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要协调发展，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相对较低；区域要协调发展，而西部特别是西部的农民收入较低。提高农民收入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是很多的，现在国家
去年一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在全国各省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村的制度创新有了新的情况。现在我把光华管理学院调查中发现的新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是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
为什么说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呢？因为它和我们过去印象中传统的农业合作化不一样。传统的农业合作化是自上而下的，是政府强制推行实施的，先是建立了高级社，后来又搞人民公社。结果它得不到农民的真心拥护，而且对生产发展也不利。但从去年开始――有的地方更早一点，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已经在全国开始建立了。它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是自下而上的。它不叫合作社，很多地方起的名字都不一样，比较多的叫专业协会，比如在甘肃定西市，协会名字多种多样――马铃薯协会、花卉协会、苹果协会、养牛协会、养鸡协会、蔬菜协会等等。在有的地方，还起了比较特殊的名字，叫经济共同体，还有的干脆叫农工商公司。
农民为什么要建立合作组织，比如专业协会呢？三个原因。
第一，现在农村普遍实行的是订单农业，即公司下订单给农民，农民按照公司的规定种，随后公司收购，这叫公司加农户。可是农民有不满――公司是强者，单个农户是弱者，强者和弱者打交道，弱者总是要吃亏的。比如说公司到收购时，可以评等级，降价格，他们判断不合格，农民无话可说；还有的时候，公司告诉农户没现金，不然就拉回家，不然就打白条，等公司有钱再偿还。农民没办法，就只有打白条了――过去是交粮给政府打白条，现在是给公司打白条。所以农民就想办法，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组织起专业协会就好办了。协会包括几百户人家，有的包括上千户，因此也就成为强者。强者和公司打交道，就是强者对强者――要打官司就打吧，我可以聘律师，咱们按法律处理。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农民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第二，农民感觉到自己只在生产领域内得到一些好处，流通领域的好处却全没拿到，于是就想分享流通领域的好处。但是单个农民力量太弱，因此就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之后也搞流通，就不再搞公司加订单，而是自己找销路。有些协会自己有车队，自己有仓库，自己有信息源。农民分享了流通领域的好处。不但如此，协会还可以组织进行初步加工业，把产业链延伸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下一步农民进城就业开了门路。
第三，这些新型合作组织可以作为新技术向农村推广的基地。比如在甘肃，马铃薯种子要退化，这个问题农民没办法，但是协会就请来了专家帮忙。怎样能把牛养得更肥呢？协会来想办法。这样农民就感觉现在组成的新型合作组织，完全符合农民利益，因此自愿，而政府起的是推进的作用。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农村变化的第一个――新型合作组织。第二个是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特派员和过去的科技下乡是不一样的。科技下乡是某一天科技人员到农村，张贴些图片，卖些书，放场电影，举办个讲座，告诉农民怎样嫁接树木，怎样养鸡等等。这对农村有作用，但影响不大。现在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另外一回事情。全国的农业科研单位有很多科技人员，农业的高等院校、中专也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他们知道怎样来种某种作物，怎样来养某种牲畜。他们自愿报名，担任科技特派员，被分派到各乡里去，在那里和农民一起搞农牧业。而最后利益分享――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知识技术入股了。
在科技部介绍这个经验的时候，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个地方种葡萄，可是农民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改良土壤，结果葡萄很小，也很酸。怎么卖啊？五毛钱一簸箕。这样农民有什么收入啊？他们没赚到钱。科技人员去了，就告诉农民改良土壤、种好葡萄的方法。农民都照他说的种，葡萄就大了，甜了。科技特派员又说了――葡萄不能一簸箕一簸箕地卖。怎么卖呢？要订做纸盒，要有自己的商标，三块钱一盒，这样收购的人也容易买。每卖一盒葡萄，科技人员提成一毛钱，也就是卖三块钱提成一毛钱，这样农民富了，科技人员也富了，这叫利益共享。这个科技人员最后要走的时候，农民都挽留他，但是他不得不走――还要帮其他村搞生产呢！不过他又说以后他还可以帮忙。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棉花收获后，棉田里的秸秆是没用的，只能当柴火烧掉；如果运不回去，农民就放一把火烧掉――这样就污染了大气。科技人员懂这个道理，他到农村时说，棉秸秆是有用的，可以作饲料。为什么现在不能做饲料呢？主要因为其中有毒素。排掉毒素以后，将它们粉碎做饲料，效果很好。农民于是照他的办法做。三亩田的秸秆可以喂一头牛，这样农民收入就增加了。现在新疆也采用了。新疆有5000万亩棉田，三亩田的秸秆可以喂一头牛，5000万亩棉田可以多喂1700万头牛，而目前全新疆才有500万头牛。
农村生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农民就感觉到科技特派员这种办法好，所以这种制度是当前在中国农村中进行体制创新的又一条路子。
第三个叫异地开发。这是什么意思呢？树挪死，人挪活――要挪个地方。虽然现在树也不一定都挪死了，只要有科学办法，树也能挪活；而人就是要挪活，即异地开发。
中国现在最穷的人大概有2000多万――绝对贫困，都是山区的农民，而且以少数民族为主。山上的自然条件也坏，生活条件也差，砍几棵树，砍点草皮，洒几颗老玉米，一年就过去了。这是不行的，要异地开发。北京市怀柔县最北边一个乡――喇叭沟门乡，8000人，300多平方公里土地全是树，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照理说应该很富，但它是北京市历来最穷的乡。这个乡是满族自治乡，应该有好几百年了，当年为给皇帝看树林才在山上住的，代代如此。后来北京市下决心，在山底盖新村，要把他们全部迁下山来――要封山育林。新房子盖得比原来要大，为什么呢？除了要给家里人住以外，还多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庭旅馆，作家庭饭店等等――有游客旅游，就在家里住，在家里吃，办成了农家乐。我到那里看了，家家都有电冰箱，都有彩电、手扶拖拉机、摩托车，有的还有小汽车。
那天在乡政府开座谈会，农民的话非常多，说愚公要移民，不要移山――愚公移山把山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怎么行呢？我就插了一句话，说愚公移山讲的是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咱们在平原上要继续保持下去。农民说，你的话也对，可是你不了解情况――山上的女孩全嫁到外村去了，没有人愿意留在山上；外边的女人不往山上嫁，山上的小伙子长大就变成光棍，就没儿子就没孙子，还子子孙孙开山不止呢，不可能了。
所以必须迁移，迁移就富了。现在有些地方也在这样做，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年轻的都愿意迁移，但是年老的都不愿意走。过好日子去吧――不行，在这里过惯了。结果要孩子动员年老的一起下山――异地开发。
古村落也要迁走一部分人。我到过安徽南部的黟县，那个县有两个村子，一个叫西递村，一个叫宏村。西递村全是宋朝建筑，宏村全是明朝建筑，保存完好，所以前几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那个县长说老百姓意见很大。我就很奇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老百姓怎么意见很大呢？县长说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根据联合国的规定，一切保持原状，不能有丝毫的更改。现在天气比较热，有的农民想装个空调，得不到批准――空调放在外面，村子还像宋朝村子吗？农民有钱买摩托车，但是只能夜晚骑，白天不准――如果白天骑，摩托车在村子里来往，村子就不像宋朝村子了。但是夜晚谁骑啊，掉进沟里怎么办？所以老百姓意见很大。宋朝、明朝的江南一带，盗贼是很多的――在屋檐下面、墙顶上挖几个洞，用几个木栏杆糊上纸，就是窗子，所以窗子开得很高，可以防盗贼。但是屋里光线很暗，小孩子想做作业，白天还要点灯。农民就想把窗子开在下面，开大点，但是得不到允许。农民意见就很大――你们过现代生活，要我们过宋朝生活？而且村子作为旅游点，他们却说什么钱都赚不到。游客买门票进来，但是自带矿泉水，自带面包，或者到外面吃饭去――因为村里已经住满人，只要进去看看就行了。
后来政府考虑要迁走一部分居民到山后去――哪家愿意盖房子就到那里盖吧！装空调装暖气，买汽车买摩托车都行，把窗子改成现代化建筑都行；同时村里的房权还是原住家的，可以收房租。这样就空出一部分房子来。一方面，迁走的农民选择自愿，生活水平也可以提高；另一方面，以前的住户换上宋朝的衣服变成宋朝的店小二，把剩下的房子变成宋朝的茶馆、宋朝的酒楼或者宋朝的旅店、商店，这样游客就有地方住，有地方吃，有地方买东西了。
所以说要异地开发，北京市门头沟区，包括有的其他区，如果有些明清的房子，就要留下一部分人居住，搬走一部分，留点房子出来，保证原貌，这样旅游更旺，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都能提高。
第四是退耕还林问题，或者叫退耕还林、还草。这是在农村最近发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
我们以甘肃定西市为例子。这个市全年降雨量才300毫米，非常缺水，是全国最贫穷的市之一。山上修梯田种粮食，但是没有水――靠天吃饭，肥料也不足，农民还非常累――上山刨一片地又回来，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全年产量才一二百斤。怎么办呢？退耕还林、还草。稀稀拉拉地种些树，当中的空地种草。我去看了，他们从美国引进了一种牧草，叫紫花苜蓿草，这种草的特点是耐旱，而且它是多年生的，砍了还可以长。这样农民家家都养牛羊，也用不着天天都上山，只需要隔几天上山去砍一次草，回来养牛羊。有了牛羊，农民家里就建起沼气池，用沼气点灯、做饭，也就用不着到山上砍树作柴火了。
第五是农业的经营要搞规模经营。现在承包搞了那么多年，一个现象是，农村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没人种，中国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要好好利用。另外，农业的现代化和家庭联产承包有矛盾。我去年到吉林考察，吉林是中国生产玉米的大省，农户承包每家十来亩、二十亩地，跟公司签合同，种玉米，公司收购。玉米在吉林至少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糖分比较多，是宾馆里吃的，老百姓买回家是甜玉米。第二类是蛋白质含量比较多，适合作饲料。第三类是淀粉含量比较多，适合作酒精。老百姓知道分类，可蜜蜂传花粉不知道，到处传，这样都变成杂交了，公司收购时就都不合格。这能怪谁呢？怪蜜蜂――是蜜蜂传花粉传乱的。但结果是农民收入受影响。
还有，玉米田里有一种虫，叫玉米蝇，非常有害。怎么来消灭玉米蝇呢？要到农科站花钱请人来放赤眼蜂，这种蜂专门消灭玉米蝇。有一家人田里被玉米蝇危害了，忍痛花钱请他们来消灭。放了赤眼蜂以后，它们不认得哪家田，就到处吃，到处消灭，于是把周围一片地的玉米蝇都消灭了。这家农户心理就不平衡――我花了钱，大家的虫都被消灭了，应该分摊点费用吧？别的农户却不干――又不是我请来的，它吃我田里的虫，我也没有办法。这在经济学里面叫什么呢？“免费搭车”理论。这样那家农户就非常生气，回家就赌咒发誓，说明年宁可让虫把玉米吃光，也不再请人。这样好技术就没办法推广。
我们搞承包制搞了这么久，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农业要现代化，新技术要推广，的确需要规模经济。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农业承包制长期不变，第二个要点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怎样合理流转呢？《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到五种方式――转包、交换、出租、转让、入股。五种办法都属于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这个是当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的一项体制创新。
湛江市最南面一个县叫徐闻县，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隔着海峡就是海南岛。那里土地倒是很平坦，但是非常干旱，因为没有大河，所以靠天吃饭――来台风就下雨，台风少了就干旱。农业产量很低，一亩地大概才200―300块钱的收入。一些公司，其中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港资企业，和农民谈判――一亩地你一年能收200―300块钱，那别种了，我出300块钱一亩地，你把土地租给我种；你如果愿意出去打工就打工去，如果没地方打工，或不愿意出去打工，就可以签合同当我公司的合同工，每月根据出勤情况和技术水平发工资，一月有好几百的收入。这样，农民的收入就提高了。土地连成片以后，公司就投资，打深井，用喷灌，引进国外新品种。在徐闻县西面有一片地我们去看了，上万亩的一片地，种的全都是菠萝，连地名都改了，插个牌子叫“波罗的海”（菠萝的海）。其他还有的地方种香蕉、火龙果、荔枝等等，都是成片的。这就是农村中搞的一种体制创新，也是农业要走的规模经济道路。
第六个叫能人经济。先从一件事情讲起，有一次我坐汽车从兰州到平凉去，路上看到有个村子道路两边刷着大标语――“开展双培工程”。我没弄懂，什么叫“双培”呢？到平凉问了才知道，这是由甘肃省委的文件来的：第一个“培”，是把农村中的党员培养成脱贫致富的典型――党员必须致富，大家帮他们致富，党员致富说话就硬了，如果党员是全村最穷的，那就没有说服力。第二个“培”，是把农村中的能人培养成党员――能人中有够条件的就培养入党。这两个“培”实现以后，农村的党支部就强了。
我去年夏天到了甘肃、陕西，有的地方正在选村长。其中有一个村，选谁做村长呢？农民要选一个会养牛的人。村委会就去找他，想选他做村长。但是他说不行，因为只会养牛。村委会又说了，就因为你会养牛，才选你做村长，你帮助大家养牛吧！那人推不过去，就真的当了村长。当村长以后，他就教大家养牛，而且他知道牛肉往哪里销，牛往哪里卖，牛皮有什么用――后来办了皮革厂，等等。这样这个村就富了，成为养牛村。
在陕西有一个村子，大家也是在选村长，选谁呢？村民要选一个会种花的人。这个人倒不推辞，说你们要我做村长可以，但是我要在村公所门口挂两个牌子，一个说明是我们村的办事机构，另一个要说明是我们村的花卉公司――要办花卉公司，就是要全村统一种花；不同土地要种不同的花，花有各种季节的，花谢花开，这样村子一年四季都有花卖了――为了统一调配，所以挂两个牌子。大家同意之后，按照村长的话做，村子果然就富了。
所以这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邓小平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句话是“先富帮后富”，第三句话是“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我们一定要把三句话统一起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第一句话，先富帮后富，起带动作用带动后富，即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最后才能达到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对中国的前景，大家应该了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要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农民的收入能不能提高。
只要农民收入提高了，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在哪里呢？在中国，在中国的农村。9亿农村人口，2至3亿农户，如果农民收入提高了，每家买一个电冰箱，每家买一个电视机，每家装一个空调，这市场多大呀！每家为大人或孩子买一台电脑，那市场多大呀！我们现在去打开一个拉美国家市场、非洲国家市场……充其量也就1000万人口，或者几百万人口，还不一定能全开发出来。中国自己9亿农村人口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才是最可观的。只要每个农民每年添几套新衣服，纺织机一天三班倒还来不及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
（摘自《北大讲座》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定价：2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