云封”――这是一座深山寺庙的楹联。得道高僧心境空明澄澈，与天光云影浑然一体。这是一种典型的“低物质能量消耗”的生活方式，信仰的力量、内在精神的充实，削减了外在物欲的追求，精神能量的升华替代了物质能量的流通。人们可以指责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你不可能剃度所有人都去做和尚，不可能把现代人硬拉回原始时代的生活方式中去。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一种真实存在着的生存智慧。
无独有偶，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32-）在解析人类的生态困境时，似乎与中国的这位老和尚拥有同样的观点。他也认为，生存的极限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人类对于自己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选择：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我们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近十亿，到20世纪末，还要增加十亿，而这与地球的外部极限无碍，也许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到不了外部极限。当然，我们居住的大地确实经不起折腾，我们可能使它贫瘠枯竭，永远成为一片荒原。但我们也同样可以维持平衡，那么地球就可以养育60亿甚至100亿人，为他们提供住房、工作和教育，使他们活得健康而有意义。
如果我们挤破了城市，种薄了土地，耗尽了牧场，捞尽了湖海里的鱼，污染了空气、陆地和水域，别说地球的资源不够丰富，是我们没有用好她的财富。如果我们不去建造那些对人类系统和自然环境都是负担的庞大都市，而是因势而居，那么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安家之地。如果我们种植适当的庄稼，分配产品时稍讲点公平和人道，而不是只种赚钱的作物，用上好的粮食喂牛，再拼命靠化肥和机械化提高土地产量，那么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如果我们小心尊重关乎自然存亡的再生和自新循环，我们就能保护生物圈至关重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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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付出的许多努力不外乎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却总是不容易达到，相反，人们付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常常使自己走入歧途。
在南方某滨海城市，我亲眼看到人们砍去林莽、挖掉岗峦、填平海湾、修起马路、盖上高楼，在一片静寂的荒原上建造起一座喧闹的现代化都市，一座富丽豪华的人造天堂。较之先前的贫瘠和落后，这或许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
这座天堂的建造在何种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自不待言；这座“天堂”中的公民果然就生活得幸福无比吗？
一天黄昏，我徜徉在这座“天堂”的腹地，星河般灿烂辉煌的霓红灯、高射灯，密集的飞驰而过的轿车、摩托车，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各类商品货物，扑面而来的浓烈的汽油味、烧烤昧、脂粉味、汗渍味，使我真切感觉到“高物质”、“巨能量”在这个都市中的飞速流动。这一巨大的物质能量昼夜不息地在两极间涌流：一极是公司、银行、股票、期货、谈判、合同等所谓“生意场”，一极是餐厅、酒吧、桑拿、夜总会、游乐中心、三陪小姐等所谓“娱乐场”。一端是惨淡经营，一端是恣意享乐。高科技、高效益、高消费使现代都市人能够挟带着巨大的物质能量高速运转，货币的沟通取代了心灵的沟通，电磁波的联系取代了骨肉亲情的联系，操作的成败掩遮了人格的优劣，性的商品化取代了爱在情感渠道中的升华，电子游戏机与卡拉OK厅的普及取代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纯净的宗教信仰已荡然无存，仅存的是店堂后壁赵公元帅神龛前的炎炎香火，那信条也只剩下了“快快发财、多多发财”。在这样的一条汹涌澎湃的物质能量流中，人活得健康吗？幸福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是：在这个天堂般繁华的都市中，街头的“医药店”在急剧增多，其中销售的药物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曰补药、春药；二曰治疗花柳病的药物。滋补之后是宣泄，泄出了毛病维修之后再补再泄。体液生物性的聚敛与宣泄，性器官的超常规、超负荷使用，使现代都市人的内在机制陷入了“高物质低层次”的劣性循环之中。人们的精神升华渠道淤塞了，也就是说人类的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欢乐和愉悦的源泉废弃了。
“人有病，天知否？”处于如此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是幸，还是不幸？
精神的资源是蕴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资源，人类的开发行为似乎也已经到了“向内转”的时候。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
生态学研究应当意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人类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境遇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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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晚期，有人就曾做出这样两个悲喜交加的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精神障碍症流行”的时代；下一个世纪将是“生态学时代”。
关于第一个预言，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k Fromm，1900-1980）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
神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说：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
正式提出“精神污染”这一概念的，却是一位生态学家、比利时生态学教授P.迪维诺（Paul Duvigneaud）。早在70年代初，他在他的《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存在着一种“精神污染”：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
迪维诺所说的“精神污染”与我们国家后来谈论的那种作为政治斗争概念的“精神污染”截然不同，他针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文明对于人的健康心态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于人的心灵渠道的壅塞，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感情的腐蚀等。当代人的许多精神问题，都是随着社会发展同步俱来的，“精神污染”在这里是个超越了国度、民族、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一个生态学的概念。
精神领域内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随着集成电路、激光电缆、生物工程的开发，电脑、网络、机器人、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再造基因、克隆生命等微电子产品、生化产品正滚滚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巨大的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引起人类生存的再度危机、再次震荡。这是一次人类的“脑震荡”，甚至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次震荡”。如同海德格尔时常警告的那样：在原子弹、氢弹毁灭掉人类之前，人类很可能在精神领域已经先毁灭掉自己。
种种征兆已经出现。比如，精神病的发病率一直在随着社会的富裕程度看涨，据统计，我国精神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8‰，80年代上升到10.54‰，90年代为13.47‰，目前全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至于有情绪障碍与心理问题的人数还要数倍于此。统计还表明，城市的精神疾病发病率要高于农村，大型现代都市如上海、广州、台北要高于一般城镇，而经济发达的国家，比如日本、美国则又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20年前，中国的大学生因健康问题退学的原因多半是传染病，现在则主要是心理原因导致的其他疾病。这是否真的应验了弗洛姆的一句话：“在精神上，现代人比以往病得更厉害。”
关于第二个预言，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一次次聚集在日内瓦、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里约热内卢热烈地讨论着环境与生态，就不难感到“生态学”显赫的时代色彩。是什么力量驱使如此多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政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亲切友善地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热烈地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
那就是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和与此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如果说已经过去的文明时代的代表是物理学，那么新的文明时代的代表则可能是生态学。生态学与物理学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于，传统的物理学中并不包含人的因素，人始终是物理学之外的一个观察者、研究者、实验者、操作者，人站在自然和事物的对立面，从自然与事物中榨取对自己有实际用途的东西，通过技术，制造出光怪陆离的商品；通过市场消费，制造出一个人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在物理学中，自然成了人们“进军”、“攻克”、“占领”、“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处于严峻的敌对关系之中。尤其悲惨的是，人在与自然对抗的过程中，在看似节节胜利的同时，却输掉了原初意义上的由自然赋予人的神性或灵性。而在日益拓展的生态学研究中，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环，人与蓝天、白云、山川、河流、森林、草原、飞禽、走兽、昆虫、虻蚧在存在的意义上，是平等的、息息相关的，如果有所不同，也只是因为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个思
考者、发现者、参与者、协调者、创造者，因此人的责任更为重大，人将通过自身的改进与调节，努力改善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更和谐、更加富有诗意的世界。
人类以及人类生活其中的地球如何才能走出生态困境的危途，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及其他方面的科学家已经设计过许多出路，比如：提高工艺水平、加强科学管理、开辟新的能源、搞好废物利用等，这些无疑都对缓解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科学家们对于手中操持的科学武器有时也未免过于自信了。比如，有人试图运用生物工程的先进技术将现代人类的体格缩小一半，以减少对物质、能量的消耗；有人试图借助航天技术的力量把人类集体送往另外一个太空天体上；还有人设想炸毁月球，还有人设想在地球正中穿一个洞……这些设想即便能够实现，也必然同时带来更多棘手的问题。事实也是这样：科学技术虽然在飞速发展，而人类生态系统中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接踵而来。解救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怕是不行的。
面对人类与自然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在环保领域，在生态系统内部能否引进一个新的维度呢？
（摘自《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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