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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国生活真相

2007-11-01 15:38:00 来源:书摘 彭岳  我有话说

每逢国家公务员招聘时,想拿这个“铁饭碗”的人都有增无减。

魅力也是竞争力

中国社会中自认为高魅力指数的群体属于社会强势群体。

他们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担任比较体面的社会职位。不过,如果从社会大众的感受而言,这些人却也并不见得有他们自以为的高魅力。至少虽然大多数老板以为自己有魅力,而真正喜欢自己老板的人只有大约1/3。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还缺乏对于魅力的共识,我们对于魅力价值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魅力一词被解释为“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一种能令他人的内在与外在获益,从而使他人展现积极态度的能力”。研究发现:缺乏魅力是人们为人处世失败的罪魁祸首,而突破性成功,往往也是魅力提高后的结果。有魅力的人可以给你带来愉快、幸福、放松、返老还童的感觉。他可以让你从沮丧、焦虑、厌倦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你越是有魅力,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优先选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魅力指数,它显示了你受人喜爱的程度,一个人要么招人喜爱,要么不讨人喜欢。魅力指数高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交到朋友、保持良好关系;而缺乏魅力的人一般来说做事屡屡受挫,高薪工作、朋友、伴侣对他们而言很不稳定。

中国人的沟通模式:在小圈子里转圈圈

信息沟通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可以拓展自己的社会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中国人目前的沟通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评价结果表明:中国人仍然局限于“亲缘社交”,对陌生人为主体的“外圈”,虽然“沟通意识”较强,有着很浓厚的“交往兴趣”,但相比之下,沟通活动能力就弱得多,尚未达到及格水平。

中国居民的社交活动种类较为单一,平均每人参加的社交活动仅有1种;最为普及的3种社交活动是聚餐、体育运动和卡拉OK。在注重饮食文化的中国,“饭桌社交”仍是中国百姓最为普及的社交方式。

人际网络是个体与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基本平台,中国人常常用“人际关系”来概括个体的人际维护能力和沟通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的人际网络广度(人数)较窄,而沟通强度(交往的频繁程度)和沟通深度(心理依赖度、亲近感)较强。

从具体的人际网络结构上看,亲戚圈的规模最大,社交圈规模略小,同学圈和同事圈则更小。中国居民的社交半径并不大,表现出明显的“熟人社交”的特点,即在自己熟悉的人际网络中交流和沟通相对频繁,而在陌生的一般层次的交往场合,人际沟通和人际开拓的能力相对较弱。

试想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或许可以用童年亲友(幼年)―学友(青年)―同事(中年)―社区内邻居(老年)来描绘他一生的沟通图谱;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青年白领,或许会因更丰富的知识背景、更频繁多样的社交活动、更快捷先进的沟通工具和更有效的人际沟通能力而将他(她)的社会联系变得更具衍生性和多样性,从而享受到更加生动而丰富的沟通体验。最大限度地通过信息沟通的投入拓展自己的社会发展空间,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露营/野外生存是最受喜爱的新休闲运动

从当代社会生活中精彩纷呈的个性时装、绿色食品、阳光住房、环保汽车、时尚运动等事物可以看出,“新”和“变”是21世纪时尚生活的主旋律。价值观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使健康消费成为社会热点。网民群体作为具有较高信息敏感度的社会时尚领导群体,在求新求变求健康的心态引导下,对一些新的休闲运动格外青睐,特别是对户外运动更加青睐。

有97%的网民不同程度地希望参与各种新休闲运动。其中,露营/野外生存、探险漂流和拓展训练三项新休闲运动是受访者最爱。

新休闲运动“钱”景好,市场潜力有待开发

受网民喜爱的这些有别于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方式,其共同点是通过一种更贴近自然、挑战自我、凸现个性的休闲方式来调剂生活。由于这些运动方式源于国外,在中国刚刚兴起,而作为对时尚信息具有较高敏感度的群体,网民对于新休闲运动有较大需求。

城市居民未来最愿意依靠的人是自己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自己设定的一个形象,那便是心灵上最可信赖最可倚靠的对象。自己、家人、朋友、社会、政府……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人们默认的倚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世故的变迁以及观念的转变,这种深藏于心底的倚赖正在悄然改变,而这些改变在某些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心中对周围人、事的看法和信任度的改变。

城市人呈现明显的独立自主态度,相信自我,对未来更有自信。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未来最愿意依靠的人是自己,而农村居民认为最可依靠的人还是家人。虽然家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扮演着最温暖、最可靠的角色,家人的亲情是所有社会关系中唯一与生俱来、无法割断的关系,但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日益激烈,未来社会每个人的发展都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家人的帮助将不再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城市人越发感到自立的重要性。而目前社会生活中离婚率的升高、单亲家庭增多、独生子女增加等现象也使得现代都市人更加意识到未来凡事靠自己,自己掌握命运、改变命运的重要性。相对于城市居民的这种忧患意识和独立意识,农村居民并没有显现出太多的紧迫感。更多的人依然对家人抱有最大的期望,并相信那才是真正可以获得帮助和慰藉的地方。

城市居民当中有人认为朋友是目前给予自己帮助最大的人,但被问及“未来最应该依靠的人”时,朋友的中选率却降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人情味越来越淡薄,对友情观念也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和困惑,自然对朋友的信赖度也随之有所降低。

调查还显示目前城市居民也会寄希望于政府在未来生活中给予更多的帮助。依靠政府成为仅次于自己和家人的第三个选择。

  孩子的家庭决策权

孩子在传统家庭中的消费受到父母的绝对控制,他们的衣、食、玩、学等用品均由父母提供,但现代家庭观念中“子代偏重”和“文化反哺”的现象则使孩子在家庭消费中的地位有很大改变。孩子的消费在家庭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便是一些家庭共用的大件消费品也往往以孩子的需求为中心,孩子在家长的购买考虑因素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孩子的消费占据了家庭收入的30%左右。而另一项有关家用轿车研究的数据则显示,“为了方便接送配偶、孩子”是家庭汽车消费的四个主要目的之一。在家庭事务中获得发言权甚至决策权的文化资本和能力使孩子能够主动地对家庭消费决策产生影响。孩子不仅对个人学习、生活用品拥有强大的决策权,而且对于买房、装修等家庭大宗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建议影响力。

老年人在现代家庭中已经失去了对家庭财产的主控权,中青年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支柱,成为家庭消费决策的绝对掌控者。购买房子的决策者中有5成以上是31~50岁的中青年人;电脑的购买决策者就更加年轻化,而在家庭耐用消费品中,5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决策力更是明显减弱。

在各项消费品的购买决策中,房子、汽车等大件消费品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均由丈夫主导决策,而妻子则在家庭日用品的购买决策中居主导地位。

丈夫和妻子在不同消费品的决策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丈夫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忙,除了在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中国女性对建筑、机械、电子等产品知识往往惧于了解)的购买过程参与较多外,对其他的耐用消费品往往只扮演终审者的角色。而在耐用消费品的整个购买过程当中,前期的信息搜集和比较的工作往往由妻子负责,丈夫只是最终的拍板人。通常是“妻子帮我逛,逛得差不多了,然后她叫我去看行不行,决定权在我手上,但逛商场是她的事情。”男性和女性虽然都乐于汲取并传播信息,但女性对“购买和使用商品的经验”、“生活小常识”、“子女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男性。这也使女性更多地担当着商品信息把关者和家庭日常消费主宰者的角色。

  城市离宜居目标还有多远?

宜居包括居住条件、社区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某一方面突出,并不代表城市宜居性表现就好。本次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普遍不高,宜居指数最高的城市不到70分,甚至有个别城市宜居指数不及格。

调查的31个城市中,排在前10名的城市既有大连、厦门、青岛这样的沿海城市,也有绵阳、成都、武汉、南京和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仅有上海入围,北京、广州和深圳只能排到中间水平。研究人员认为,沿海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迅速,自然获得青睐,而中西部城市虽然不如沿海有自然优势,但是气候适宜,人文气息浓厚,生活比较悠闲也吸引了不少居民。因此,在宜居城市建设上,大城市需要向沿海和内地的小城市学习。

对于居民来说,宜居城市体现的是居住感受,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宜居城市就和投资联系在一起,投资者认为较为宜居的城市,也是投资者认为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城市,比如大连、上海、厦门、青岛、杭州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的很多城市“宜商”成分远远大于“宜居”成分。

收入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享受的资源也不同,宜居标准也就不同。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认为宜居性水平高的城市是一些环境较为舒适的城市,比如杭州、厦门、成都、三亚等,而高收人群心目中的宜居城市则比较多元,因此,城市宜居如何达到统一和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课题。

当前,打造宜居城市成为很多城市的定位和目标,比如北京的目标定位于“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天津打算到2007年底建设成为空气清新、河水清澈、环境整洁、市容优美的宜居城市等等。而这些城市离公众心目中的城市距离还有多远呢?本次调查显示,北京的宜居性排在了第15位,天津排在了20位,相反一些不喊宜居口号的城市,宜居性却得到了城市居民的认可。

(摘自《调查中国生活真相》,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年7月版,定价: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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