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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传世记

2007-11-01 15:40:00 来源:书摘 师立华 赵根然  我有话说


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存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
在东营市广饶县收藏着1920年8月出版的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这看似平常的一本书,却被称为“国宝”,它的保存与流传,经历了世纪的风风雨雨。

  档案揭开版本之谜

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4月或春季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版本,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中文译本是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9月本。北京图书馆保存一本1924年6月的“第三版”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的发现情况,大致如此。后来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载了该版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最初出版的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对此曾作过报道。但是,由于上海本是一个孤本、孤证,仍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5月或4月。

1975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广饶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它提出了新的情况并作出了新的说明。广饶藏本,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调查和研究得出:第一,广饶藏本纠正了过去在上海藏本报道中的不确之处。广饶藏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丛刊》所刊载的上海8月藏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都标明上海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经过对照,广饶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个版本。第二,广饶本打破了“孤本”和“孤证”的局面。过去,认为《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我国出版是1920年8月说,只有上海档案馆一本实物作证,被称为“孤本”、“孤证”。有了广饶藏本(另上海图书馆尚有同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残本,至少是有了4本8月的版本。现在可以证明,《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三,进一步弄清了出版情况。从广饶藏本及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本封面标题都是“共党产宣言”这一情况来看,8月版本封面标题之误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这个封面标题错误,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的,而非什么译法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因为,扉页上竖排的标题清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以断定,正是因为发生和发现了这一版封面标题的行文词序错误,又加新书售罄,故在9月间进行“再版”时纠正了封面标题错误。从现有已发现的各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最早的版本。而且8月版本封底分明印着“出版”,9月版本印着“再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24年6月版本印着“第三版”字样,也足可说明。假定8月版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则8月本就应为“再版”,9月本为“三版”,1924年6月本成了“四版”,但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刘雨辉
  奇书的由来与传播

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先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手中,后又传到了广饶,不曾想经历了一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故而,“五四”时期山东的爱国反帝斗争特别高涨与广泛。这就促使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山东传播开来,那时《每周评论》向几个学校寄售。是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文献也是《共产党宣言》。会员马馥堂回忆说:“当时的主要学习资料是《共产党宣言》。我把《共产党宣言》、《向导》带回家去,我父亲看了,极为称赞,说马克思是圣人。”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初就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学习的。

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而这位“葆臣”是谁呢?经调查,他是济南的早期团员和党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中央档案馆还有档案说明他是济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七名党员之一。据王辩、刘子久等济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回忆,张葆臣当时在道生银行做职员,在党内管党、团刊物的发行工作。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是该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之间,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那么,它又是怎样传到广饶县刘集村的呢?原来是通过另一名早期女共产党员刘雨辉。

刘雨辉是广饶县刘集村人,曾先后就读于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刘淑琴、王兰英等许多共产党员,同年由于佩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常和延伯真、刘子久、李云生、张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的手中。1926年春节,她和同乡延伯真、刘子久一同回家省亲时,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党的宣传材料带回了广饶县刘集村。从此,这本革命文献便在这个偏僻的农村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刘良才

 广饶刘集党支部是在1925年春建立的。刘子久在帮助组建刘集党支部时,也曾从外地带回过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列著作、党的宣传文件。

这本《共产党宣言》当时由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其后,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又给刘集支部带来了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这样,刘集支部六七个党员,就拥有了两本《共产党宣言》。这在当时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来说,委实难能可贵。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在他家的三间北屋里,于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入冬农闲季节,党支部还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又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好材料。从现存《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由于这本书当年经常被翻阅,以至于在书的左下角留下了明显的指渍痕迹和破损。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得最早、最广泛的一部宝书。它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在革命的先知先觉者那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像广饶藏本这样的传播情况,则是不多见的。它在当时山东这样只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在贫苦农民当中传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这对认识“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奇书的传奇经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越来越严峻。1930年11月,县委领导几百名党团员群众,在大王韩桥庙会上“砸木行”,抵制敌人的苛捐杂税,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恨。随后,他们加紧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是他们却把印有红色马克思头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多次搜捕刘良才未遂。1931年2月,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刘考文把它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则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1932年8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刘良才在潍县也遭杀害,广饶党的活动转入低潮。但是,刘世厚和刘集村的许多觉悟农民,都坚信“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敌人的灭亡和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世厚把这本宣言作为对过去斗争岁月的缅怀,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希望和寄托,精心收藏起来,因此未落入敌手。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围剿”。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颁布了许多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他们对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或判刑监禁,或处死,这样的事例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广饶刘集村的一座破旧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精心地用油纸把它严实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眼睛。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日本鬼子和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存下,这本《共产党宣言》安然无恙。最严重的一次“扫荡”是在1941年8月,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位老乡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闻名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屋山墙的雀眼里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使之又度过了一次浩劫。

当年参加刘集夜校学习的部分老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广饶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不得不想方设法到处藏匿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了,人心安定了,直到1975年,刘世厚才放心地把这本书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

近70岁的刘世厚老人,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与最早收藏此书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在84岁高龄时,老人把这一“奇书”献给了国家。

(摘自《打开尘封的记忆:细说档案里的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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