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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本人与何其芳还真有点缘分：家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级，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结婚时，何其芳是介绍人，还送了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幸福》作为新婚礼物。但是，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调入文学所，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将近二十年。
到了文学所先在《文学遗产》杂志再进民间室，无论做什么，总得从馆藏资料的调查开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藏书，从来没有亲手抚摸过这么多有价值的藏书，那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是我这一生中都不会再有的。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听任书架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经两进两出文学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闲谈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看见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对面不远就是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大楼（其实只有三层），那真是热泪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时代进文学所的老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至今，文学所的老人们见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说过，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说，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结束了。
在高高的书架上寻书，正值图书馆的同志把尘封多年的一箱箱宝卷等民间唱本登记上架。据说，这些宝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资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机会从全国各地以低廉的价格购置回来的。那时，很少人意识到这些宝卷、唱本的价值，就连民间人士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玩意儿值什么钱。据说，资料室的同志的确是根据何其芳的意思到全国各地收集宝卷的――当然也是遵循文学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的遗愿，郑振铎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价值的人。当年在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老先生们也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他们自己更是在这个传统中工作了多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别提醒他们：外出时一定注意搜求民间宝藏。
何其芳本人嗜书如命，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忆昔》），“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偶成》），即使“大泽名山空入梦”，也要“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当年的何其芳家住东单，离王府井不远，那时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还没有改造，旧书店鳞次栉比，据说每到礼拜日，何其芳就去逛旧东安市场的书肆，天黑时才拉上满满一平板车的书回家。家父说，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脏病以后，还每每从书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书”。我不知道何其芳当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车车书、一捆捆书当中有多少是给自己买的，有多少是给文学所采购的？而且这一车车、一捆捆的书里面有没有宝卷等民间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会每个星期天都有空闲去逛书店。
当然，何其芳必定是有过一次逛了旧书店以后真的拉回一平板车旧书的经历，但恰巧就被文学所的人撞见了，因此也就被文学所的人记住了，从此，就有了何其芳每逢周日必买一车书回家的传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何其芳未必每次都谆谆嘱咐采购人员出差时留意民间文献，资料室的同志自己就有这样的学术眼光，但资料室的老先生们仍然把文学所馆藏充栋的功劳归于何其芳，也乐得听任文学所的其他同志中间流传这样的传说，而自己则宁作无名之辈，因为他们敬重何其芳、爱戴何其芳，他们有心无意且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赞誉都奉献给了何其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有时怀疑，何其芳的故事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其中又有多少虚构的成分？文学所的老人们把多少想象的东西赋予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何其芳？于是何其芳就当然地成了文学所集体精神的象征。在民间故事中，有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他们的身上被射中了各种各样的传说逸事之箭，我想，何其芳就是文学所的箭垛人物，他永远是文学所的老人们所理解和记忆中的何其芳，于是，各种丘比特的敬重、爱戴之箭才集中射向了何其芳。
当然，要成为箭垛人物，这个人物自己也一定要具备某种品质，民间文学理论叫做传说故事的“核”，没有这种特殊品质，没有这个“核”，何其芳也不会成为箭垛人物。何其芳是一名真正的诗人。这倒不在于他是“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之一，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诗人何其芳”之为真正的诗人。
一九六一年，文学所召开了一次以民间文学为论题的学术会议，根据我对学术史的研究，这也是文学所以“所”的规格召开的唯一一次民间文学主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经验”。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倡议最早是由老舍在五十年代后期提出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扬的支持。
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总的倾向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左”的意见占了上风，民间文学被捧上了天，民间文学似乎就要而且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导和主流，谁反对民间文学主体论谁就要冒被质疑其“劳动人民立场”的风险。会议是以文学所的名义召开的，何其芳既然是文学所的所长，就要由他来做总结报告。当然，报告的草稿在会前已由民间室的同志拟好了，结论的措辞也是事前就已经商定的，但会上“左”的意见如此占据上风，而且与总结报告的结论如此不一致还是有些出乎民间室全体同志的意料。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何其芳。
何其芳听完各地同志的意见以后，连夜修改了总结报告，不是修改结论，而是针对会上的意见增加了有针对性的内容，于是就有了一篇何其芳式的坚持己见、不顾后果、固不让步的论争性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第二年的《文学评论》上并收入多种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一篇永远值得纪念的、里程碑式的文献。
今天看来，何其芳当年的总结报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当年文学所的上空并非没有政治压力。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其芳如何强烈地反对民间文学主体论：民间文学固然伟大，但古典时代那些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家同样伟大，比起屈原和杜甫，我们甚至不能说民间文学就一定有着更多的人民性，尽管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口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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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没有人对何其芳拟定的评职称决议案持有异议，因为，没有人不信赖何其芳的学术判断力，也没有人怀疑何其芳会不公正。何其芳给所有的研究人员定了职称，唯独没有给自己定职称，他认为自己是所长做的是行政工作，不应该再享受职称的待遇。在文学所的传说中，那一次是文学所历史上最没有争议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一次职称评定，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何其芳一直是文学所人心目中公正与权威的化身。
说起来很是奇怪，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何其芳定职称的所作所为可以称得上是独断专行，可是文学所的人至今并不质疑何其芳的做法，相反却津津乐道于这个故事，难道文学所当年的大师们以及今天的诸位专家学者们即文学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起码的自由民主意识，反而要去赞誉一种过了时的开明专制，从而统统跌入了新权威主义的窠臼？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经历了学术民主制度化的今天，我们终于意识到，科学的量化也无法保证学术自身的纯粹性，没有对于学术自身纯粹性的理解，学术就仍然要搅在种种人事情感和利益关系的缠绕与纠葛中而无法抽身为超越人事、利益经验（超验）并上升为纯粹信仰的“事情本身”。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政治化的昨天，何其芳竟然能够以一人之身直接面对学术信仰这个事情本身，他用了一种最简单的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办法把一件在今天看来很难办妥的事情在一夜之内就解决了。不光我相信，文学所的人都相信：换了任何人都做不到何其芳已经做到的。
也许，何其芳没有料到的是，文学所的老人们以绝对信任的态度接受了他对他们的“裁决”；也许何其芳早就想到了他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一定会与自己“共襄其事”，对此，何其芳胸有成竹：同事们一贯信任自己，并非仅仅是相信自己的品格比如能够主持正义之类，而是因为他们与自己一样对于学术有着同样深刻的理解。所以我想，当年的那次评职称，如果没有文学所一班大师们的无言支持，仅以何其芳一人之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其芳不可能独步天下。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的是，也是那些大师们与何其芳共同缔造了文学所历史上的那次平静而又平凡但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壮举。
但文学所的人不这样看，无论是老人还是新人，至今都更愿意把那次壮举的成功归于何其芳一人，因为就他们心底的需要来说，他们更愿意塑造一个能够集中象征他们整体精神的圣人。也就是说，更愿意相信并且信仰一个能够始终直接面对学术自身并以学术自身为至高无上之荣誉的唯一的圣人何其芳，一个永远怀抱着赤子之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人何其芳。因此，传说的故事中何其芳的所有优点，都凝聚了文学所人对文学所集体真精神的理解，文学所人把对文学所真精神的理解全都托付给了何其芳，而何其芳也的确能够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真是文学所之幸！也是文学所人之幸！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之际，主编徐公持先生题词：“学术荣誉至高无上！”其中，我分明听到了当年何其芳内心的声音，也听到了当年的那些大师们无言的赞许。
一九七六年春季或夏季的一天，家父带我前往何其芳在东单的寓所，那时我正是插队探亲回家闲来无事，去就去吧，反正我还没见过这位父母的证婚人。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何其芳本人，在我的印象中，何其芳个子不高，背有些驼，高度近视，行动已不大便利。我不知道这印象是否只是我今天回忆的“应该如此”，而一九七六年的何其芳其实并非这样衰老，但验之何其芳夫人牟决鸣为《何其芳诗稿》写的《后记》，何其芳当时确已重病在身。
老朋友多年不见，何其芳兴奋得话不停歇，竟容不得家父插话，“你来谈谈，我反而觉得（病）好些！”家父只好打趣：“其芳同志谈话，既没有顿点，也没有逗点，直到谢客，才算打了一个句号。”应家父留个“友谊的纪念”的请求：情难自禁的何其芳就从笔筒里取出毛笔，伏在宣纸上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地费了好大工夫，为家父写下了下面的这段话：
今年暮春，游成都杜甫草堂，其时群花凋谢，唯庭中垂丝海棠数株，犹繁花盛开，似迎游人。回北京后作诗记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书吕剑同志补壁。何其芳（何其芳印）
诗，则是一首七律：
文惊海内千秋事，家住成都万里桥。山水无灵助啸咏，疮痍满目入歌谣。当年草屋愁风雨，今日花溪不寂寥。三月海棠如待我，枝头红艳斗春娇。
有时，我又怀疑当年是否真的曾随父亲拜访过何其芳，也许只是因为我太想见到文学所老人口中传奇式的圣人何其芳了，所以一直幻想着我们之间曾经的会面（据父亲回忆他并不曾携我拜望何其芳）。而且，即使我当年真的见过何其芳，我对那次会面的记忆也有重大误差，比如，会面时何其芳只是口头上答应了家父的请求，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可能立即“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地完成百余字的字幅。数日之后，何其芳才给家父来信：“条幅已写……”
字不能说很好，但如其人，满纸扑面而来的都是诗人的书卷气息，家父认为“清癯可喜，拙中有巧，很耐看”。但让我说，每个字都似乎有些站立不稳，将要摔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以当之。一九七六年八月的夏天的确也如杜甫当年那样“山水无灵”、“疮痍满目”，何其芳一定相信，在近似的“语境”中诗人和诗人更能够心心相通（何其芳始终钟情于杜甫），不然，杜工部老何能借海棠以迓己，难道古人真的有话要对自己说吗？
我不知道何其芳的内心是否如我所猜想，但我认为，每一个文学所的老人都相信他们有十分的把握能够揣测所长何其芳的内心，因为何其芳的内心对于所有的文学所人来说都不是谜，何其芳的内心始终是坦荡的，向着所有的人敞开。尽管身居所长的职位，何其芳要小心谨慎地应对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但他始终能以简单应复杂，以诗人之心、赤子之心、圣人之心度世人之腹。我想，这就是何其芳能够感动所有文学所人的理由。
“在没有诗的时代，诗人何为？”但诗还在，在真正的诗人的内心，尽管何其芳在《夜歌与白天的歌》的《后记》里说过，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就没有再写诗了。从此，写不出诗，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好诗让何其芳感到痛苦并不断地自责，到了晚年，在书赠给家父的《杜甫草堂》的一条注释中，何其芳以老杜自比为解放以后再写不出好诗宽慰自己：“杜甫定居成都后，写好诗很少，他的精彩作品多是出于颠沛流离之中，成为颠沛流离生活的追述。”但这也不能抹去何其芳心中的阴影，直到他去世。
（摘自《读书》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