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曾用过哪几种原料书写？
古人用什么写字？我们先看看商代的甲骨文。甲骨刻上字以后，在刻缝中有的涂朱色，有的涂墨色，以使所刻文字显示出来，让人看清刻的是什么字。朱色即红色，有种矿物质名朱砂，即为此色，从古至今都有用来写字的。至于墨，使用期同样很早，1975年至1976年春，
古时也有漆写的书，《东观汉记》就记有“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的事。杜林是西汉人。人们在西汉前就已在使用漆了，1960年在江苏吴江海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面有漆绘的彩绘。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的森林中长有很多漆树，这就为书写提供了原料。不过漆腻，毛笔不好使用，只能用竹挺或树枝之类硬物蘸漆写，写出的字头粗尾细，形似蝌蚪，故称“蝌蚪”文。
还有用血写的书。根据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在国内至少藏有五部，其中四部为《华严经》。一部藏苏州龙泰庵，是元代善继和尚刺血所写，十五年乃就。字为楷书，“藏锋浑劲，有颜鲁公笔意”。某年，一日本人愿出重金购归日本，而寺僧不与。日本人便以可带他一起到日本生活，“资之终身”相诱，僧也不为所动。日本人竟在半夜掘壁洞偷盗，幸被寺僧发觉，大呼捉贼，此贼即逃走，书则保存下来了。一部藏江苏吴县光福司徒庙，书写者是明代一位和尚，名字已不可考。这部书只写了六千多字，“蝇头小楷，字迹飘逸秀丽”，很有书法功底。一部藏广东潮州开元寺，为智诚和尚所写。他在1936年任潮安庵埠灵和寺住持时，鉴于民生凋敝，国运衰竭，作为一个佛门弟子未能为众生解除苦厄有愧于“如来使”之称，而决心弘扬佛法，于1937年起写此经，历三年一个月而完成。一部藏江西庐山博物馆，抄写者为庐山海会寺的普超和尚。据说因为血取自身，用血过多，四十五岁即弄虚了身体而圆寂。
除了以上说的四部《华严经》，另外苏州灵岩山寺有一部血写的经书，为《大乘法宝》，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明、丰廉两位高僧为弘扬佛法、献身佛教而写的。血从舌尖挤出，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写成，至今已历六七十年，仍保存着。但岁月沧桑，“十年动乱”期间，此经被毁损了十三页。
也有人用金银写书，比如有一部佛经，名《妙法莲华经》，共七十卷，分藏山东胶县和即墨博物馆，合为完整的一部。各卷有金银泥绘制的图画，部分经纸有银丝栏，经名及菩萨、如来世尊诸佛等名皆为金书，是北宋之物。经文书写工整，虽为经生所写，亦为宋代书法艺术精品。
更有人用纯金写书。元代的西藏名僧卜思端编纂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佛经大藏，是藏文佛经的总集。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朝廷花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抄成。近年又有人用纯金书写古代经典，共写三部，此事1991年4月19日《中国社会报》作过报道。这三部书，一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为《道德经》，一为《论语》。书写者为我国著名书法家赵之中先生。
外国也有用金写的书，据《世界图书》1988年9期介绍，此书藏英国伦敦图书馆，用金子宝石装饰，封面用钢、金、宝石做成，重一百余公斤，书中有金字五百五十一个。
荒诞的纬书
在我国书史上，出现过一种书，和“传注”一样，与经书也有极大关系，这就是“纬书”。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曾派人渡海求长生不老之术，传说得到过一部书，上有“亡秦者胡也”几个来历不明的字。当时他认为“胡”是指北方匈奴，故派重兵防御，不料后来“亡秦”的不是匈奴，而是他儿子秦二世胡亥。错在对“胡”字没有正确的“理解”，闹出了亡国的事故。
“亡秦者胡也”，是一句隐语式预言。这种预言都是用来预决吉凶的，故称之为“谶”，也叫“谶语”（有的上面有图，所以又叫“图谶”）。“谶语”的神秘色彩很浓，它附会于某件事，据说日后就会应验。这虽是无稽之谈，但由于古人好迷信，也就相信了。好事者于是就趁机造起这种“谶语”来，还有人进一步把这类“谶语”收集起来，比附于儒家经典，称之为“纬”。“纬”是相对“经”来说的，有“经”必有“纬”，故称“纬书”。
“纬书”出现于何时？先秦尚未见，从西汉末年起才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一直到东汉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屡有出现。所以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起于哀、平、王莽之际”。此后从庙堂到民间，其地位几乎与经书相等，信者甚至将它看得比经书更重要。“纬书”奇特荒诞，常常不知书名何义。儒家的几种经典都有多种“纬书”，而每“纬”又有莫名其妙的不同名称。如《易》纬有：《坤凿图》（又名《凿图》）、《乾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外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等，书名极为晦涩，无法理解。
没有一部纬书署有作者的姓名，后人也无法考究，除有个别地方讲到一些科学知识外，许许多多的记述都是荒诞不经的。当时的一些野心家和统治者，他们依各自的需要，用纬书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和文饰其扶摇直上的君权。西汉末的刘秀，当了东汉的光武帝后，他居然也查到纬书中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即“刘”――引者注）修德为天子”的“神话”，而认为他当皇帝是“天意”，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如桓谭力陈此类书为“巧慧不才伎数之人”欺惑贪邪而伪造的，刘秀大怒，几乎要杀他的头。
由于纬书为皇帝所重，所以朝廷决狱断讼，甚至用人也要先查一查纬书，看有没有“神”的启示。这样，一些讨好皇帝的人就围着纬书团团转，他们既读经书也明图谶，而且据此掐阴阳、识未来，成了几乎是半人半神的怪物。
但是，“纬书”毕竟是伪托“神”的意志造出来的，来历又不明，书里的谶语人人都可以随己意增添或删改，或作随心所欲的解释，所以它也有不利于封建统治者的一面，如东汉末年，张角就利用纬书中的“黄家当兴”造反。有的纬书中甚至还出现了汉代气数完了的话。这样，统治者感到纬书在此时不但帮不了他们的忙，反成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威胁，于是从晋武帝起开始禁纬书，到隋炀帝时禁之愈严。自此以后，纬书渐渐散失。现只有《古微书》和《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留下一些零星记载，人们已很难从中窥到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致给研究纬书的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
古时的侵权与盗版
唐代司天监是每年印有历本公开发卖的。四川因离长安很远，就无历本运到。安禄山之乱，唐僖宗从长安逃到四川，却见市场上有私人印的历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样，与政府发卖的标准本有别，而卖的人都说自己的历本是正确的。当地人把他们送到官府究罪。官说：“你们不是争月的大小吗？差个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这是小事。”于是把当事人赶出了公堂。
十分明显，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监的历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侵权，或者说是“盗版”。这本是违法事件，所以出错也无法避免，审判官应该依法对侵权者追究责任。哪知这个官偏偏是个糊涂官，胡说几句，一场盗版案也就不了了之。
撇开具体案子不谈，我们由此可知，侵权、盗版是古来就有的。在今天，这类事为法律所禁止，古代也是如此。那么如何防止呢？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印书比手抄容易，这就给盗版带来了方便，因而从宋开始，盗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于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罗璧《识遗》一书说：
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
没有申请而“擅镌”，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盗版，要依法处理的。这是一。
二是也在宋代，除了国子监刻印的一般经书而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将副本呈送官府看样，一方面是防“异端邪说”，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书为名，干那盗版的勾当。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则采取具体措施给予打击。
三是对合法出版物给予保护。事前张贴榜文，说明某书由某处某人所出，他人不得“专一翻版”。这样的榜文，既是事前预告出书信息，也是给盗版者一个警告。直到明清还是这样的。
除了官府干涉外，书商自己也有保护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备案，以示合法，他人无权翻刻。
书商的保护措施还有：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如元代陈在刻《古今韵会举要》一书时，声明如下：
实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陈谨白。
这样的声明，当时用的人颇多，不过说法各有不同，字数有多有少而已。少的如明陈氏刻的《皇明文集》，其声明只有六个字：“敢有翻刻，必究。”这完全是近代“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口吻。
这类声明，古人称为“牌记”。“牌记”式样并非一律，也不是明时才有。宋刻《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十六字，分两行写，外用边框。如图：
但是，“牌记”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难说了，因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构成侵权、盗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书商或著者将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声气广通”，还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对这类官司是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往往如本文开头说的皇历历本的案子，不了了之。
（摘自《书香小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3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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