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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校长的“落马”

2008-01-01 10:52:00 来源:书摘 黄朴民  我有话说


黄禹锡(中)在“克隆造假事件”曝光后接受媒体采访
如果做个统计的话,眼下国人们最最不满意的事情,高等教育肯定榜上有名。学费昂贵,穷人子弟上不起学;扩招离谱,就业形势一片黯淡;教学滑坡,质量江河日下;教改折腾,师生员工怨声载道;官气弥漫,大学精神直线沦丧……真的是“城”里“城”外皆痛心疾首,瞻“前”顾“后”实不胜唏嘘!

在对高等教育的诸多责难痛诟之中,学风堕落、学术腐败又占突出的位置,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重要靶子。的确,人们的这个愤慨和痛恨是完全有道理的。有些被媒体所揭露的学术腐败事件实在闹腾得太出格、太夸张了,听上去就如同天方夜谭似的。

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汉芯造假事件”:一个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从海外买来一个芯片,让人打磨掉原产地的所有痕迹,再镌刻上“汉芯”标志(在宋代,他可以到水泊梁山“入伙”,当第二个“玉臂匠金大坚”),然后拿着它去申报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居然瞒天过海,骗来了令人咋舌的巨额经费,并且混上“杰出的学术创新带头人”。这一把实在玩得够大够神奇,完全有资格入选“吉尼斯世界造假大全”,并成为“桂冠”竞争的首屈一指候选者。这不能不教人佩服这位“教授”的“创意”与“魄力”,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在今天社会的生动范例。很可惜他没有步入“政坛”,否则就是一匹最黑最黑的“黑马”呀!学术腐败堕落到了这个地步,真教人不得不效法三缄其口的“金人”,彻底无话可讲。

更有意思的是,这桩匪夷所思的学术“造假”事件(其实说“造假”并不准确,太轻飘飘了,它应该定性为“欺诈骗取国家资产罪”才对)被揭露之后,其后续处理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没有见到其所在高校公开向社会道歉,也不见那些当时主持或参与成果“鉴定”,给学术“造假”、“欺诈”发放通行证的专家们勇敢站出来表示任何忏悔,更不见那位气冲霄汉的“造假教授”缘此而灰头土脸,丢了饭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和整个社会“幽”上了一“默”,好像是嘲讽挖苦这场学术打假纯属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举动。“厚黑”精神光大弘扬到了这个程度,自然是百毒不侵,无往而不利了!真正典型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实际上,一个人,一个单位,出点问题,犯些过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例,古人不也这么说过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要命的问题是犯了错以后却千方百计强辞夺理、文过饰非、拒绝反省、一错再错。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芯事件”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经是积重难返、河清难期了。“哀大莫于心死”,歇菜吧!

回头再来看韩国。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韩国的高等教育界也不是一方净土、世外桃源。韩国高校的教授也是人,是人就不免“寡人有疾”,有人性的盲区与弱点。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也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转化为某些教授的行为方式,就是像吸食鸦片似的,尝试着学术“作秀”乃至“造假”,为自己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国立首尔大学黄禹锡教授的“克隆造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黄教授让名利的诱惑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或许同时还掺杂着“为国争光”之类的民族意识),于是乎,“恶从胆边生”,伪造技术数据,虚构实验结果,策划了一场“世纪大骗局”,公开宣称自己在“克隆”技术领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并把这一发现堂皇亮相,刊登到世界的权威刊物上。

韩国人是极度讲求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的,得悉黄教授在世界科技某个重大领域中独占鳌头、笑傲江湖的消息,当然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这也不能怪普通的韩国民众,毕竟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嘛),为韩国“克隆”科技的“飞跃”大声喝彩,评功摆好;这位黄教授也顷刻之间成了韩国人心目中伟岸高大的“民族英雄”了。

一位外国的政治人物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骗住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骗住一部分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间里瞒骗住所有的人。”诚哉斯言!黄禹锡教授的“克隆”技术造假也没有能逃脱这个规律。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黄教授的造假行为被彻底揭穿了,真相大白于天下,黄教授颜面扫地,狼狈不堪,无地自容!

不过,令人敬佩的是,韩国人对此事做出了正确而正义的反应。他们先是震惊,接着是失望,再就是愤慨,再就是斥责,最后乃是决断。他们为事实的真相而震惊,他们为科技“大进步”的气球被戳破而失望,他们为黄教授造假之举所导致的负面影响而愤慨,他们对黄教授忤逆学术良知的丑陋行径而齐声痛斥,对黄教授造假做出了迅捷而坚决的处置,以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彰显学术正义,挽回国家的学术声誉。于是乎,这位黄教授就倒霉了,就玩完了,就落魄了,科研经费被收缴了,教授职位让剥夺了,做人的面子给羞辱了,据说还有面临牢狱之灾的危险。“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当教授、做人到了这般地步,也算得上是穷途末路、彻底失败了!

其实,在韩国,不要说这种明目张胆的学术造假会到处碰壁,四面楚歌,就是一些学术不规范、学术存争议的问题,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也会成为一个学者人生道路上的“滑铁卢”,从此一蹶不振。说到这儿,我们就不能不提那位在高丽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只坐了一个月不到,便灰头土脸、黯然出局的李商弼教授的故事了。

2006年岁末,高丽大学校长鱼允石教授任期届满,功成身退。国不可一日无“君”,学校不可一日无“长”,于是就按相关程序,公开推举高丽大学新的一任校长。来自高丽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曾留学美国获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商弼先生,经全校教授、一般教师、职员和学生代表的投票(据说原先仅教授们有投票权,近年来为了体现民主治校的精神,职员和学生也可以参与这场选举“游戏”,但分量明显不大,实际上还是教授们的选择占主导地位,换言之,谁当校长,由教授们说了算),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当选为高丽大学新一任校长,并于2006年12月25日(真会挑选好日子,与“圣诞节”同一天)履新到任。

可是,不到短短的一个星期,一件惊人的消息就炸爆了百年老校高丽大学的校园,也在整个韩国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甚至在邻国中国也不胫而走、迅速传播(中国的重要门户网站“新浪网”曾以新闻要讯的形式加以发布):高丽大学新任校长李商弼教授涉嫌抄袭剽窃自己博士生的学术成果,学术人格破产,面临下台的危机!

据相关报道宣称,这一学术“罗生门”事件是这样的:有人指出,李商弼教授正式发表的某篇学术论文,采纳了其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学术观点与论证模型,因此,存在着所谓的“抄袭”和“剽窃”的嫌疑。李商弼本人完全否认这种指责,极力申辩说:其学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都是由他做导师的提供的,是导师见解的具体化而已,更何况,也是他自己主持课题项目的组成部分,课题以他的名义申请与完成,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属于“抄袭”或“剽窃”的性质。

其实,这位李校长的说法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据我所熟识的高丽大学几位教授讲,在韩国高等学校里,导师申请到项目,让自己的博士生参与到其中,跟随自己做课题,其研究成果导师是可以共享的,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乃是一种为学术界基本认可与允许的“潜规则”(倒颇类似于咱们高校某些学科时兴的“老板制”)。问题是,作为名校校长这样的公众人物,要接受更严格、更苛刻的学术道德衡量与约束,这类事情如果一旦沾上,就会有比较大的麻烦。

很显然,如果李商弼先生只是一位普通的教授,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不是什么重大问题,一般没有人会跟他去较真,更不会因为这类本身尚具争议性的事情而招惹是非、遇上无妄之灾。民不告,官不究,他可以把教授安安稳稳很滋润地做下去。

可是,当了校长就完全不同了,一旦到了这个位置,你就处在了风口浪尖上,成为了公众视线的焦点。这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经受社会公众严格乃至苛刻的审视,接受超乎常人的学术道德标尺的评判,任何瑕疵、任何疏忽,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都会被揪住不放、穷追猛打。要知道,那些不乐意看到你上台的同行们正发愁抓不到你的把柄呢(在韩国,同行也是冤家,内行整内行也是社会生活的常态),现在,你自己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自然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非把你咬个遍体鳞伤不可!这也是你自己活该倒霉,谁让你一不小心留有破绽,让人家有机可乘呐!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呼吁自己“引咎辞职”的强大压力,李商弼教授还想做最后的抵抗,毕竟这个校长的位置来之不易,况且人总是要面子的,就这样灰溜溜辞职下台,面子上也挂不住呀。于是乎,他希望搞一次小范围的信任投票,由教授委员会来投票决定自己的去留(或许他以为该委员会中自己的铁杆拥趸较多,比较有胜算)。然而,他的对立面深谙“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道,是不会给他任何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机会的,他们反对搞小范围、小圈子的投票,坚决主张由全体教授投票表决。

众怒难犯,李商弼教授也许是清楚地看到了全体教授投票的结果会不利于自己这一点,权衡再三,终于放弃抵抗,做出了引咎辞去校长一职的决定。就这样,他在校长这把交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从“终点”又回到“原点”,身心俱疲、丧魂落魄地回到高丽大学商学院重执教鞭去,成了高丽大学100多年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长。相信他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懊恼、非常沮丧的,“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膻”,实在悔之莫及。可是,这也不能一味责怪自己的对手心肠歹毒、下手太狠,谁让你自己不是金刚不坏之身,能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呢!

李商弼先生短命的校长生涯,固然是由种种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这中间也掺杂了一定的学术权力倾轧因素。但是,这事情本身,却是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的。即身为学术领袖人物,更应该具备高尚的学术道德境界,更应该严格遵守学术运作规范,更应该自觉引领学术研究风范正气,否则就不要贸然入局,以致成为箭垛,既损害了学校的利益,又损害了自己的面子。所以,这场风波,是对李商弼教授本人的一次深刻教训,同时也是对所有在学术界混饭吃的人士的一个启示。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韩国学术界对学术规范问题相对敏感,有时甚至为了竞逐学术利益而勾心斗角,“狗咬狗,一嘴毛”,放大问题,小题大做,闹得人人自危,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学术腐败的某种制约,正如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坏事变好事,又何尝不值得肯定。

的确,在许多情况之下,乌鸦的聒噪,要比喜雀的一团和气、只唱顺流来得更有价值。所谓“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正是这个道理。

(摘自《博览群书》200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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